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吉楠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以后，张国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提议，决定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会后留苏联工作。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不满，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一直不让他回国。1930年11月，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回国工作。

这时，共产国际为什么同意张国焘回国？他又是怎样回国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进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担负这个任务，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10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说，如果我能对拥护共产国际问题有明确的表示，共产国际将派我回国去工作。张国焘又说，三中全会前，“何孟雄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王明）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继续负担领导中央之职责……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张国焘回国

1930年，最先提出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何孟雄，而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件事确实与“立三路线”有关，但其具体内容与张国焘所讲的并不相同。

1930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领导下，犯了“左”的错误。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进行干预，并委派参加该决议讨论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李立三的主要错误。但是，会议在反对“左”的错误的同时，却错误地强调“尤其要集中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指责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指责何孟雄“代表这种路线”，“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反右的气氛下，刚刚回国的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刘明佛在会上报告说：张国焘和共产国际的同志谈话时，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并要向共产国际递交意见书。于是引起纷纷议论，有十几个人签名要求撤销张国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瞿秋白在作政治讨论的结论时说：“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至于国焘最近亦说中央路线不正确（他的书面意见远在二万里外，我们还没有看见），是否亦是如此立场，我们固然不能断定，可是只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知道他对于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是不了解的。”他强调：“明佛同志提出之国焘同志问题，大家都很注意，这不是反对个人，而是为党反对倾向，我们必须将张国焘、何孟雄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的解决。”

9月28日，全会结束时通过了《三中全会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致国际的信》。其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前驻少共国际的中国少共代表刘明复（佛）同志的负责报告，知道张国焘同志认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国焘同志的这种意见，完全不合事实，国际这次纠正中共政治局的错误是认定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的路线之下工作的，但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错误，故要中共政治局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精神下，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巩固党的领导。中共政治局接受了这一指示，在三全扩大会议上表现出严格的自我批评和坚决的纠正错误之布尔塞维克的勇敢。而国焘同志这一批评的立场却与国际的精神相反，肯定中共政治局已走到反国际的路线上去，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全体会议认为有使国焘同志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以便对这一问题认识清楚之必要，特请求国际派他立即回国。望照准为盼！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进一步说明“中共三中全会决定让张国焘同志返回中国参加政治局工作。政治局派遣在三中全会上被补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黄平同志取代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我们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能表示同意并通知他开始工作的时间”。

1930年张国焘回国的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共产国际东方部另有考虑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张国焘回国问题的信和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正忙于对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作出正式结论。

1930年10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东方部《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草案），决定批准该信并以政治委员会名义发出。这封信认定，李立三的错误“不是什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不同意见”，而是“和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政治路线”；李立三的错误“事实上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为了贯彻落实这封指示信，共产国际特派东方部副部长兼远东局局长米夫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于10月下旬秘密前往上海，监控中共中央的动态，加强对中国党的干预力度。

在这种情况下，11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才开会讨论张国焘回国问题。张国焘和黄平应邀出席。会议在萨法罗夫主持下，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国焘和任命黄平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会议决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张国焘）同志和任命黄平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决定”；但是要“通知中共中央，东方部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原因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矛盾的”。既然东方部否决了中共中央要求张国焘回国的理由，为什么还同意张国焘回国呢？会上无人说明，但显然这是另有考虑的。

不久，中共党内发生重大变化，东方部的考虑也逐渐显露出来。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经过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于11月23日又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国际来信。会上，米夫首次露面，双方商定了政治局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简单的文字修改后，正式通过《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执委会的这一封信”，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决议》发出后，立即遭到米夫特殊信任的陈绍禹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在中央接到国际来信前，已从新近从苏联回国人员那里得知国际来信的内容，于11月11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11月27日，陈绍禹、秦邦宪等人成立的派别组织“临时小组”作出决定，指责“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陈绍禹等人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带头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一贯坚持反对“立三路线”并受到三中全会错误打击的何孟雄和受到李立三批评、对“立三路线”不满的罗章龙等人，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浪潮，使中央无法工作下去。

米夫分析当时形势，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旧的领导完全惘然若失，放弃了领导权，丧失了任何威信”，“被逼得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他们认为自己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毋庸置疑的事”。“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的人在进行”。一派是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另一派是包括全总几个工人在内的，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派”。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方式共同反对“立三路线”，但很快暴露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

米夫认为，这种形势表明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这两派中哪一派人上台则是问题的关键。他深知陈绍禹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党中央没有根基，在党内也比较孤立，仅靠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够的。要“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必须“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才能孤立和战胜人多势众的何孟雄、罗章龙派。谁是“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呢？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中，李立三、李维汉不行了，瞿秋白也不行了，项英已去中央苏区，几个工人委员可以保留，但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人只有周恩来了，而他还没有从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责难中解脱出来。于是，米夫把目光转向远在苏联的张国焘和蔡和森，他们都是六届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是1928年11月被李立三等人开除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送到共产国际去的，张国焘则在三中全会前就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争取他们回国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这对扶植陈绍禹等人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是非常需要的。

12月2日，米夫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他来上海后的工作情况和中共党内的现状。他说：“莫斯克文（周恩来）和斯拉特霍夫（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莫斯克文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等人——即陈绍禹、沈泽民、秦邦宪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把李立三路线说成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对立的路线。党的领导人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来找我们商量。这是我与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议题。”米夫在信中明确提出：“我请求尽快让张彪和蔡和森到这里来，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他们，他们在这里会改善局面。我已同中国的三人小组达成共识。以前的那些理由都是通报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他们在政治局里的工作将会得到保证。”

米夫的言行表明，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张国焘回国，并不是要他“负担领导中央之责”，而是作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同“青年共产国际派”合作，为支持陈绍禹上台，孤立和战胜何孟雄、罗章龙派发挥重要作用，而参加中央政治局的。

