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宇

[摘要]现代性首先是进化论的时间价值诉求，而在中国这样后发展现代性国家中，这种时间价值则被空间化，即将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等等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深刻嵌入西方与中国、外与内、乡村与都市等空间范畴中，对时间化了的空间或者空间化的时间的体验成了中国人深刻而独特的现代性经验。而“外来者故事”这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近百年的绵延、变异，表现了在现代中国象征意义系统中，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不仅被深刻嵌入中国与西方、外与内、都市与乡村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还被嵌入另一对空间性范畴——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的建构中。换言之，性别符码一直在参与有关时间、空间的表述。时间、空间与性别的深度关联实际上是“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文学所表达的一种非常“另类”的现代性经验。

[关键词]时间空间性别“外来者故事”现代性

[作者简介]王宇(1966－)，女，福建省福安市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2；I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3—0107—08

我们知道，现代性首先是进化论的时间价值诉求，而在中国这样后发展现代性国家中，这种时间价值就被空间化，即将现代与传统、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现代性时间范畴深刻嵌入西方与中国、外与内这样的空间范畴中。对时间化了的空间或者空间化的时间的体验成为中国人深刻而独特的现代性经验。“娜拉出走”就是对这一独特现代性经验的经典表述，女性由内向外空间位置的变迁——出走——见证了历史进步的脚步。“女性”实际上是这种空间化的时间体验的重要支点。当这样的现代性经验被诉诸文学形态时，“外来者故事”模式便应运而生。这个“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大致有这样的固定情节：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来到一个闭塞的传统空间，冲突由此展开。外来者境遇有两种：第一种，不为环境所容——或遭遇进入“无物之阵”的尴尬，或遭受排挤放逐；第二种，成功进行启蒙，唤醒、解放闭塞、落后空间中的蒙众。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都是男性，而传统空间中的生存被表述为一种女性化的生存，包括女性、孩子抑或被去势的男性，她们被专制、落后势力囚禁在封闭传统空间中亟待启蒙、救赎，完成由内而外、由传统到现代的时空转变。不难看出，这个叙事模式包含着时间、空间与性别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种关联性在“外来者故事”模式近百年的绵延、变异中被赋予怎样不同的表现形态?这其中又包含怎样不断变化的现代性经验?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外来者故事”的原初形式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述的那个著名的“铁屋子寓言”也许可以算是“外来者故事”的雏形，那个大嚷起来唤起铁屋子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的人就是“外来者”，“铁屋子”正是传统中国的象征。这个寓言已然奠定了“外来者故事”基本的结构原型。此后这一结构原型被不断复制、丰富，成了启蒙叙事最重要的结构模式。完全吻合或多少包含这一结构模式元素的作品不胜枚举，当然了，鲁迅自己的小说以及柔石的《二月》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二月》的主人公现代知识分子萧涧秋来到闭塞的南方小镇——芙蓉镇，他很快陷入对穷苦的青年寡妇文嫂的人道主义同情和与新女性陶岚的爱情纠葛中。小镇流言骤起，文嫂自杀，萧涧秋愤然离去。尽管萧涧秋在芙蓉镇逗留时间总共不到两个月，但这个来而复去的“外来者”却在芙蓉镇激起轩然大波。他的到来首先唤醒了陶岚被小镇的保守、封闭氛围所压抑的热情，而这样的热情一旦苏醒便喷薄而出，反过来对萧涧秋的颓唐、软弱构成一种覆盖和拯救。这使萧涧秋对陶岚心存疑惧，一方面，在芙蓉镇，陶岚是他唯一的知音，他需要通过与陶岚的对话和共谋来避免陷入失语状态，来确认自己截然不同于庸众的现代主体身份；另一方面，与陶岚交往又使他的启蒙者身份一直处于虚设、悬置状态，因为他无法通过陶岚来实现启蒙、引导、救赎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功能。于是，贫苦的底层劳动妇女文嫂和她七岁的女儿采莲的出现就成为叙事的必需。这两个形象可以看成对陶岚形象必要的补充，她们弥补了陶岚形象所欠缺的、而又是启蒙叙事所期待于女性的角色功能。通过对文嫂的无私救助、对采莲的悉心教诲，萧涧秋完成了自我角色期待，超越了内心深处因自我认同的障碍而导致的失落、空虚。一直被虚设、悬置的启蒙者身份也落到了实处。同时也正是通过共同救助文嫂、采莲，陶岚由萧涧秋的对话者渐渐演变为他忠实的追随者。尽管萧涧秋最后难逃失败的命运，但“铁屋子”中三位女性的存在却使他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得以确立。

