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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2009-04-16

电影文学 2009年20期
关键词:叙事多元文化身份

华 昊

[摘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境中,我们总会面临种种困难,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激扬的时代精神都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信心。励志剧作为一种描写人物面对挫折,坚持信念,最终实现梦想的类型片,能起到激励心志、抚慰人心、倡导崇高的作用。回顾和总结优秀的励志剧作品,将有助于激发个人的成功欲望、激活民众的生命能量和唤醒民族的创造热情。

[关键词]改革,励志剧;身份;叙事;多元文化

如今,看电视已成为城乡居民休闲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其中电视剧作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拥有最庞大的受众群。电视剧有一种割不断的入世情结,它总是希望在自己的影像世界里关照现实社会生活,而电视观众也会把电视影像与自己的生活体验、人生经验联系在一起。

党和政府始终强调电视剧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必然以营造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氛围;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氛围;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氛围;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氛围为首要职责”。励志剧作为一种通过描写人物面对挫折,坚持信念,最终实现梦想的类型片,能起到激励心志、抚慰人心,倡导崇高的作用。回顾历史、面对当下,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和重重困难,我们来研究和探讨励志剧,必将有助于鼓励人们坚守那“无畏的希望”,激发个人的成功欲望、激活民众的生命能量、唤醒民族的创造热情。

一、社会转型与身份变迁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迄今的30年,中国经历了整体深刻变革,特别是“1979年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身份组成,即便是原有的社会身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身份虽然经常被狭隘地同地点联系在一起,但身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物质商品和文化权力在社会身份间的不均衡分配,常导致争议和冲突。身份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反映和歪曲特定的权力分布的,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这30年也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的转型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代电视剧的生产,而电视剧也以多重角度关注着社会身份、社会生活的变化,可以说,电视剧的影响正是来自于历史文化与社会精神的有力结合。

1知青

1982年,根据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描写了一代青年在十年动乱中的不同际遇,着重描写了他们的奋进精神和高尚情操,“岁月蹉跎志犹存”。主人公柯碧舟“消沉一振作一奋进”的精神历程最具有代表意义。1984年,根据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改编的同名4集电视连续剧,真实地再现了东北建设兵团40万青年的欢乐与痛苦、梦想和失望、奋斗与徘徊。歌颂了这一代青年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两部电视剧不再像以往的“伤痕电视剧”那样谈起知青生活就扼腕叹息,虽然也表现了令人痛心的时代错误和艰苦的磨难,但更多的是谱写了壮丽的青春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或许观众会同意《今夜有暴风雪》的主人公曹铁强的话:“我们付出和失掉了许多,但是,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有分量。”当人生再次被历史骤然改变,面对已然陌生的生活情境,崭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茫然、困惑和失落难免会萦绕心头。但生活却还要继续,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心灵的“呵护场所”——记忆中那挥洒青春的热土,以此来恢复自信与勇气,活出不乏精彩的人生。

2农民

“三农”问题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农村题材励志剧通常以农民在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改变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为切入点,虽不免有把农民、农村理想化的问题,但也大胆思考了农村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愚昧的历史文化根源,改革对农民的深刻影响不仅是命运的改变,还有思想、精神上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因而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曾有过小小的高潮。改编自柯云路同名小说的《新星》(1986年),讲述了文革结束后的古陵县在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带领下,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该剧以一个县为背景,浓缩了中国农村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生活。《情满珠江》(1994年)以南方某电风扇厂从乡镇小厂到国际集团为蓝本,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与中国经济痛苦而傲世的锐变历程,全景式地描绘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壮美画卷。那些具有先锐意识的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命运,甚至实现了从农民向工人、企业家等多重身份的转换。

20世纪90年代开始,乡镇企业发展逐渐变缓和停滞,进城成为许多农民无奈的选择,《外来妹》(1991年)通过描写以小云为代表的打工妹离开家乡,来到五光十色的城市打拼,她们不仅经历着身份的蜕变,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也发生了改变。在新生活的冲击下,通过不断进取和超越,终于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城市是他们挥洒汗水、泪水和实现人生梦想的地方。但对于大部分的进城民工来讲,社会身份仍是十分尴尬的,处于城市的边缘,无法享用城市的各项资源,在为城市做出无数贡献的同时,仍不免遭受误解和歧视。

我们的创作者逐渐开始重新反思土地对农民的意义,它是根,是生命的源头。现实中,千万农民也立足农村、开发家乡、走向市场,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农村和农民走向小康和富裕的独特道路。《梦醒五棵柳》(1996年)描写了从贫穷的村庄五棵柳嫁到镇上的夏葵不忘家乡,同姐妹们一起养鹅搞副业,凭借锐意进取、自立自强的精神,终于美梦成真,走上富裕道路的故事。《华西村的故事》(1993年)展示了中国农业经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赞扬了华西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农村改革中的普遍价值。《三连襟》(2007年)更提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村如何与世界对接,谋求发展的问题。