张国焘为回国作准备

11月10日，张国焘得知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他回国的决定后，积极创造条件，为回国作准备。

12月4日，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提交了“关于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声明书。他从六个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一）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犯了“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八七会议后“机会主义残余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又显露出来了”。（二）南昌起义时出现的错误，“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我是对这些错误承担重要责任的人”。（三）中共六大期间，“没有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我极其严重的错误”，“实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四）讨论共产国际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时，“我又重谈‘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有可能放慢的老调，同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倾危险特别有所增强”，“这些观点毕竟是对右倾的调和主义”。（五）“中共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工作遭到完全破坏承担重要责任”，“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坚定的又一表现”。（六）“我很久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公开地指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是我的一个政治错误”。最后，张国焘表态说：“我认为，中共一些领导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所作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同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我认为我有责任作出郑重声明：现在我要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坚决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特别要反对右倾危险。”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蔡和森、黄平都参加了。会上，李立三全面检讨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错误。他在讲犯错误的历史根源时，谈到蔡和森问题，承认“六次大会后，中央的组织路线，是和我的错误密切相关的。我们机械的了解党的纪律。我们禁止自我批评，禁止对于政治问题的自由批评。譬如你们知道的‘北方问题，当时因此而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发言，首先宣读了12月4日的声明书，然后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肯定了陈绍禹等人的派别活动。他说：“对于个别组织上的结论，亦是表现组织路线的不对。好的同志，批评立三错误的同志，被三中全会当做反革命分子，留党查看三个月。用这种理由开除了好的同志。”蔡和森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时，也表示对“青年共产国际派”的支持。他指出，“现在我们党有危机。立三来莫之后，中国党的机关之中，依旧反抗国际路线，运用种种手段，来继续自己的路线……他企图说下层代表是小团体，是右倾，来抑制下层代表”。“而新起下层代表不是小团体，这是群众的代表，他们批评上级的错误路线，他们是救党于危机中的唯一动力。党的老辈——我也是一个——已经不能做新的运动了。他们有过各种‘左的右的等等错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已经落伍。如果还有人企图抑制新生的干部，我认为事态是异常严重啊！应当对于这种企图大大的打击”。李立三、张国焘和蔡和森都在各自有关的问题上，向共产国际表明了态度。

在国内，为张国焘回国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米夫协商后，于12月16日在通过《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达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的同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根据国际的通知与国焘同志的声明，对于三中全会关于国焘问题的讨论和决定，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刘明复（佛）同志关于国焘同志要在国际提出的意见书的说明，是站在掩蔽立三路线的立场上来反对国焘同志意见的。因此，他对于国焘同志意见的批评与攻击，是完全不正确的，应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指责。

二、 因此，三中全会对国焘的批评与攻击，之夫（瞿秋白）同志结论中所提到国焘同志的问题都是错误的了。同样根据这一讨论发生十多个同志签名要求撤销国焘同志工作以及对于国焘同志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三、 现在取消三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并公布这一决议。

这一决议公布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陈绍禹等人的“青年共产国际派”和罗章龙派都能接受的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提名张国焘为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件事，是不是由何孟雄带头发起的呢？12月29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谈话时，何孟雄说：“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张国焘了，不知道他持什么立场。”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只会建议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12月30日，远东局成员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时，徐锡根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张国焘。埃斯勒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何孟雄是否也知道这个名单？”徐锡根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我没有对何孟雄说过这个名单。”可见，何孟雄并没有参与其事，更谈不上带头发起了。

张国焘回国后的结局

1931年1月初，张国焘和蔡和森先后动身回国，1月下旬到达上海。

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于1月7日开过，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通过政治决议，形式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实质上却是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使共产国际的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在组织上改造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陈绍禹推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领导岗位；采取“留周去瞿”的方针，保留了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将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罗章龙派的工人部分和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联合起来”，孤立和打击了何孟雄和罗章龙。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但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1月3日会议决定的意见，“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中国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米夫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要求共产国际撤换米夫，另派代表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解决中国党的问题，掀起一场新的风波，使米夫和陈绍禹等人陷入困境。不久，何孟雄等人被捕牺牲，罗章龙等被开除党籍。2月初，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在上海被平息下去，米夫好歹控制住了局面。于是，米夫又把陈绍禹推上中央常委领导岗位，让他直接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张国焘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还在他回国途中，1月17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季亚尔就写信给远东局，提醒他们注意：“现在中央委员会内已开始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立三）、张彪（张国焘）、蔡和森都宣称自己忠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这就不排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争夺首脑地位。谨慎是智慧之母，你们应该小心谨慎。”因此，大权在握的米夫和陈绍禹，既要发挥张国焘在维护四中全会的领导、平息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又要防止他争夺中央领导权。

张国焘回国后，立即参加正在上海进行的平息反四中全会分裂活动的工作。他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宣称：“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右倾分子和立三主义的残余分子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陈绍禹派，这就是藉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事实，因为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上海问题基本解决后，2月中旬，张国焘又以“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份，前往天津“巡视”，协助中央代表团解决中共顺直省委内反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问题。他利用过去在北方工作时的老关系和影响，说服有关负责人“承认错误”，建立了拥护四中全会的新省委。米夫和陈绍禹对张国焘的表现是满意的，但并没有让他留在中央常委内做领导工作。3月28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去贯彻四中全会的路线。4月11日，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上任，此后不再是中央常委。

蔡和森没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回国后只被分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中共中央派他赴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改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蔡和森被捕，不久牺牲。

1931年4月，米夫完成他的特殊使命后返回共产国际述职。（责任编辑李树泉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