这恰恰是鲁迅笔下的“外来者”们无法做到的。在《故乡》、《祝福》中，“我”同样面对封闭传统空间中的女性人物，杨二嫂和祥林嫂，但她们并没有与知识者“我”构成两性情爱关系域。杨二嫂不仅没能成为启蒙信息的接收者，而且还自作主张用“三房姨太太”“八抬大轿”等等一大堆传统文化信息来对“我”的身份进行误认。在这样的误认面前，“我”根本就陷入失语中，更遑论对她进行启蒙。而祥林嫂虽然主动请求“我”指点迷津，但“我”却支支吾吾，无力教导。无论是“故乡”还是鲁镇都比芙蓉镇更具“铁屋子”的象征意味，但唤醒和救赎的行动却先期流产，先觉者根本无缘体会萧涧秋式失败的悲壮就已退场。这无疑反映了鲁迅对启蒙理想的绝望。鲁迅一生对启蒙最激情、诗意的讲述出现在《伤逝》中，尽管在这篇小说中启蒙理想最后也没能逃脱“无主名”杀人团的天网，但涓生毕竟成功引领了子君的出走。事实上，在“五四”语境中，关于启蒙的激情讲述几乎都离不开两性关系域，启蒙者最成功的事业便是引领娜拉出走，此外启蒙的言行几乎都很难奏效。即便是面对孩子，启蒙者的困境也在所难免。《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在孩子那里遭遇到的冷漠、仇视，无疑宣告了启蒙者“救救孩子”理想的幻灭。爱情成为启蒙可行的必要前提和唯一有效的叙事场域，这就是为什么“出走的娜拉”会成为启蒙叙事最最重要的文化符码。

而鲁迅恰恰并不热衷于这个特殊的叙事场域的营造。他虽然也经常将女性人物设定为传统空间中蒙众的代表，但她们极少与启蒙者构成情爱关系，《伤逝》算是唯一例外，然而，子君、涓生的悲剧还是终结了启蒙在两性关系域中的有效性。且不说涓生所操持的那套启蒙话语自身的抽象与空疏，子君的勇敢与回应也不过是涓生一厢情愿的幻念。既然性爱关系域是启蒙唯一有效的叙事场域，那么，对启蒙在这一场域中有效性的终结无疑是非常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比他同时代人更能体味启蒙的虚空与绝望。

显然，“五四”启蒙叙事的惯例悄然规制了“外

来者故事”的性别秩序。有着现代西方文明背景的“外来者”，代表着新、现代(并启示着未来)、进步、文明，这个角色一定是由男性来承担，而女性则作为蒙众的代表，她们生活在旧的、传统(时间指向上属于过去)、落后、愚昧的空间中，亟待启蒙、引导、救赎，同时也是启蒙唯一(抑或是最先)的回应者。正是娜拉的出走，即女性由内而外的空间位置变迁，见证着进化论历史时间的脚步，也成就了启蒙与回应、导引与跟随、施救与被救的二元对立，进而建构出一个崭新现代主体(男性)身位。这种隐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的时间化的空间逻辑正是“外来者故事”的基本叙事原则。

二、延续与变异

如果我们对文化原型的理解不局限于荣格所谓“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一种普遍意象”，而将原型看成是一定历史时期某一社群的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经验模式，那么，“外来者故事”无疑就是凝聚着20世纪中国人普遍现代性经验的一种叙事结构原型，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中，执著地寻求表现，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不同历史时段中顽强绵延，绵延的过程并非简单的再现。而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异。

