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川

周总理肯定记者站工作

周恩来抓记者站较多，过问得很具体，很了解记者的工作情况。他1967年两次接见记者的讲话中，对记者的工作做过评价。

4月那次接见中，一开头就说：“《快报》、《简报》报道了很多好消息。我们是依靠你们的《快报》、《简报》了解情况的，靠你们的消息是主要的。第二是省、军区的电报，两样合着看。我在广州接触了一些记者，共4位。今年解决各省的问题，到广州是第一回，我没带人去。我就靠这几位记者，接待群众，帮助谈话，了解情况，很得力，帮助反映了不少情况，多数是正确的。”

9月那次接见中，又是一上来就做总体评价。说：“首先应该说，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有益的工作，这一点中央一向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从你们这条线上得到了很多情况，对中央了解各省市区的情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常谈到这方面的好处。所以，你们的工作成绩，首先应该加以肯定。有些地方即使你们报道得不多，但是只要发现了问题你们报道了，只要有提醒的价值，我们就很需要，因为去年党委的报告，许多地方不真实，今年当然不同。今年主要的报道负责机关是出于军区，军区对底下的情况也不是那么了解。革命群众组织这一派那一派，你们和他们接触多些，把他们的情况反映上来，补军区的不足。军区由上而下接触的报道，你们由下而上接触的报道，或者从某个侧面报道，这对我们都很需要。我们根据这些报道，了解和解决了许多省的问题。你们这个报道在这里起了作用，而且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成绩是有足够的估计的。”

我参加了这两次接见，见到周总理那么忙，还了解得那么细，讲得那么具体，两次讲话用两个多小时，十分感动。现在翻看这两次讲话的记录打印稿，仍然感慨良多，深深感受到在总理直接关怀下工作的无限温暖。

毛泽东与记者站

记者站从组建到工作的全过程，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据中央文革的头头讲，记者站上报的《简报》、《快报》、《各地动态》和信件，毛泽东基本都仔细看过，还作了大量批示。

这些批件传到记者站的，就有几十件，如：驻沈阳记者写的“血统论”泛滥情况和危害；驻武汉记者转送的王任重夫人的求助信；驻哈尔滨记者写的黑龙江省三位一体夺权的基本经验；驻贵阳记者写的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归口大联合的经验，等等。

毛泽东批发的上述搞件，多数是正面的经验，少数是有倾向性的问题。批后，有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有的加上社论、按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影响到“文革”运动的进程。

毛泽东对记者好的报道给予了好评，对记者的问题也给予了指正。对记者工作具体方法原则，也做过指示。批评指示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简短讲话中。这段话是记者站1967年11月18日传达的，讲的时间大约在11月中旬。这段话的全文是：

“记者要全面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多作调查研究，要进行分析。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

这段话给记者指出了三点努力方向，实际也是记者当时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要全面反映正反两方面情况，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文革”初期，毛泽东为发动运动，提倡大乱，多次告诫全党不要怕乱，认为乱是好事。当时全国乱的局面是空前的，后发展到不好收拾的地步。做为客观存在，那段时间，记者报道反映的，自然是反面的坏事居多，这些材料毛泽东很重视，批示过不少。并没有嫌反面的东西报得过多。到1967年秋季，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提出要制止武斗，批判派性，各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斗私批修，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讲团结，实现大联合。军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也由支派，转向支群，促进大联合。中央也积极推动大联合，筹建各省革命委员会。中央的部署，是注重稳定局势，从倡乱到倡治。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上层问题已经解决。对干部的底数已大体清楚。群众派别争斗，特别是大规模武斗已达到极致，生产建设已受到损害。全党全国人民治乱思安的意识极大发展。毛泽东大概认为该安定下来，落实政策，解放一批干部，集中抓抓斗批改和生产建设了。尽管这时一些地区还很乱，坏事也不断出现，记者自然还报一些反面的坏事，但报多了就不适宜了。这时中央需要的治乱求稳的正面经验。所以毛主席提倡也报正面东西，并批评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

二是多作调查研究。在乱的时候，突发事件多，记者自然多陷在报道这些紧急突发事件上，调查面过窄，报道很零碎。有的地方，有些时候，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抓不住主要矛盾，没完全找到关键性的症结所在。这时，中央需要的是深入全面的调查，需要解决主要问题的关键报道，而不是零碎的动态性的报道。

三、进行分析。不分析就辨不清虚实真伪，就抓不住本质，找不到规律性的东西，就容易片面。这时，中央需要规律性经验，指导下步运动。

毛泽东这段言简意赅的讲话，可以说切中了记者工作问题要害。可惜当时记者站没有大力组织记者认真研究执行，只给各地发个简单的传达式的通知，给毛主席写了份空洞的致敬信就完事了。

陈、江一伙开始整记者

1967年底，派驻各地的记者，大多数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我也被叫回来参加。集训期间，陈伯达两次来记者站发表讲话，要求记者揭发批判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气势汹汹地批评了记者。

第一次讲话，给了些表扬鼓励，说什么：“记者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大多数报道是接近事实或符合事实的。”他说自己“是官僚主义，对记者关心不够”等等，虽是一些套话，没有新意，但总体还是让大家认真学习，做好工作的。

