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奉命进入“中央文革记者站”

1966年8月下旬，“文化大革命”的波涛开始席卷全国。我进入新华社军事记者队伍不到半年，便奉命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报到。

一天，我正忙于正常的军事报道，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让我和另外一位同事速到新华总社集合，“执行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到达后看到，来的全是新华社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分支机构（分社、支社、记者组）的军事记者，有驻空军的、海军的，也有驻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成都、福州、兰州等大军区的，共有二十六七个人。新华总社副社长王敏昭向大家作了动员。他说，大家是按照总政治部的命令选调来的，只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和思想品德都没有问题的才能执行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当天，王敏昭与新华总社军事部领导和大家照了合影。随后，我们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集训。

集训在“中央文革”领导下进行，由总政治部和新华社具体组织。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镗忠接见了大家。他说：“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林副主席和周总理说，各地‘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但地方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有的自身难保，有的观点对立，有的无心工作，情况上不来，要派一些人下去，不要派大员，最好派记者，到各地调查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于是中央决定组建‘中央文革记者站，把大家请来，就是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就这样，我们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第一批记者。

集训中，谢镗忠、王敏昭向大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形势，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由于中央决定我们一律持《解放军报》记者证，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工作，所以，《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胡痴被请到集训现场，向大家介绍了他们办“文化大革命”情况《快报》，及时向军委和中央反映情况的经验。

短暂的集训后，我们被送到距“中央文革”办公地点钓鱼台不远的花园村1号院。这里是给国务院部级以上干部盖的宅院，都是二层小楼，共有十栋左右，尚无人入住。工夫不大，“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前来给大家讲话，宣布“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办公地点就在花园村1号（对外只称邮政代码“811信箱”），隶属“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领导，日常生活——财务、交通、通信、饮食、服务等均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向大家布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任务是：向中央政治局全面反映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求是：派往各地的记者，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影响，只向中央负责，独立进行采访，自主撰写稿件；不介入、不干预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随便表态；拿不准的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等等。

当时明确，“中央文革记者站”由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徐学增负责，下设编辑组、资料组和通联组，并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印刷厂抽调人员、设备，组建了独立的保密印刷厂。派往各地的记者，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信和办公、食宿等必要的工作条件。所有稿件不需任何人过目、审查，通过保密电话、机要传递、加密邮寄、中央值班飞机捎带等方式，直达北京“中央文革记者站”。稿件随到随编，并立即印成不定期刊物《各地动态》，报送中央。

开始，我被分配在资料组，重点负责编印《大字报选编》。派往各地的记者到大专院校、机关厂矿、群众组织采访的同时，精心收集当地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字报、小字报和红卫兵小报，成捆成捆地寄来、送来，我按照事件、人物分类，并加以选择、编辑，然后送到新华印刷厂印成一事一本、一人一本厚厚的集子。这件事我干了4个多月的时间，编印了10多个集子，共印刷近千册。

1967年1月上旬，我被“中央文革记者站”派往广州，负责了解和反映广东省、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初到时的混乱局面

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操纵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夺权”高潮。

我一到广州，上海“一月风暴”的狂飙已经吹遍大街小巷，大批来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也云集广州。广州的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厂矿企业的学生、群众纷纷起来“造反”，大字报铺天盖地。

按照中央关于“各地最高军事机关要为中央派去的记者提供食宿和交通等必要的工作条件”的电报精神，广州军区把我安排在第二招待所吃住，并派了一辆在朝鲜战场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供我使用。

当时，广东省、广州市已经大乱，而当时的省委书记虽然指挥已不灵，但尚未受到严重冲击，行动还算自由。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预约采访了省委书记，请他谈对“文化大革命”、对广东和广州形势、对两派群众组织的看法等问题，并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写成稿子，报到北京。同时，抓紧时间，深入群众组织，了解他们的组织情况、主要观点、批斗目标和近期活动；也与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副主任、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江民风取得联系，了解部队“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地方特别是对中南局和广东省、广州市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和态度。