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在医院中》正是表现了“外来者故事”叙事原型在革命语境中的变异。毕业于上海一家医科学校的陆萍，来到根据地延安偏僻、闭塞的乡村医院。她的现代医学知识、工作热情与这所医院无知落后、冷漠狭隘的氛围产生激烈的冲突。这样的情节看起来似乎是“五四”语境中“外来者故事”的翻版，但“外来者”的性别身份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意义重大，它导致叙事结构关键环节的相应变化。尽管和许多“外来者”一样，陆萍在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中也很快找到一个异性知己——外科大夫郑鹏，但她并没有成为郑鹏的启蒙者、引导者，他们只是平等的对话者、同路人。陆萍似乎并不胜任启蒙、引导这样一些“外来者”角色的功能，相反地，她自己最后反成了被启蒙、引导的对象。一个完全不计个人荣枯的异性长者对她的耐心教育，使她心悦诚服地主动放弃自己的立场，离开医院。这样的结局也与启蒙语境中萧涧秋、吕纬甫们无奈的“来而复去”完全不同。当然，这其中更有性别之外的原因。

尽管《在医院中》所呈现的城市一乡村、外一内空间对峙完全符合“外来者故事”所坚守的时间化的空间逻辑，这一逻辑在革命语境中也依然有效。但革命却改写了特定空间地点的时间属性，城市与乡村、外与内空间对峙中原本承载的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对立不再成立，而是恰恰相反，城市／外面的世界是堕落、反动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代表着中国的过去；乡村／内在的空间则是纯洁、革命的，因而是进步的，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这样一来，“外来者”陆萍行为的时间合法性就显得相当可疑，这必然要使这个“外来者故事”面临叙事危机，因为进化论的时间逻辑一直是“外来者故事”的内在叙事动力。而让陆萍心悦诚服地放弃与环境的对立则可以使叙事重新回到进化论时间轨迹中。但叙事者对叙事危机的苦心修复，依然无法避免人们对陆萍的指责。陆萍成了进步(时间合法性)的革命共同体中名副其实的“外来者”、异端、他者，这也是知识分子在革命共同体中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恰恰与女性这个性别在父权文化中的处境相似，因此在对陆萍的批评中实际上隐含了对她“知识分子”和“女性”双重异质身份的指认，这使批评显得格外苛刻。

其实，《在医院中》还隐含了另一组更重要的空间对峙，那就是陆萍的出发之地学校与她的到达之地革命机关之间的对峙。这一组空间地点的对峙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在“讲述话语的年代”是不言自明的，而类似的空间对峙十多年后再次出现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和陆萍一样，也是从学校出发来到党的心脏机关——市委组织部，也与新的空间中的人、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抵牾。叙事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早在小说空间位置的设定上就被宿命般预定了。如果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那么，《在医院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叙事危机无疑意味着由于社会关系的变迁，诞生于启蒙语境的“外来者故事”模式对空间的形塑已经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关系中新空间生产原则，它必须进行一定的变更才能保证这一叙事模式在新的语境中的合法性。

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部名噪一时的电影：《柳堡的故事》、《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这三部电影实际上存在隐秘的关联性，即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外来者故事”的结构因素。这三部作品中都有一个从外面世界来到闭塞、落后乡村的“外来者”：《白毛女》中的大春是参加八路军后回到自己故乡，《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和《柳堡的故事》中的李进都是因执行战斗任务来到吴琼花和陈二妹的村寨；“外来者们”同样有着现代文明的背景，也同样对闭塞传统空间中女性人物喜儿、吴琼花和陈二妹进行启蒙、引导、拯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故事中“外来者”所来自的空间地点，不再是城市、学校这样的现代空间，而是另一类现代空间——革命军队，这就带来“外来者”社会身份的变化，不再是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是红军指挥员、八路军战士，他们操持的是另一套现代文明的话语。而这又带来了他们对女性人物启蒙、施救的方式、过程乃至结果都与“五四”语境中的“外来者”们大不相同。正是这些变化保证了“外来者故事”叙事模式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合法性。

