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秋昌

人的记忆力各不相同。就我来说，记住得快，忘得也快。上学时，一篇课文，很快就背过了，但过不了多久便也忘了。我倒是很羡慕那些记住得慢却记得“牢固”的同学。由于自己的这个弱点，许多经历过的事情，现在的记忆都模模糊糊了，尤其是细节。但也有例外，比如对一棵古松和在上海的“转向”，却是历久不忘的。我在上海的“转向”，曾给朋友讲过，听者都认为很有些哲理意味，很适合写成散文。近日心血来潮，那就试着将这珍藏多年的“记忆”形诸于文字罢。

侯塚古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枣强县工作时，听说侯塚村有棵古松很是奇特，这一带的人都说：“南京到北京，没见过侯塚那棵松”。我于是想，那古松一定是身姿别具，非同一般了。

初夏的一天，风和日丽。早饭后，趁天气凉爽，我约了两个同事做向导，骑车登上蜿蜒的乡间小路。

路上，两个同伴见我兴味浓烈，都想给我先把古松介绍一番，我却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有个习惯，游览任何名胜，不喜欢先听介绍，唯恐先入为主的框子，破坏了第一印象的新奇感。

然而，我喜欢预先揣想。既然“南京到北京，没见过侯塚那棵松”，那么它必定有令人神往之处。或者它长得格外高，在无边的大平原上，挺立着一棵高耸入云的参天古松，使人仰视而不见其顶，自然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了；或者长得格外粗，粗到四五个人难以合抱，必然是叶茂枝繁，百曲千回，巍巍壮观；也许二者兼具，长势古怪，别有洞天……

万万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当这久负盛名的古松呈现在眼前时，我绕树一周，粗粗瞅了几眼，便大失所望了。高，不过十七八米；粗，两个成人即可合抱。这样的古松，莫说在深山老林之中，就是与北京“中山公园”、“十三陵”的古松相比，也要逊色许多呀!再说，它周围除了几处高低不平的土岗之外，没有任何陪衬，这就更显得其貌不扬了。转眼之间。如冷水浇头，兴味全无，真觉得是“看景不如听景”了，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奇怪的是，几年之后，我第二次观赏这棵古松时，自己的认识和感觉竟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1976年初冬，我跟随县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再次来到侯塚村。晚上和房东聊天，又谈到这棵古松。房东大爷介绍，这棵古松相传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不过，当初是人工栽培的，还是自然生长的，谁也说不清了。老人颇有感慨地说：“人生一世，不过几十年，还免不了走个弯路，这棵松树长了五百多年，可不容易啊!”我当初想，五百多年还算多吗?据我所知，中山公园那宋代古松，距今一千多年了!于是，我不解地问：“这棵松树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房东大爷抬眼望着我：“听口音，你不像本地人，明天你抽空儿去看看就明白了!”

我心中仍有疑惑。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我便向村东南的古松走去。来到树下，我上下仔细打量。这一回，我决心要看个究竟。看着看着，我情不自禁地叹道：

“果然出奇!真是名不虚传!”这时，我又想起第一次观赏时，由于没有发现它出奇的“高”，出奇的“粗”，出奇的“古怪”，就武断地认为它“不足为奇”，我为自己当时的粗疏而悔恨，同时也为自己惯常化的思维方式感到懊恼。看来，事物的显在特点容易看出，而从看似寻常中发现其不寻常，还真是不容易呢!

这次，它给我的印象是——“平中见奇”。“平”，是因为猛一看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细看又的确“出奇”。“奇”就奇在它的树干上。首先是直得出奇。像机井钻塔那般高的树干，居然连一个小弯儿都挑不出来。从上到下，没有一块疤痕，一道裂缝，一个朽洞。像这等高且直、粗而净的树干，的确罕见。还有，一般的树干，都是上细下粗，上下的粗细相差甚多，而这棵高十七八米的树干，上下的粗细异常匀称，用眼看来，颇有“上下一般粗”之感。这又是一奇。

当然，也有“树大自直”的原因，但如此没有任何枝杈，挺直匀称的高大树干，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我当时想。它究竟是靠了怎样的环境和土壤长成的呢?莫非它不曾经受过严寒、酷暑、风雨、雷电的摧折吗?不。在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它肯定经受过无数次的旱涝、战祸、地震以及千百次风雨雷电的摧残!然而，它至今依然保持着挺直向上的身姿，真是令人不得其解!大概，这正是它的神奇所在和被人称颂的原因吧?

