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在主流政治领域，侠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精神资源，发挥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先锋作用，那么，在更为广大的社会文化领域，晚清同样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侠文化风气。

晚清社会的侠文化风气，仍然可以从世俗和先锋两个层面来看。在世俗层面，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文康《儿女英雄传》刊行和光绪五年(1879年)石玉昆的评书《三侠五义》出版之后，对于侠骨柔情的人格想象，对于清官义侠的政治想象，成为当时社会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想象出路。为什么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有对侠的深厚感情?这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侠文化风气密切相关的。

但是，无论《儿女英雄传》也好，《三侠五义》也好，都是封建政治愚民式的主流文化。当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时，尤其是在谭嗣同和秋瑾先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后，侠文化就被时代潮流从封建辅助提升到了革命先锋的高度，为后来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做了充分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文化现实的铺垫。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他素来所崇尚的墨家游侠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侠义精神基础上，伴随着他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开始了对于中国侠文化的现代改造，并成功地将“游侠”、“义侠”转换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

二

20世纪以前，并无作为专有名词的“武侠”。“武侠”作为专有名词，始自日本。1 900年，日本科幻小说的鼻祖押川春浪发表《海底军舰》，描写俄罗斯南侵，一批日本志士在海底制造军舰，复兴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