当然，尽管存在这些变化，但维持这个叙事模式稳定性的基本成分还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基本成分就是人物的功能。正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在考察民间故事的结构时所说，“人物的功能在故事中取着稳定恒常的成分的作用，不管他们是由谁和怎样具体体现的。它们构成一个故事的基本成分”。然而，普罗普似乎没有注意到人物功能的性别差异性。不同性别身份的人物显然有着不同的功能，而这种性别分工才是构成“外来者故事”中“最稳定恒常”的“基本成分”。这三个故事中的人物功能的性别分工与“五四”语境中的“外来者故事”保持严格的一致性，男人与女人分别扮演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导引者与被导引者的角色。正是这一“最稳定恒常”的“基本成分”支持着这个叙事结构的完满运作和被广泛的认同。其实，在20世纪50—60年代，包含“外来者故事”模式的革命／解放叙事比比皆是。“外来者”(革命者)来到一个反动／落后势力统治的空间，传播真理的火种，启蒙、引导民众起来革命。这是那个年代的红色叙事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之一，但其他文本都无法像这三部电影那样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在“外来者故事”的绵延过程中，有些因素是要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关于城市、乡村、外、内等空间地点在线

性时间坐标上的位置、“外来者”的社会政治身份等等；而有些因素是不容变更的，比如作为这个叙事模式的基本成分的人物功能的性别分工，它保证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完满运作并被广泛认同。《在医院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两个“外来者故事”恰恰违背了这个“变”与“不变”的原则，它们一方面继续维持“五四”语境对城市、乡村、外、内这些特定空间地点在线性时间坐标上的位置设定，另一方面却改变了人物功能的性别分工这个最不容变更的基本成分，让女性知识分子和女性化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文本的时代，“知识分子”所表征的就是一个女性化的暧昧、边缘、弱势的文化身位，两者之间常常被重叠编码)来担当具有时间进步性、道德优越性的“外来者”的角色，叙事的危机当然就在所难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治变动，使知识分子由社会身份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这个群体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女性化的身份，再一次胜任启蒙、引导、拯救的“外来者”角色功能。新时期文学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设置为自己的基本主题，而再没有比“外来者故事”这一叙事模式更能完满地展现这一时代主题了：现代文明的信息同样通过男性带到偏僻的乡土，他们是下乡知识青年或从外地接受现代文明熏陶后返乡的当地青年。《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中的李幸福、《小月前本》(贾平凹)中的门门、《鸡窝洼的人家》(贾平凹)中的禾禾、《远处的伐木声》(蔡测海)中的水生、《西府山中》(朱小平)中的海成……而处身“铁屋子”内的乡土芸芸众生中最渴盼也最先感受、回应“外来者”文明召唤的几乎全是单纯而富有幻想的农村青年女性。《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烟烽、《远处的伐木声》中的阳春、《西府山中》中的麻叶儿……她们追随“外来者”走出愚昧的传统空间，奔向文明的现代世界。

从“五四”启蒙语境到革命语境再到新时期语境，“外来者故事”中男性人物社会政治身份、文化处境显然在不断变化，从“五四”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到革命时代的革命军人再到改革开放时代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但女性人物的社会身份、文化处境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祥林嫂、文嫂还是喜儿、昊琼花、陈二妹抑或盘青青、小月们，事实上并没有质的差异，都是在“铁屋子”中亟待启蒙、解放、引导的客体，现代文明信息的回应者、接受者。性别政治作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最古老、最不易觉察的政治形态，无疑是一种最深刻的意义原型，它渗透在“外来者故事”的结构原型中，支持着这个结构原型的完满运作、持久绵延。

三、女性“外来者”：时间叙事的颓圮

如果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启蒙叙事(包括新启蒙叙事)还是革命叙事事实上都是典型的现代性时间叙事，以延续不断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为基本特征。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对仿佛亘古不变的民间生存方式、地域色彩、文化样态的关注，已然表明一种自足的空间逻辑的出场，从而使文学叙事持续良久的清晰进化论时间指向变得驳杂、模糊起来。而随后出现的先锋、新写实、新历史、个人化写作等叙事倾向则进一步质疑、解构了线性时间观念，以对理性的颠覆、对经验的整体性、连续性的中断，对碎片化的历史场景、自在日常生活、私人经验、个体身体的迷恋，将空间从线性时间的侵蚀中剥离出来，回到一种自在的、循环往复的状态中。“外来者故事”模式作为“五四”以来现代性时间叙事的一种最重要呈现方式必然面临挑战。这样的挑战率先指向“外来者”的性别身份，因为性别秩序一直是维持“外来者故事”模式稳定性的基本成分。

