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但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而刑案报道正好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曾经看过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纪实，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陈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这当然不是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罪犯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崇拜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字，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底，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便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广泛，极易藏垢纳污。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群体，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摘自《霜冷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