第二次讲话，调子就变了，主要是挑刺，批评了一些人。他首先质问曾去福建惠安做过调查的记者庄锡民：你到惠安去干什么?我陈伯达是不是大地主?他问得没头没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好像记者去查了他的家庭出身似的。庄锡民原是新华社驻南京军区的记者，同我在一个组工作半年多，是个认真严谨、头脑冷静的同志。不知他怎么得罪了这个重权在握、整人如麻的同乡。庄锡民也是福建惠安人，1967年他在福州记者组搞农村调查时，就近回原籍看看，也写了惠安农村的稿子。调查活动和所写稿件，根本没涉及陈伯达的家事。面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庄锡民马上站起来说，自己去农村调查完全是正常工作，更没有调查任何人。陈伯达不听庄锡民的解释，继续大声质问，弄得会上气氛很紧张。下来，庄锡民同我谈过这件事，我们共同的疑问是：作为中央领导人的陈伯达，怎么能这样无根据地胡乱猜忌?不问青红皂白地随便训人?他家有什么事这么害怕?当然，这只是我们私下议论，并没往深处想。

陈伯达还批评了驻保定的记者。他开

头就问谁是驻保定的记者，得知此人已去外单位时，就让人去找。记者到场后，他没问情况，开口就批，讲了一大篇。他的福建话太难懂，我只听出了大概意思，是指责记者肯定的一支支左部队是有错误的。说记者的报道不对头。原来，这位记者在北京大学驻点报道中，主张学生大联合，要团结不要分裂，引起过陈伯达的不满。后到保定肯定过的一支支左部队，正是陈伯达所打击的一方，这更触怒了这个华北的太上皇。记者站撤销后，陈伯达仍抓住这位记者不放，又批了几次。直到批陈的华北会议前夕，中央批发的一份文件中就列举了陈伯达打击记者这件事，把它作为陈的一条罪状。

陈伯达讲话时，还对少数记者持红旗杂志记者证工作一事，提出了批评。他气呼呼地扯谎说：谁让你们用《红旗》的记者证?我这个《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怎么不知道?当场让人收回。记者们对他这一指责，很是震惊。记者开始使用解放军报证件工作，后来因这样采访地方群众不大方便，才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部分人使用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证件。这件事连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周恩来在几个月前接见记者讲话时还提到过，说记者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都是中央文革派出的，是一个口子的。周恩来讲这番话时，陈伯达恰恰在场听了。他还不断看《红旗》记者写的稿子，怎么能说自己不知道，反而指责别人呢?后来我在记者站听说，是毛泽东对《红旗》记者提出了疑问，他问过凡是有红旗记者工作的地方，都很乱，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我才明白，身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这是妄图推卸责任，诿过于人。

1968年初的一天晚上，陈伯达又来记者站，召集在京全体人员讲了几句话，让大家马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地，听江青讲话。原来他是特地跑来下通知的。这类事务性的小事，过去本是由工作人员用电话说说就完事的，这次由他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来做，而且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是很不寻常的。

记者站在京人员来到钓鱼台江青住楼的会议室，看到陈伯达和江青已等在那里。过去几次集训接见，都是周恩来主讲，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陪同。这次与过去的接见不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其他成员都没到场，只有陈伯达、江青二人。开始陈伯达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后江青主讲。

江青首先大讲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其中说到“是中央文革小组识破、并端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坏人。”这些话，使人吃惊，王力、关锋、戚本禹本是陈伯达、江青的得力干将，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说江青、陈伯达主动揪出了王、关、戚，完全是欲盖弥彰。

江青还声言：“王、关、戚背后整了我的黑材料”。这话更不能置信。当时江青重权在握，红得发紫。与她同伙的王、关、戚绝不敢整她的黑材料。很显然，江青是借此标榜自己“正确”，掩盖她与王、关、戚一伙的关系。

奇怪的是，江青竟扯起了她三十年代的历史，说她自己当时参与了“左联”的工作，是革命的。说有几篇文章可以证明她当时的情况，并表示要把这几篇文章发给记者看看。这时她还冒出一句“人言可畏”的话。对她有关个人历史的表白，听众们不感兴趣，认为文不对题，多此一举。她说给记者看的文章，以后始终没有发来，她标榜革命，正在掩盖丑恶。无故对记者的表白，反映了她对记者的戒心，是深怕记者发现她的历史丑闻。

下来，江青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所属机构的负责人。竟诬说“中央文革办事组、记者站和办信组架空了中央”，“成了王、关、戚的黑手”。她要求这些单位要暂停工作，集中揭批王、关、戚，整顿内部。办事组是中央文革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办公室：办信组是中央的群众来信接转机构；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这些机构组成人员都是选调来的，绝大多数是现役军人。与王、关、戚没有历史瓜葛。这次江青给这些机构负责人，扣上了吓人的“大帽子”，并没举出半点事实根据。