在寻根代表作《老井》中，携带现代文明信息的“外来者”不再是男性而是到外面世界、现代都市闯荡回乡的年轻姑娘巧英。不同的是，《老井》叙事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女性“外来者”巧英的视点。叙事所要认同的恰恰是以孙旺泉为代表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生存方式：打井的成功靠的是孙旺泉们九死不悔的民族精神，而现代化的打井技术只是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世纪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性蓝图。在这样的现代性蓝图中，在“体”“用”层面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巧英，成了老井村这个具有明确隐喻的空间的名副其实的“外来者”／异类／他者。也就是说，巧英不仅是空间位置上同时也是文化内涵上的外来者。为了强调这一点，叙事刻意在巧英与异类狐狸精之间不断换喻，巧英最后的离去隐喻了老井村族群秩序对异己、他者的放逐。《老井》的叙事逻辑已然表明，在现代中国的空间想象中，女性的空间位置是变动不拘的，既可以是“内”亦可以是“外”。而不变的是这一性别作为主流价值主体之他者的身份。这恰恰体现了现代空间生产的结构性特征，无论是“内”还是“外”，单个空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与另一个空间地点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获得明确定义。重要的不是谁居“内”、谁居“外”，而是“内”与“外”的关系，即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主次、优劣关系，正是这个关系建构起“内”“外”空间之间不断变动的等级秩序。而性别等级秩序却不随着空间等级秩序的变化而变化，性别等级秩序始终是不变的。女性无论是处于“内”还是“外”，总是处于次一级的空间位置上。

如果说，《老井》叙事以本土文化的价值优越性质疑了西方—中国、城市—乡村等空间范畴与新—旧、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等进化论时间范畴之间的同构性，那么，也正是这样的质疑使《老井》叙事将代表现代文明的“外来者”的性别身份指认为女性。既然叙事不再以“外来者”视点为本位，外来者不再是“自我”而是他者，那么，再也没有比女性更适合这个角色了。

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代表作的《妻妾成群》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外来者故事”。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新女性颂莲被抬入陈府——一个幽闭、阴森恐怖的传统旧式家庭，成为陈府老爷的第四房姨太太。尽管颂莲是自愿嫁入陈家，但她还是很难融入这个与她成长背景迥异的空间，她孤独而绝望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在这个陌生的空间中她也找到一个异性知己——同样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大少爷。叙事对颂莲与大少爷空间位置的处理是意味深长的。不断游走的姿态似乎使从小生长于陈府的大少爷看起来比陈府的外来者颂莲更像“外来者”。叙事在不经意之间将两人的空间位置作了调换，外／内、男人／女人，施救，被救这一“外来者故事”的叙事成规其实一直是小说叙事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大少爷的确有过带颂莲远走高飞的想法，但这种可能性终究没能兑现，私奔／弑父的情节到底没能发生。而其中不仅仅因为父的淫威，还因为大少爷一直害怕女人，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这是陈家男人世代孽债的报应。这样的细节至少包含两层文化隐喻：其一，大少爷实际上根本无法摆脱陈家的罪孽真正成为陈府空间的“外来者”，这是他的宿命。而颂莲才是陈府秩序