红日高过了头顶，我举目四顾，因为时令已过立冬，其他的树，叶子几乎都落光了，迟落的柳叶也发了黄，唯有这挺拔向上的古松，在广袤的冀南平原上高撑着一把绿伞，朝阳映照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生机勃勃。我凝神站在古松下，反复欣赏着，玩味着，思索着……

转向

在人的一生中，大概都有过“转向”(即迷失方向)的经历和记忆。那滋味真不好受，原来熟悉的一切，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就像置身于异国他乡，惶恐、焦急、无奈，此时，就有他乡遇故知的渴望，以便指点迷津，好让自己豁然开朗。

我第一次“转向”，大约是在六七岁的时候，那是跟着爷爷到县城赶集，因为自小长在山村，没见过那么多人，城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于是，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待我收回眼来喊爷爷时，已不见爷爷的踪影，我喊啊叫啊，但那喊声一出口便被嘈杂的声浪吞没了……记得是由南往北走的，哭喊中不知怎么就觉得是由北往南走了。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转向”。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就转身向回跑。而奇怪的是，明明是自己刚刚走过去的路。怎么完全变了样呢?莫非让大变活人的把我变到什么地方去了吗?我多么希望再把我变到爷爷身边啊!可是等来等去，我还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转来转去，眼前的景物越发像是在梦中变得怪异可怕了。

以后还转过几次向，都是因为夜间乘车所致。待天亮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便立刻恍然大悟。那种欣喜之情，也是难以言表的。“转向”的经验告诉我，人在瞬间就可以迷失方向，也可以在瞬间清醒过来。

然而，199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时，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转向”，却非同以往，它“转”得顽固，“转”得持久。

那是初冬，我于晚八点到达上海西站，坐了两站公交车，又走了大约两站地，便到了华东师大。当晚，我觉得是进了南门往北走的，可第二天一问，才知道我的方向错了。会议期间，安排到浦东参观。在外滩，在南京路，在浦东，我对方向的感觉都准确无误；在返回的路上，也是如此。没想到，一进华东师大的校门，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转”了回去。后来的几天里，先是在操场上不再转向，一进招待所的门就又转了向；再后来，在招待所的楼道里不转向了，可一进房间立刻又“转”了。我试着出出进进往返多次，希望能够恢复正确的“方向感”，可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是一出房间就清楚，一进房间就转向。记得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先生住同屋，很想问问他的方向感，但没好意思张口。我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和“不解”，离开了华东师大。

所谓“不解”，就是我不明白这次“转向”为什么这样“顽固”，为什么仅仅是一夜之间在脑子里形成的“图式”，竟然如此难以改变?不过，正是这“不解”，让我顿悟到一个以前不曾意识到的道理，那就是：一个人要想改变或超越自己，是何其难啊!试想，一夜之间在头脑中形成的印象、认识、图式就这样难以根除，那么，一个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和认识，岂不是更难改变吗?

在体育比赛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要想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就是“超越自我”。由此我想到，对于作家来说，若想永葆创作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就要不断地实现这种“自我超越”。因为作家的写作，总是受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支配，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文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从主观上说，任何作家都想“超越自我”，而事实上，由于既有观念的难以改变，常常使得许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变得僵化和保守起来。这样看来，所谓“超越自我”，不是想“超越”就能超越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它的“难度”，能有充分的认识(大概许多人缺乏这种认识)；唯有对它的“难度”有了充分、足够的认识，才可能对自己习惯了的或深信不疑的东西进行追问和质疑，并因此产生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迫切愿望和勇气，而后，才有可能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这次的上海“转向”，虽然至今还让我感到“别扭”，倒也从中悟出了一点点道理，故而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