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也许自从人类学会驯养家禽六畜开始，猪这种憨厚老实的动物就与农家依存至今。

只要在农家，家家都有猪圈、猪槽，不论是穷家富人，户户都养猪。公猪、母猪、仔猪、架子猪、肥猪，多者十几头，少者两三头，量力而养，卖钱、吃肉少不了猪，离不开猪。因此。养猪成了衡量农村妇女成就的尺码。猪养得越多、越肥。就证明农家主妇勤劳、能干、合格、优秀、受人敬重、得众褒奖。母亲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供我读书。一年要养好几头猪，常常要求我没完没了天天去找猪草，拌和着糠麸，喂那些嘴长耳尖摇着尾巴的猪。可在那连^都半饥半饱的年代，要把猪养得体面、能卖到钱、能吃上肉，并不比自己把儿女养育成人那样简单。种菜、打糠、喂养、防疫，道道环节都是闯关。就这样，一茬茬猪在母亲的瓢把子下长大、消失，又一茬茬猪来到我家，在母亲的手下周而复始长大、消失。装点着沧桑与艰辛的生活。

养猪难，卖猪更难。在我生长的那个山村，山高坡陡，不通公路，通往食品组的山路要经过几道山崖，常有喝醉酒的人和踩踏脚的牲口滚落箐谷，命丧黄泉。而要把那些上调完成派购任务的大肥猪，活鲜鲜送往食品组，又谈何容易。上坡下坎，七弯八拐，猴子过路也要谨攀慎行的山路，无法抬猪，只能用背架把活跳跳的猪捆上，请两三个壮汉，轮换着，背到十多里外的山下，交给食品组。为背猪，为交猪，意外的事也常有发生。那年，老叔家背着上吊的大猪路过猴头崖时，老天一阵劈雷，狂轰乱炸，雨泼风推，骇得背上的猪呼天喊地，拼命挣扎乱蹬，摇摇晃晃，老叔的脚下重心不稳，连猪带人坠入峡谷，命归西天。老叔入土，全村人含泪饱尝了一顿用老叔生命换来的猪肉大餐，却让老婶苦熬半生，守寡至今。

猪肉好吃，可农家是不能饱足享用的。那时，实行农产品派购政策，养猪吃肉有任务，如果要杀一头猪过年吃，必须养一头六十公斤以上的猪，按等级交售给国家，或是“吃半卖半”，由食品组验收过秤后分两半，一半当任务完成，上交给那些拥有铁饭碗的人吃，一半才是自己的。能吃上肉，基本上都是逢年过节，生产队会从养猪场挑头猪出来杀吃，应应节气。起初，肉分部位，好的做粉蒸肉或酥肉，头脚、五脏六腑肠肚下水煮“杂碎”，一汤一肉平均分配给全村人吃。有些人家会算账，为了多吃，宁愿少分好肉，多要“杂碎”。后来，要求吃“杂碎”的人多了，吃不到“杂碎”的人认为专吃“杂碎”的人占了便宜，意见很大，主事者只好不分部位，统统砍碎一锅煮，让大家做不平吃平。对肉饥渴得像豺狼虎豹的我们，去分肉非常积极，不时把锅盆敲得丁当丁当响，催大人很快分肉，梦想即将井始的天堂生活。

“穷人养猪，富人读书”，这是一句流传在农家的口头禅。其实，农家的任何一个孩子，要读书也离不开猪。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要到山外很远的地方读书，总是凑不够那几十块钱的路费、学费、书费、生活费，令全家人发愁。急中生智的母亲，无奈之下，才把主意打到了那几头刚经历了一场瘟疫，准备养起来发家致富的猪崽身上。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母亲照例早早地起床，剁猪食、煮猪食、喂猪，迷迷糊糊中我被母亲叫醒，喊我和她一起去狗街卖猪。我急忙起床，帮着母亲从猪圈里抓了两头最好的猪崽，装进垫有半篮草的花篮，屁颠屁颠跟在母亲背后，把哼哼唧唧的猪崽背到了狗街小镇，在街尾那棵大酸角芽树下叫卖。一对可爱的猪崽，不知被陌生的买主看过多少次，摸过多少回，就是出不上母亲开出的“三十六块六”的价。直到黄昏，街子将散，母亲才作了让步，在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中，最终以“二十九块六”的吉利数额成交，为我凑足了求学的费用，让我走出乡村，端上了“铁饭碗”。直到今天，那天卖猪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取消了派购任务，农家养猪，可自由买卖，自由杀吃。猪的品种也由原来单一的“油葫芦”猪，变成了“嵋山”、“约克”、“长撒”、“杜罗克”等新品种猪。市场上也相继有了配合饲料，养猪催肥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膘肥体壮的猪越来越多。吃肉已不成问题。十冬腊月的乡村，几乎天天都有人在请杀猪客、吃杀猪饭，整个乡村一片喷香。

而猪的“怪病”也似乎多了起来，口蹄疫、蓝耳病，会与人交叉感染，闹得城里人小心翼翼，很少吃猪肉，不敢买猪肉。就连我自己，每年吃的肉都是从老家腌制成火腿，制成油炸肉带来。一度时期，猪价下跌，母猪被劁，养猪受挫。几年过后，猪价上涨，国家又倾力扶持，把能繁母猪纳入保险，养猪也被纳入了新农村建设、温饱示范、整村推进、小额信贷扶贫、专业村组建设等项目规划，扶持发展。一些像模像样的养猪场也应运而生，猪肉加工的龙头企业也齐头并进，使得原本只能在农家圈里养的猪，只能用来过年的猪，走出山门，成为产业，养卖链接，销往外地。

古往今来，粮猪安天下。究竟是猪养育了人类?还是人类养育了猪?历经沧桑，潮起潮落。不管社会文明程度有多高，生猪发展，令人深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