真正的“外来者”。其二，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不再配合进化论的时间逻辑来成就启蒙叙事最经典的私奔、弑父的主题，弑父成了杀子，进化论时间逻辑在此深受质疑。其实，这样的质疑恰是这篇小说基本的叙事立场，因为，如果说“五四”以来，是女性由内而外的空间位置的变迁(娜拉出走)，见证了历史进步的脚步，那么，新女性颂莲由外而内的空间走向所隐含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另一个新历史主义代表作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则是又一个著名的“外来者故事”。故事发生在清末一个南方小镇上。曹家二少爷曹光汉从法国巴黎带着造火柴的技术设备回来，准备在家乡办火柴公社。但火柴总是造不出来，他改造炸药行刺清廷官员，行动败露被绞死。二少爷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但却也拥有一个异性知己——上过洋学堂的二少奶奶。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着不言自明的隐喻：小镇／曹府——铁屋子、闭塞落后的传统空间，二少爷一“外来者”——现代文明的播火者，巴黎——现代文明的发祥地，造火柴——照亮蒙众——盗火给造反的奴隶。这无疑是“五四”启蒙语境中标准的“外来者故事”，但故事的发展却与我们的阅读经验大相径庭。启蒙与回应、导引与跟随、施救与被救的固定情节不仅没有出现在二少爷与二少奶奶之间，而且二少爷的性无能还导致二少奶奶与他自己从巴黎带回来的洋技师大路私通，生下一个蓝眼睛的男婴。作为曹廊／小镇这个传统空间的“外来者”，二少爷原本是要极力超越这个空间中的一切世俗性存在(启蒙者一向只重视时间的维度)，但他却无法超越自身“身体”这个世俗性的空间存在。身体的耻辱在他死后仍在继续。他的尸体漂浮在浑浊的苍河水面上，在烈日曝晒下丑陋变形，散发着恶浊的气味。这是对启蒙最残酷、最狡诈的解构，也是空间对时间最无情的狙击与颠覆。空间(身体)对时间的狙击还指向更深的层面：如果说，曹府是一个充斥着宿命般身体焦虑的空间——老爷为了强身健体终日吞食各种稀奇古怪的物件，大少爷长年累月绞尽脑汁而生不出儿子……那么，不管表面上看起来二少爷与这个空间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多么热衷于自己的外来、异质的身份，尽力要把自己从这个空间秩序中剥离出来。但身体的困境却无情地昭示了他与这个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当乖张、阴郁而赢弱的二少爷被置于快乐、雄强的大路和朝气蓬勃的二少奶奶之间时，叙事实际上已经表明谁才是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曹府空间真正的外来者。叙事所表征的已不仅是“话语所讲述的年代”启蒙者身份的危机，还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第三世界男性知识分子性别与种族身份的双重危机。

其实，无论“五四”启蒙语境还是后来的革命语境、新时期语境的“外来者故事”中，“外来者”的失败都在所难免，这无损于坚定的进化论时间逻辑。所有的失败，甚至作为新生事物自身的弱点、缺陷，都不影响“外来者”之于落后传统空间的“外来”身份，这一空间位置，意味着现代对传统、新对旧、进步对落后、文明对愚昧的时间优越性，并最终指向一份道德和审美上的优越感。而《苍河白日梦》却以身体的逻辑不经意间泄漏了“外来者”的“外来”身份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象，一道一厢情愿的风景。

无论是《妻妾成群》还是《苍河白日梦》，事实上都以“身体”这个曾经长久被忽略的空间动摇了“外来者”男性性别身份、反击进化论的时间逻辑，从而泄漏了作为“外来者故事”结构最稳定恒常的基本成分的性别秩序的脆弱与可疑。这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外来者故事”中似乎得到微妙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1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中，反复出现一些叙述进城受到现代都市风习浸染的农村青年返乡遭际的小说，这些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了“外来者故事”的结构元素。考察这新一茬的“外来者故事”，我们会发现“外来者”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例如，《九月还乡》(关仁山)中的九月、《小姐回家》(听风堂主)中的阿莲、《奔跑的火光》(方方)中的英姿、《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中的李平、《小姐们》(艾伟)中的大姐和众小姐、《湖光山色》(周大新)中的暖暖等等。“外来者”性别身份的变更已然成为“外来者故事”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最重大的变异。这个变异又将带来什么?

