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才

不久前，应邀到青岛，参加束星北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感触很多。

束先生是被公认的天才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英、德、法等国，在当时世界科学前沿的狭义相对论和场论的研究上很有建树，也是有幸与爱因斯坦共事的两位中国学者之一（另一位是周培源）。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艰，束先生毅然结束学业，回国任教，长期担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主持物理讲座和讨论。李政道就是在他的指引下，由化工系转到物理系，选择物理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以后在1957年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所以他一直非常感谢束先生对他的启蒙和教诲之恩。

但是束先生性格极为刚烈，拒绝任何形式的假话空话，不说违心之言。这就注定了他在解放后的不幸遭遇。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那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在高教界实施的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从此综合大学只设文理科，农、工、医、商等独立建院，大学下不再设院；束先生由浙大调到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解放初年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关，束先生就很难过去，因为他坚持认为马列主义是哲学，不能指导自然科学，不能指导物理学。这个观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当局接受，也不能为当局所宽容的。而束先生又坚持己见，不肯作任何调整或妥协，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束先生很快被推到全校公开批判的境地。如果束先生低低头，说几句违心的话也好，但那不是束先生的性格。于是在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升级为“历史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