我刚到广州不久，就目睹了广州一场大乱的情况。1月22日，发生了“夺权事件”。“中大红旗”、“华工红旗”、“红旗工人”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会员会”（简称“省革联”），把省委的主要领导区梦觉、尹林平等弄到中山大学，要他们交出印章，宣布“夺了省委、省政府大权”。第二天，毛主席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革命左派。”随即，广州军区大规模介入“文化大革命”。当时一般认为，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敢于起来造“旧党委”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谁就是“革命左派”，也叫“造反派”。而广州军区领导和各部队按照传统观念，认为哪个组织拥护党委、靠近军队、工农兵成分多，就是“左派”，就支持哪个组织。结果支持了“保守派”，而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支持革命左派”。2月7日，部队被批准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体单位和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聚集到军区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接见并回答问题，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江民风接受我电话采访时说，黄永胜拒绝接见群众，而要他带警卫连去抓人。他担心这样做会激化矛盾，认为黄永胜不应该惧怕群众，而应该出来与群众见面。2月8日，黄永胜仍未出面，“造反派”越聚越多，情绪也愈发激愤，一些部队“造反派”冲进了军区大门，发生了“冲击军区事件”。虽然中央军委发来电报，“造反派”撤离了军区，但部队与“造反派”对立情绪却愈益严重，广州也更加混乱。

周总理的出面使得“春交会”顺利举行

进入1967年3月，中央考虑到广东毗邻港澳和战火中的越南，特别是“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将召开，决定由广州军区实施军管。广州军区手中有了更大的权力，这对中央提出的“维护社会稳定”、为“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做准备，无疑是必要的。没过几天，刚刚成立的军管会就发布公告，宣布几个“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并抓了一些人。那些参加过“1·22”夺权、“2·8”冲军区的“造反派”，有的到军区“请罪”，有的偃旗息鼓，广州街面显得平静了许多。但是，“造反派”并未心服口服，广州处处暗流涌动。

“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的前一天，4月14日上午，为确保“广交会”顺利进行和解决广东“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来到广州。他一下飞机，就同军管会的领导谈了话，召集外贸、外办等参办“广交会”的群众组织做工作。当晚，又扩大范围，向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讲解中央关于确保开好“广交会”的五点通知（即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机构内进行夺权；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驻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做变动），也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以及当前和下一步的运动重点。

周总理在当晚讲话之后，要求我们北京来的记者次日上午向他汇报广东省和广州市“文化大革命”情况。

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青年教师姜宏周也被“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州。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我和姜宏周来到周总理下榻的广州军区留园招待所，汇报了广州的两派群众组织情况、大批判情况、近期发生的夺权和冲军区等几件大事情，以及军区介入后的“支左”情况。

汇报结束时，周总理对我们说：“我这次来广州，本来只是为解决交易会问题，毛主席说既然来了，就留几天解决一下‘文化大革命问题。我只带来一名外事秘书，没有带分管国内事务、特别是分管‘文化大革命的秘书。这几天，你们就和我一起工作。”

一连4天，周总理每晚接见200多名群众组织代表，与他们长时间座谈。4月15日晚接见学生代表，16日晚增加了工人组织代表，17日晚又增加农民组织代表。18日晚上，周总理发表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总结讲话。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广东的地位和情况，广东军事管制的客观情况和任务，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掌握大方向，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最后就广州的几个具体问题讲了意见和看法。

我们每天晚上参加座谈，陪周总理一起听取汇报，并当周总理听到紧急事件时，如珠江电影制片厂武斗和中山纪念堂孙中山题字“天下为公”被覆盖等，受周总理指派及时前往处理。周总理多次对群众组织代表说，“大家平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北京来的几位记者反映；我委托他们常跟你们联系，双方都要联系”。每次座谈，要求发言者必须先递条子，周总理按递条顺序或话题需要听取汇报。到清晨座谈结束时，周总理就说：“张景发同志请你站起来。”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北京来的记者，凡是递了条子没有机会发言的同志，散会后找他们汇报。他们会及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这样，群众代表都汇集到我们住的招待所，一一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们听完汇报，再整理成“纪要”，当晚座谈前交给周总理。就这样，我们夜间参加座谈，白天听取汇报、整理“纪要”，在周总理身边紧张地工作了4天4夜。

黄永胜对我们搞窃听

4月21日，周总理回京的第三天在一次接见记者的会议上说：“这次去解决广州问题，我没有带人去，就靠我们北京去的记者，接待群众，帮助谈话，了解情况，很得力，帮助反映了许多情况，多数是正确的。”

在周总理还在广州时，我们还向他反映了相炜、江民风挨整的情况。我们告诉周总理，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和副主任江民风受到严重冲击，不仅被停止了工作，还撤掉了家里的电话、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每天被军区文体单位的群众组织揪去批斗，戴高帽子。周总理听了很诧异，说：“有这事？黄司令员没有和我说这事呀。对部队高级干部这样处理，他应该报告一声。”由于周总理的过问，相、江二位的日子暂时好过了几天。但周总理离开不久，他们又被打入“地狱”，被整得死去活来。