无论从叙事结构还是从叙事主题而言，90年代中期名噪一时的《九月还乡》都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外来者故事”。主人公九月是个文化水平不低的乡村姑娘，却在城里从事“小姐”行当。“小姐”生涯不仅使她积攒下一笔丰厚的存款，还积攒下一些现代观念、都市生活方式等无形的资本，这一切注定了她还乡后之于贫穷、闭塞的乡土的“外来者”身份。但也正是凭借这些从城里带回的有形无形的资本，九月才得以发挥对贫穷、闭塞乡土的启蒙、拯救功能。她在城里所长的见识每每生成家庭、村社事务的良策，她的存款用来开发土地，甚至她在城里训练有素的身体也可以为村里换回800亩被强征的土地。对乡土的拯救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救赎，九月渐渐摆脱耻辱的过去、纯洁如初。叙事预示着历经都市历练而又纯洁如初的九月将成为一代新型的乡村主体，也预示着乡村将汲取都市的精华去其糟粕来成就自己的现代性。然而，对乡村现代化前景如此激情诗意的讲述却建立在一个脆弱的细节上，村支书为九月保守着在城里当“小姐”的秘密，村里人包括她的未婚夫在内无人知晓这秘密。那么，一旦这秘密泄露(这完全可能的，村支书保守这个秘密的动机本来就相当暧昧)，九月是否还能被乡土所接纳去共创乡村美好未来?尽管时间政治与性别政治再一次联手共谋，但叙事致命的漏洞却足以让叙事者苦心经营的时间政治一败涂地。

而类似的故事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获得全然不同的讲述。主人公李平与九月有相似的经历，但她并没有像九月那样成为乡土的启蒙者、引导者、拯救者，她始终是歇马山庄一个名副其实的“外来者”、他者。尽管在这个格格不入的空间中她也找到一个知己——一个同性知己，但却与启蒙、引导等等细节都无关，只是一份姐妹情谊，以此来抵挡歇马山庄的入侵，盛放另一个空间——城里的秘密。但歇马山庄古老的生活原则轻而易举地瓦解了这份姐妹情谊，城里的秘密被泄露出来，李平只好再次逃离乡土。原本是都市的拒绝与盘剥使她选择返乡，但返乡的李平却再次被乡土所放逐。乡村可以接受女性用身体从都市交换来的种种资源，因为这是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但乡村却拒绝接受这个身体本身，因为这个带着都市印记的身体标记着乡村的耻辱。对于乡村女性而言，现代化所带来都市与乡村、外与内之间的空间移动并不一定指涉历史进步的脚步，似乎更指涉着要承受来自都市与乡村的双重盘剥。她们可能既不属于都市也不属于乡村、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而处于两者之间晦暗不明的地带。这样的经验已然逸出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等等20世纪经典的

二元对立范畴。一直为“外来者故事”提供叙事动力的进化论时间逻辑在这里变得不再有效。类似的情形一再出现在近年来的《小姐回家》《奔跑的火光》《小姐们》等女性“外来者故事”中。

如果说，性别秩序是维持“外来者故事”结构模式稳定性的基本成分，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来者故事”中的“外来者”性别身份的游移、变更，已然使这一绵延近百年的叙事模式渐渐偏离进化论的时间轨迹，其意义诉求正在走向驳杂、多元。

通过考察“外来者故事”在近百年的诞生、绵延、流变，我们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进化论的时间逻辑催生了“外来者故事”模式，时间化的空间逻辑抑或空间化的时间逻辑已然是“外来者故事”最重要的叙事逻辑。这意味着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时间范畴嵌入“中国与西方”、“外与内”、“都市与乡村”等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而这样的嵌入还悄然指向另一对空间性范畴，即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女性由内而外的空间位置变迁(娜拉的出走)一直在见证现代性的时间逻辑，而女性由内而外的空间位置变迁源自男性的启蒙与导引，于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启蒙与回应、导引与跟随、施救与被救的性别分工构成“外来者故事”模式最稳定恒常的基本成分。一旦这一成分产生变动，叙事的运作就会出现缝隙，现代性时间的逻辑也会变得可疑起来；反之亦然，一旦现代性时间逻辑遭遇质疑，“外来者故事”模式中的性别秩序同样面临危机。时间的政治无疑是现当代中国的宏大政治，而这种宏大政治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我们文化中最古老、最普及而又最不易觉察的“微观政治”——性别政治的支持，并隐蔽地为它提供新的存在基础，两者结成牢靠的共谋。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随着坚硬的进化论时间政治的式微，性别政治也会走向自己的黄昏，恰恰相反，如果说寻根文学以来中国传统的时间修辞方式正在渐渐被修复，那么，一同被修复的还有同样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性别政治。时间、空间与性别之间的深刻纠缠，已经并将继续演绎着一份沉甸甸的“另类现代性”经验。

[本文为2008年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五四以来文学中的乡村女性形象研究”(批准号：2008807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