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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命运被小记者拐了弯

2009-04-21

文史天地 2009年12期
关键词:参政张作霖蔡元培

王 勇

人称“东北虎”的张作霖,走过一段弯路,在沈阳城里错误地镇压了一些要响应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但他很快就认清了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积极要求进步,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和统一事业。

国奉合作始于1919年。这年秋天,孙中山先生开始和张作霖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双方约定,由北伐军先动手,兵出湖南,与敌决战,再前后夹击。然而,由于陈炯明叛乱和湖南当局的阻扰,结果北伐未能按计划行动,致使东北军在与直系作战中孤立无援而失败。

1922年9月,孙中山又修书一封,派汪精卫去东北请兵借饷,老张欣然应允,先后资助北伐军80万元巨款,以及部分武器弹药。在无偿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他的思想觉悟还有了进一步提高,多次表示要服从三民主义,主动让权,以实现全国统一。

1924年9月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即于次日举行北伐。一方面,北伐军牵制了曹锟、吴佩孚的行动;另一方面,直奉内部又发生冯玉祥倒戈,奉挥师南下,响应北伐的奉系,仅用1个多月就取得决定性胜利。老张随即与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然而,由于担任中华民国总执政的段祺瑞,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老张也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不理解联俄联共政策,导致孙先生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后出现重大的政治分歧,会谈未取得任何共识。“国奉合作”就这样不幸解体。

1927年,张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山河破碎。为进一步完成国家统一,北伐军遂于1928年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全面出击,与奉军展开激战。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伐军发生冲突,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国难,张大帅站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历史高度,向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发出通电,希望停战言和,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

这是老张的第二次让权,是又一轮国奉合作的新尝试。然而,这一事关党国的千秋大业,在即将通过讨论的前夕,竟然被一个叫张友鸾的年轻人无意中给搅了局。

那么,张友鸾是如何坏了党国大事的呢?此人在南京,不过是记者而已,但那时候的记者,敢捅娄子,政府官员敬畏三分。当时,国民政府由主席谭延闽与两位常务委员李烈钧、蔡元培主持工作,但蔡元培不常上班。谭延闽呢?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每周一的新闻发布会,这位李常委逢会必到,不时与记者聊聊天,因而和新闻界的关系搞得很好。

这天,张记者去采访,刚好碰到李常委要外出,两人打过招呼后,李常委喜笑颜开地透露他那里有“好新闻”,但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立刻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李常委引火上身,被缠得实在走不脱,只好透露当晚开会,要通过张作霖“参政”的重大新闻,并交给他一份“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材料,内容大意是北伐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应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以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正文下方,则是提案人的签名,他们分别是国府委员,以及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四个集团军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咛、万嘱咐张记者:“千万别告诉你的那些同行,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那可就给我找麻烦了!”

张友鸾倒没有告诉其他记者,但他却拿着提案,转身直奔附近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因为他认为,奉系求和,别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独阎锡山和张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么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们了解一下个中原委。

第三集团军办事处有两名代表。无巧不成书的是,在提案上签字的刘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赵代表听记者一问满脸惊讶,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原来,赵代表相当于“特使”,地位比刘代表高。阎锡山原本是不同意张作霖参政的,但因大家都没意见,想反对也反对不了,也就罢了,还落份人情在。谁知那刘代表为独占功劳,竟瞒着赵代表在提案上签了字,赵代表对此非常生气,他一生气,后果很严重——请蔡元培出面反对。

于是,蔡元培被人当枪使了。

蔡元培为人耿直,疾恶如仇。由于不久前张作霖刚绞杀了一批共产党和国民党人,其中有他以前聘请的北大教授李大钊,还有他的党国同僚,如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路友于、北京市党部主席邓文辉、妇女部长张揖兰、商民部长姚彦等,所以他十分痛恨张作霖。

本来,他是不常去国府的,当晚开会只要没异议,便可通过提案,形成决议。但那天晚上,他不仅去开会,还猛泼一瓢冷水,一进门就开口质问:“是谁允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

全场愕然。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他:“此话从何而来?”蔡教授更加生气,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地球人都知道了,还有谁不知道?”结果,参政提案胎死腹中,不仅张作霖的个人命运,就连党国的千秋伟业都因此发生惊天大逆转。

面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连串失利,张大帅命令全军撤回奉天。6月2日,他正式发表“出关通电”,表示自己要在救国志愿未偿之时,决不忍穷兵黩武,愿意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

两天后,即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返回沈阳时,不幸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

老张死以后,张学良决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放弃北洋政府统治权和东北军所有地盘。同年12月29日,在辽阔的黑土地上,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终于取代了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东北易旗,宣告了北洋政府的最后结束,标志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壮举,张学良功不可没。

然而,假设张友鸾那天没搅局,参政提案自然不会被否决,老张也就不会回沈阳,而是直接去了南京。而作为南京政府主要领袖的蒋介石,也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并同意奉系将领担任党国要职。这样的话,东北易旗必将提前,此后的皇姑屯事件也断然不会发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怎不叫人扼腕叹息!

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记者张友鸾也追悔莫及。几十年以后,他在《张作霖向南京政府求和失败记》中写道:“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

(作者单位: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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