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海珠

这件事似乎已有定论，大凡讲述中共党史，都有明确记载：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租船开会的事，这是王会悟的主意，也是由她去操办一切的。

当我看到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第一章第二节“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讲到父亲茅盾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从乌镇来到上海，“……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其实，这件史事我早年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只是苦于没有文字记载可以对照查证。现在，有人这样明确地叙说，太令人兴奋了。我的父亲孔另境是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时的租船人，他曾配合过王会悟的秘密工作。虽然已是错过的历史，至今有人补充述说它的过往，把一段光荣历史的真实记录下来，仍是很重要的史料。

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孔另境生前并没有回忆这段历史的文字记载，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有关这方面的自述。然而，从小时侯起，父亲在聊天时会讲述那条嘉兴南湖的红船，讲起自己年轻的时侯……

在我记忆深处还有这么几件有关的事情：记得1964年4月，我曾陪同父亲回家乡乌镇一次，那时交通颇为不便，从上海出发，先坐火车到嘉兴，再转坐内河的船到乌镇。回程时，当然也要到嘉兴转车。那天，父亲特意预留了时间，提议去一次南湖。我们父女俩在南湖岛上的烟雨楼前拍照留念，还特意在南湖游船前驻足。那天，这条船并不停靠在岸边，远远地望过去，在湖中泊着一条颇为“典雅”的船只，没有什么特别，父亲对我说，这条游船有着非凡的特殊意义。当时，我还稚气地问他，它真的就是1921年租用的那条船吗？父亲笑了。接着他说起当年租船的事，他指着湖边的房子说，此地我熟悉，在这儿来租船的。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和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悟去租船，由我出面租船很安全。

大约还要早几年，1961年左右，父亲有两次很晚才回家，他说到嘉兴开会去，为了修复一大开会时租用过的船。我问，为什么找你？他说，我对嘉兴的游船熟悉，去介绍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包括船只内部的结构特点等。他们还请了其他熟悉情况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收到南湖纪念馆寄来的两张方形照片，说是修复船的实景，《南湖革命纪念船》、《中共一大革命纪念船船舱》，请父亲提出意见。这两张照片至今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

就此，我知道这条船和父亲有点关系。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记载有关文字，我也不便信口说话，毕竟我知道此话说出口的份量。

然而也不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我的日记里有一段记录，不妨抄录下来：

1979年7月29日 星期日

下午去徐恭时家，他非常用功，掌握材料很多。几个月前（3月18日）他对我说，他知道一大南湖租船的事，与我父亲和茅盾有关。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今天又特意去问他，关于南湖租船的事。回家，又问了母亲，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桐乡人，与姑妈孔德沚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在恢复这艘船的时侯，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

徐恭时先生早年（1961年-1962年）曾是“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他们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同时也访问了与茅盾有关的一些亲友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掌握的“南湖租船人”信息，大致也源于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但是，没有看到他们当年的资料记载，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仍有些口说无凭。

我还注意到王会悟的几次叙述：

其一，1991年冬季和1992年8月，桐乡人柏春带着录音设备，两次赴北京看望和采访了王会悟，听她亲口讲述1921年的历史。王会悟用带着浓重的乌镇口音讲述1921年在嘉兴南湖举行的那次重要会议情况：

上海侦探很多，‘一大没开完就被发现了，李达也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是书呆子……有人提议去西湖。我说怎么能去西湖呢，已经被巡捕房注意，即使到了杭州也是要被察觉的……刚开始，大家讨论，后来结论是，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还有人说，会总是要开的嘛。于是，我就说，要去一个大家想不到又可以去的地方……我说到一个大又不大，小又不小的地方去。去南湖，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董必武特别赞同。

谈到为什么提议去南湖时，柏春的录音带里再次传出了王会悟的亲口解释：“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其二，在乌镇西栅王会悟纪念馆，在题为《“一大”卫士——王会悟 》“ 再献良策到南湖”一节中介绍：

“……于是，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市区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还预定了一桌酒菜。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王会悟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但她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出色地确保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王会悟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显然，王会悟在回忆中突出了她个人的功绩，这是她应该有的光荣。别人似乎不便补充和更正当时鲜活的情况。父亲生前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当时的有关细节，大约也出于此心，不掠人之美。然而，细节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为了准确无误，2008年3月29日，我拨通了北京韦韬家的电话，向他核实情况。如今已84岁高龄的他，再次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他们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

考虑再三，把这件事记述下来，使之不被岁月的流逝而湮没得无踪影。或者，若干年后有史家考证时，可以作为有关材料的补充。是为幸。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