据反映，黄永胜迫害相炜的起始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为发动群众，倡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响应毛主席号召，从好心和爱护出发，给黄永胜写了一张不疼不痒、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大字报，“逼着”主任相炜带队，敲锣打鼓给黄永胜送了过去。本想给黄永胜的脸上贴金，让他显示一下“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欢迎批评，支持‘四大的高尚德行”，没料到引起了黄永胜恐惧，他赶紧给林彪打电话，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林彪说，看来相炜不怀好意。林彪一发话，黄永胜的腰杆儿硬起来，相炜此后的日子可想而知。

江民风受黄永胜迫害亦非偶然。他虽然长期做政治工作，但兼有军事指挥员性格。他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曾是塔山阻击战主攻部队“塔山英雄团”的主官。长期以来，黄永胜的有些错误指示他不买账，黄永胜的一些不良作风他看不惯，敢怒、敢骂、敢顶。前面提到的黄永胜在“2·8”冲军区事件前让他带部队抓人就是一例。他骂骂咧咧拒不执行，还说黄永胜害怕群众，按黄永胜的指示办会激化矛盾。因此，在黄永胜眼里，他不但浑身是“刺儿”，还极有可能在运动中坏自己的大事。

早在“2·8”冲军区事件之后不久，躲到北京的黄永胜，以向徐向前元帅汇报为名，把相、江二位骗到京西宾馆软禁起来。离开广州时，我到机场为他们送行。显然，他们和家人已经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分别前含泪拥抱，依依不舍。3月初，我回北京开会，抽空到京西宾馆看望了被软禁的相、江两人。那是一天晚上，我凭借特殊身份，通过戒备森严的道道关卡，来到他们被分别软禁的房间。一见面，两人都惊奇地问我怎么进来的，还小心翼翼地告诉我，黄永胜不准他们私自离开房间，连吃饭都是派人送到房间来。只有一个晚上，黄永胜突然叫上他们到院子里“散步”，向他们传达了“上头”两条“重要指示”：一是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决听林副主席的；二是贺龙问题严重，要划清界限，提高警觉。江民风不解地问：“贺老总不是很好的吗，有什么问题？”黄永胜说：“贺龙家里经常摆宴席。”江民风说：“不就是吃吃饭嘛，算什么大事。”黄永胜又说：“贺龙这个人爱‘拉皮条。”江民风仍不解：“‘拉皮条怎么啦，给人介绍对象有什么不好！”最后，黄永胜不耐烦了：“你们他妈的不开窍，糊涂蛋，不跟你们说了，不过这事可不能当儿戏。”

黄永胜对我们记者也是恨之入骨。他撤走了给我们使用的吉普车，继而把我们赶出了军区招待所。无奈，我们只好暂住中南局沙面招待所坚持工作。不久，我有机会回到北京，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王力汇报。王力一边听汇报，一边拿起桌子上的铅笔，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各级军区”的电报，要求继续为中央派出的记者提供食宿、交通等必要的工作条件。于是，广州军区重新把我们安排到第一招待所，另派车子给我们用。

黄永胜还千方百计窃听、窃录我们的保密电话。我们的保密电话是当地电信部门按照中央关于“为中央派去的记者安装保密电话”的电报要求，从“靠边站”的省委领导办公室移给我们用的。我们使用不久就发觉有人窃听。在后来我被黄永胜关押期间，这事得到证实：“专案组”为了诱供，多次说，“你们的每一次电话，军区都有录音”。黄永胜垮台以后，这事进一步被群众揭露出来：黄永胜把司令部一位通讯技师找来，命令他将我们的保密电话解密、录音。技师说：“涉及中央，责任重大，不敢。”黄永胜说：“技术上你负责，政治上我负责。”于是，我们发的稿子、打给“中央文革记者站”甚至打给周总理联络员的电话，全部被黄永胜窃听、窃录。

向周总理汇报广东的形势

黄永胜被林彪安插在中央军委重要岗位以后，变得更加疯狂。1968年3月24日，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军干部大会，目睹了林彪制造所谓“杨、余、傅事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独霸军权的表演。任命黄永胜为“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康生也追随林彪发表了讲话。最后，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从右（北）侧出来，从左（南）侧下去，只是边走边向台下招了招手，一言未发。