最后，江青讲完，陈伯达又奉承了她几句，吹捧江青“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

记者站领导人的遭遇

江青，陈伯达讲话后，记者站领导班子立即被彻底改组，班子成员被割了韭菜，全部被关进地下室，隔离受审。后来得知，就在江青此次讲话前后，办事组和办信组的很多人，也被不明不白地关了起来，多年后才被解救。

记者站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经选举，在记者中选出9人，组成了新的领导机构——服务组。选举后的第二天，陈伯达来记者站，当众宣布批准服务组的组成，让服务组领导记者站的各项工作。

从此，记者站开始了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审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记者站原负责人的阶段，开始由姚文元领导，后来由中央办公厅领导。抓记者站比较多的是中办副主任王良恩。

记者站服务组负责审查站里原负责人，还派人参与审查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五个人。记者们写出了一批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文章，有的还贴在了办公室墙上的专栏里。

开展揭批审查工作时，在外地各点坚持工作的记者，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也陆续全部调回北京。

对记者站负责人的审查，搞得十分彻底。查封了他们的办公室，查阅了他们的笔记、批文、讲话记录、来电来信记录，最后查明他们与王、关、戚只是工作关系，没有不正当的活动；记者报来的情况，重要的已全部呈报给中央领导，并无从中截留。不存在当王、关、戚“黑手”、架空中央的问题。尽管如此，在陈伯达、江青的压力下，还是给几个负责人，定了个”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

记者站原负责人被关押一年多，在记者站撤销后，带着记者站服务组草拟、经中央文革批准的审查结论，回了原单位。这些所谓“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又给他们带来了多年灾难。

记者站原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战争年代是随我军转战的战地记者。解放后任新华社驻某大军区记者组组长。带着审查结论回到军区后，立即被撤销原职，名义上被派到某县人民武装部任副政委，可一直没得到工作权力，继续接受审查。在清查所谓“5·16”分子运动中被关进了监狱。后因没有证据，摘了“5·16”分子帽子，但被说成“问题严重，态度不好”，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个人申诉，组织复议，加上新华社总社的交涉，处分被撤销。后又经新华社军事部的协调，把他调回北京，职务调为副师职，安排到北京军事机关的干休所，离职休养。

记者站原负责人，被错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又被复查平反的事实，充分说明，江青强加给记者站的“架空了(党)中央”，“成了王、关、戚的黑手”的结论，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她们滥害无辜、粉饰自己、掩盖罪行的阴谋。

中央办公厅的两份文件

受迫害被冤屈的记者，纷纷不断申诉，甚至向中央写信，一致要求落实政策，

还自己清白。

据此，中央办公厅于1972年11月29日发出了43号文件，专门就记者站的工作和审查记者一事，发出通知，对审查记者作出政策性规定。文件中，首先肯定1966年从军队和中央机关抽调干部，成立记者站是中央的决定，这等于说这不是中央文革的决定。也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决定。肯定这批记者离开本单位是正常的组织调动，而不是记者的个人行动。肯定记者站是中央的记者站，而不是中央文革或其他什么人的记者站。文件还说，记者站“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有少数同志在陈伯达、王、关、戚蒙蔽下犯过一些错误，办了一些错事；坏人则是极少数。”这就把大多数记者解脱出来。文件提出了政策规定：“对记者站的成绩应当肯定”，对记者“应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不能把他们都推到陈伯达、王关戚那边去。”“对犯过一些错误的同志要热心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揪住不放，改了就好。”“对极少数有严重问题的人，应认真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并实事求是地做出恰当的结论。”此文件下发后，一些大搞阶级斗争、大抓“5·16”已经上瘾的单位，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一些记者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中央办公厅于1974年7月1日又专门发出了12号文件，重申了第—个文件的基本精神，督促落实上个文件。此件与前件不同的地方是：指出记者站“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取得的。这等于进一步强调了记者站是中央的，是合法的。此件中指出：“对于受林彪反党集团迫害的记者，必须调查研究，公开平反。”第一次承认记者受迫害，是林彪一伙干的。此件中还把前件中说的“坏人”改称为“个别不好的记者”并“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把性质改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个文件下达后，随着清查揭批林彪集团工作的深入，记者被陆续解脱。其中有的单位为掩盖迫害记者的错误，还给少数记者的结论，留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尾巴，直到八十年代才给予改正。

八十年代获复查平反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党整党时，中央发文要求在整党中清查一些历史问题，其中包括清查中央特派记者，特别指出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这次清查由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中央纪委领导，由记者所在单位党委组织实施。各单位抽调了得力人员，组成专门班子，进行大量内查外调工作。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记者当年写的稿件；去记者曾工作过的城市走访了诸方面的知情人；征求了所在地区党委的意见；甚至还审问了关在监狱中的各地造反派头头，根据调查情况，作出了明确、基本实事求是的结论。把结论给记者看后，征求了本人意见，听取本人的申述，之后报上级党委最后定案。这次清查重调查研究，重事实根据，结论基本实事求是，经办人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较高，又有各级党委层层把关，程序严密，态度认真严肃，给记者洗雪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使大多数记者心情舒畅。

这次整党，基本恢复了记者站的真貌。恢复了记者应有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