《富起来的人》(2003年)、《刘老根(二)》(2003年)等则提出了“富了以后,该怎么走?”开始涉及身份转变后,思想意识变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的农民的持续奋斗。

《走进大山》(2008年)讲述了原省农业厅科长王青山,为实施山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毅然辞去公职,返回家乡青龙山区,带领家乡父老依靠科技致富。全剧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热点,同时融入了“科技兴农”等元素,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农村概貌和具有新时代风采的农民群像。重返不再仅仅是受城市文明排挤后的无奈选择,而是重新认识乡土后慎重的人生抉择。这对于无数在城市和土地中徘徊的农民无疑具有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乡村也成为人们可以想象未来的地方。

3城市平民

城市的意象是什么?电视剧中再现的城市生活如何?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答案的差异将是非常巨大的。或者就像戴维斯说的。有阳光也有黑色,阳光是令人鼓舞的城市经济及个人成功的神话,黑色是道德的堕落及对财富的盲目追逐。在社会变迁和文化演变中的城市图景表明:城市里也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城市里的人们也有不一样的生活。作为都市人,活着虽然是艰辛的,但希望永在。

《有一个青年》(1979年)改编自张洁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因“文革”失去正常学习机会的青年电焊工顾明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国内外焊接技术资料,终于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故事。展现了被十年动乱贻误光阴的青年积极上进,开拓事业的精神。

《乔厂长上任》(1980年)、《车间主任》(1997年)等描写了改革者面对改革大潮中的各种困难,不屈不挠,凭借强烈的事业心和非凡的魄力,终于正义压制了邪恶,真理战胜了错误,推动了工厂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些励志剧塑造了一批披荆斩棘、立志改革的时代英雄,启示人们:改革不仅要跨越技术、经济上的困难,更要克服思想、道德及情感上的矛盾和困惑。但某些描写国企改革题材的励志剧也存在着美化体制的缺陷,例如常将失业下岗美化成天赐良机,认为只要下岗并转变观念,必然能劳动致富。现实社会中那些遭遇中年下岗,缺乏技能,生活困顿的工人对此是难以认同和产生情感共鸣的,因而其励志的功效也大打折扣。

在城市的急速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变得稀缺而珍贵。《大哥》(2002年)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租车司机形象。面对家中老父、幼子需要照顾,妻子下岗,弟妹层出不穷的麻烦,大哥文海成为陈家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凭借着乐观的生活态度,正视生活的艰辛,同命运拼搏奋斗,终于带领全家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还有《撑起生命的蓝天》(2002年)等电视剧也通过描写凡人小事,世俗生活和平民心态来表现城市平民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展现了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谱写了真善美的人生赞歌。

二、叙事话语与人生神话

电视剧是一种叙事艺术,是现实与想象的结合。那些源自历史与生活的故事所提供的意义及展示的理念反映着最简单却也最重要的生命形式,支持人们追求人生的价值。而“特定类型与公式结构均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文化现象及精神需求,也使剧情中无可避免地再现着社会共有的神话、梦想、象征与游戏”。阿倍尔·岗斯说过,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励志剧的灵魂则是其话语精神即民族性和当代性,通过电视影像重述和审视着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强化了“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英雄——那些“由于自身的美德、优异及勇敢而得到崇拜和作为偶像得到崇拜的个体”。,无疑是最能够体现这些伟大精神的,面临逆境,他们无所畏惧。根据普罗普的解释,英雄和恶人之间的斗争就是有序力量与无序力量、善与恶、文化与自然之间斗争的比喻转换,这样的斗争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非常基本的,电视剧叙事则是探索其中人的因素和社会因素。《新星》(1986年)把改革家李向南放在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股势力对垒中进行生死考验。改革者被想象成一个单面人,一个符号化的英雄。对改革意义和正当性的强调,势必要突出改革者英雄的魅力、高贵的品格和常人无法比拟的能力。此类励志剧的叙事也通过曲折离奇的情节来展现英雄的性格历程和展示人物的命运路程。前者使人追踪其命运的轨迹,得到审美期待心理的满足,后者促人探究其命运形成的动因,使人受到灵魂的震撼产生,对生活、时代的思索。人物面临的目标愈困难、遭遇的对手愈厉害、使命愈是艰巨、完成任何的过程愈崎岖,则故事的戏剧性就愈高。在励志剧中,人物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强化了,简单来说,观众要看的剧情就是人物如何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奋斗。在道德表现上,英雄人物表现出沉着、勇敢、坚定、无所畏惧的完整性时有一种过分理想化、过分美化和明显概念化的倾向。不过,就像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任何电视(着重号部分作者将“电影”改为“电视”)再现手段只要它在心理上是合理的,不论它在物质上是否真实,都是有价值的。”