黄永胜上任伊始，就开始对相、江和我们中央派去的记者实施更加残酷的迫害。他指使部队院校、文体单位的一些人，对相、江两人拳脚棍棒大加体罚。相炜的两根肋骨都被打断了，我和姜宏周也被投进牢房。当然，这都是后话。

还在黄永胜未被安插到军委重要岗位以前的1967年中期，特别是七八月份，受压制的“造反派”拼命反弹，广州形势乱到极点，武斗急剧升级。市区不时有枪声传出。

8月20日，广州军区党委在巨大压力下，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首先肯定和支持革命小将，而是以对所谓“四大事件”（即“1·22”夺权”、“1·25”公安局反夺权、“2·8”冲击军区和冲击广播电台）的态度，来判别群众组织的性质，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打击和镇压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人。宣布“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律平反”，被拘捕的人员“除有现行罪行者外，也一律平反”。

然而就在当天，郊区三元里就发生了广州”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动枪动炮的武斗。听到消息，我立即驱车前往了解真实情况。然而，出城后，道路被群众组织封住，只好回返，随着抬运伤亡人员的人流来到人民医院。不一会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乘坐卡车，在满车全副武装士兵的护卫下来到医院了解情况。

由于感到情况复杂，事态严重，特别是涉及到军队、涉及到武器，电话不好讲，也讲不清楚，何况已经察觉我们的保密电话被人解密、窃听，我决定回北京请示汇报。

8月23日晚上，我搭乘中央机关的值班飞机夜航回京，到记者站驻地花园村1号已是午夜。不料，躺下不久，约凌晨3点多钟，周总理的联络员谢书友敲我的房门，急促地说：“快起床，总理让你去汇报，正在大会堂等你。”我们急忙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果然已经在安徽厅等候，同在的还有黄永胜和中南局“旗派”组织头头。

周总理让我汇报一下“8·20”三元里武斗的情况。因为黄永胜在场，又因为所了解的武斗情况与军区有关，我感到很为难。我不会说假话，对周总理更必须讲真话，但当着黄永胜的面又不便直说。我含含糊糊地刚讲了几句，周总理显然看出了我的难处，也说明他已经从其他渠道掌握了武斗的情况和来龙去脉，他开始批评黄永胜。他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联合。实现大联合不能支一派压一派，更不能靠武斗。

接见后已是黎明，我们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南门出来。分手时，周总理握着我的手，边摇边说：“张景发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由于周总理关心和直接指挥，广东和广州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8月31日，“工联”、“工人红司”等“造反派”工人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军区一改过去对“革命造反派”的冷压态度，派孔石泉到会赠旗、祝贺，并在讲话中再次承认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由于军区领导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保守，因而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一段时间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打击、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一些人。”

9月19日，周总理决定派中央调查组到广州了解情况，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调查组要求“军管会”要收缴武器、要放人，要管好交通、维持秩序；要求两派群众组织交出武器、撤掉制高点，联合起来“闹革命”。

9月20日，周总理敦促广州两派代表在京签署《关于做好国庆筹备工作的协议》。9月24日，“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华师红旗”等“造反派”学生组织决定，撤销“红司”、“三司”和“红一司”三个“司令部”，成立“红代会”，并呼吁铲除山头，实现大联合。9月27日，周总理在京接见广州两派代表，要他们一要整风，二要联合，而且要边整风边联合。10月4日，“广东省军管会”发出《关于积极做好平反工作的指示》，宣布迅速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而尚未平反的群众平反。10月5日至7日，广州轻工系统、建材系统、文艺系统实现“大联合”，建立“联合委员会”。10月21日，周总理电贺广州海员工人实现大联合。

10月下旬，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华南农学院宣布复课。11月1日，广州卫生系统实现大联合。11月2日，周总理敦促广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团，在京签署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等12条协议。11月8日，周总理又召集在京的广州两派代表，要求他们大力宣传和认真执行12条协议。

11月9日，广州工人大联合筹委会成立。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领导孔石泉、陈德、黄荣海出席并祝贺。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11月14日，周总理在京接见广州两派代表，指出：实现大联合，要允许有不同观点，不能一派独霸；各组织要回去整风；要解放一批干部；要防止坏分子挑动。11月20日，广州近10万军民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坚决拥护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直到1968年1月21日，周总理听说广州有的群众组织要召开“庆祝‘1·22夺权一周年”群众大会，就打电话说服他们不要开这个会。到1968年2月21日，广东基本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广州记者全部撤回北京，参加记者站本身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8年10月，我做了开胸手术，同时离开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