“大众的价值判断以及道德秩序的理解、解释,必须是符号性的,因而承载着符号意义的人物形象自然地就呈现出一种简单的形态。”故二元对立这种在审美创造中将人物性格和命运推向极致的思维方式,是适应大众审美习惯的,也使得观众在观看时,容易做出情感判断和认同。法国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认为,人类的艺术形态分别受到史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史诗文化孕育出了传奇式叙事,历史文化孕育了历史式叙事。传奇式叙事遵循二元对立的模式,使观众不会发生认同危机。传奇式叙事的人物性格是扁平的,叙述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类型性格去处理,没有重大心理层次和性格的发展变化。现实矛盾往往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通过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来恢复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信心。

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励志剧不以过强的矛盾冲突来吸引观众,而以真实的细节描绘,细腻的情感铺陈来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如《大哥》《撑起生命的蓝天》《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等。

在励志剧的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兑现梦想,释放生活的想象。那些“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神话,使观众情不自禁地进入集体的梦幻之中,共享着被电视叙事制造出来的欢乐。这种欢乐,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三、多元思想文化图景下的励志人生

美国学者萨姆纳在《民俗》一书中写道:“人类团体的真实生活过程不是来自任何伟大的哲学或伦理的推理过程,而是在即存条件下努力地好好生活的过程。这些努力不断地大量重复,从习惯和协力行动中汲取活力,作为后果的民俗变成强制性的,所有的成员都被迫遵从。这样,民俗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电视剧文本反映着人们的思绪与愿望,彰显着社会大众的潜在意识,与社会思想文化相通,故可以通过考察电视剧文本来理解一种文化是如何体现与规定着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信念。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了一个以利润为惟一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塑造着所谓成功的神话,商人成为民众崇拜的“当代英雄”,渲染了极端功利性的思想文化观念。当然,对富裕阶层生活的窥视和想象始终是普通民众生活的乐趣之一,猎奇和自我激励交融的魅力也是难以抗拒的。从总体上看,励志剧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仍滞后于时代的脉搏。

20世纪90年代后,多元思想文化图景下,成功和英雄都有了更多新的内涵。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产生并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根本任务。电视剧不可避免地要遵守、表达、维护社会中最稳定、最主流的思想观念,这也决定了电视剧在中国主流社会和大众生活中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众多励志剧与“时代性”中心话题息息相关,对主流文化进行支持,倡导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日出东方》(2001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以宏大的历史画卷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他们的高尚品格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0年)中无私奉献、不虚度年华的英雄保尔,《走向喜马拉雅》中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奉献青春的川藏线上的汽车兵,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格激励着我们。《希望的田野》(2003年)让我们看到了腐败根除、政治清明的希望。《士兵突击》(2007年)中钢七连的信条“不抛弃,不放弃”让我们热血沸腾。主流文化在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励志剧要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日常生活之间找到一种“相关性”。

电视剧主要是以与生活的贴近性、日常性作为自己的特色的,其要么“在社会背景、社会生活、人物类型等方面获得与现实的互认性;要么用现实性的眼光演绎和呈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家庭和人物,追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日常性。”十六大后,党中央对整个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重要工作原则。电视剧对现实的模拟性再现,不断推动着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与文化身份的确立。这一时期的励志剧开始将英雄演绎为所有和命运抗争的普通人,重新定义和挖掘人的价值与自我意识。正是通过对小人物的塑造,展现了生活中平淡而又富有意义的情境,找寻着生命的特殊意义和普遍价值。由于社会的急剧发展和分化,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正在改变,可以包括任何阶级、阶层、社会角色和各种知识背景的人。《永不放弃》(2001年)中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的医护人员,系列剧《以时代的名义》(2002年):《军中最后一个马帮》《金色的梦》《士兵的婚礼》《正义是美丽的》《美丽人生》《女装甲团长》《京都女警官》《红叶》《一个工人的履历》《风中的胡杨》中的主要人物原型:工人、士兵、警官、农民企业家、护士、检察官,还有长江上的信号工和少数民族妇女,这些新时代的英雄以其不平凡的人生谱写了我们时代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乐章。如果我们刻意强调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对立就是违背历史的潮流,多元的另一面便是相互融合。

当代社会中,大众文化是直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通道。它所体现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很容易直接作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并影响着其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塑造社会大众灵魂的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的是,大众文化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倾向,其主要的目的是给大众提供消遣娱乐,但是在一些优秀的励志剧身上,很好地融合了“消遣光阴”和“感悟人生”的两种功能,在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男欢女爱的展现中也不乏深邃的人生哲学。《世纪人生》(1999年)、《奋斗》(2007年)、《笑着活下去》(2008年)、《丑女无敌》(2008年)、《我们生活的年代》(2008年)……尽管大众文化形式多元,但《闯关东》(2008年)、《走西口》(2009年)等剧中体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仍然能在我们心底最深处形成共鸣。

四、结语

人们评价一种文化形态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其是否蕴涵并传播了其所处时代的先进文化。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创新则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励志剧要运用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来体现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众保持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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