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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周恩来身边采访

2009-04-08

百年潮 2009年3期
关键词:外事周总理会见

江 山

1971年秋至1975年秋,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人生历程的最后阶段。作为新华社政治外事记者,这几年我有幸在周总理身边进行外事采访。从耳闻目睹的一件件小事中,我领略到了周总理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伟人风范。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

1971年秋,新华社国内部为加强政治外事采访工作,成立了政治外事组。我被调到这个组当记者。

1971年11月20日下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总理亲临机场迎接,首都北京数十万人夹道欢迎。这是我外事采访的开端,我早早地就来到首都机场。

时已深秋,寒风刺骨,但那天阳光灿烂,仿如春日。首都机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我们记者同迎接外宾的中方各部门领导人站在一起。正当我左顾右盼时,周总理从候机厅走出来。“周总理来了!”随着一声轻轻的呼喊,人们的目光立即被吸引过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周总理。只见他身着一套深灰色中山装,穿一双黑皮鞋,迈着稳重矫健的步伐走来。

不一会儿,专机徐徐降落,范文同走下飞机。周总理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拥抱。然后宾主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我紧紧地跟在周总理身后,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手里不停地记下他同范文同相见的每个细节。待周总理陪同范文同离开机场后,人们陆续散去,我却还站在那里。此时我才发现,自己面颊上有几滴凉凉的泪珠。那年我刚25岁,头一次这么近地见到敬爱的周总理,这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

从此,我经常在外事场合见到周总理。在首都机场、在人民大会堂、在钓鱼台国宾馆、在北京饭店,不知见过周总理多少回,每一次我都觉得看不够。周总理同我握过手、说过话、照过相,甚至亲自为我改过稿子,每一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特别是周总理不知疲倦、废寝忘食的工作状态,果断地处理一切问题的能力和魄力,以及渊博的知识,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么多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害了你们

周总理常常被人们称为“7亿人民的大管家”、“中国的总管”。确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责任心极强的周总理,总是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去“管”各种事情。当然,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均在他的管理范围之内。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分管新闻工作的是姚文元。尽管如此,周总理仍然牢牢地把新闻工作抓在手中,在对新闻工作的部署、指导与审阅稿件的过程中,经常请示毛主席,或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定,或责成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具体联系指导,他身体力行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1972年7月12日傍晚,周总理来到位于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会见厅,准备接见外宾。就在等待外宾到来之前的几分钟,站在会见厅门口的周总理抓住这片刻机会,同在场的新华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的几位摄影记者聊了起来。这时有人介绍,前不久香港摄影记者在大陆拍了几部新闻片,由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质量上乘,在外国观众中引起轰动,而参与拍摄的人员却只有几个人。于是,话题就从这儿引申开来,谈起了如何改进和提高中国新闻摄影水平的问题。

周总理指着几个摄影记者说:“摆好了给你们照,有时还照不好。你们不会照活动的。不是你们服从人家,而要人家服从你们。美国记者背了那么多东西,趴在地上照,你们就不敢。我给了他们很多机会,他们很满意。怎么才能提高我们的新闻摄影报道质量?你们在一起研究过没有?”接着,他又感慨地说:“这么多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害了你们。”在场的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组组长杜修贤回答:“五一、十一的活动研究过,其他还没有研究。”

周总理说:“早说过了嘛,叫你们新华社管,明天就开会,名称就叫‘协作小组。”

没几天,周总理批准建立了“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成员包括新影、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任务是统一组织和拍摄中央外事活动的电影、电视和照片。由于实行了统一协调,有效地提高了中央外事新闻摄影的报道质量和时效。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新闻报道常常失去真实性,缺乏针对性,许多外事报道也是如此。周总理在千方百计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把新闻工作当做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多次批评外事报道框框太多。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批判极左思潮,首先要从端正文风开始,新闻报道要有真实性,也要有针对性,要生动活泼。他还强调,“对外宣传要具体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提倡宣传要有“生动的事实,准确的论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用词应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反对使用绝对化的词、夸大的词和刺激性的语言,主张新闻要写得“精简生动,才有人看”,“报道要让群众看得懂”。

为了进一步搞好外事报道,周总理还针对一次外事报道出现的失误,在外交部所写检查报告上批示:“同意重申的两条,以后均以此为准,即第一,发布新闻和声明统由新闻司归口,由新闻司与新华社等单位直接联系;第二,对外发稿由新华社统一归口,报刊、广播电台均以新华社发稿为准,不要多头。”

1972年9月30日,周总理等陪同到中国来签订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贡献的日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访问上海后,由沪回京。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6000多名群众,前往首都机场欢迎。为此,新华社记者写了一条消息,重点报道了周总理一行由上海回来和首都群众的欢迎场面,但没有报道中日建交这件大事,一行人的名单又是按原有的党、政、军领导常规的顺序排列。

此稿送给周总理审阅时,他严肃地提出如下批评:一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要没有针对性;这次是中日建交,稿中没有写中日建交的标语,欢迎总理有什么用?为什么欢迎?二是名单都是老一套的党、政、军领导人排列,这次是搞外交,你们这样写,不是成了新的“八股文”了吗?要打破旧的框框嘛!三是上面讲什么,你们就写什么,有什么就写什么,什么也不考虑,这是不行的,要认真思考。

这条消息虽然不是我写的,但周总理的批评却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我们的外事消息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新“八股文”现象。比如外宾到京消息,几乎都是老一套的写法,久而久之,我都能背下来:“今天,首都机场上悬挂着中国和××国两国国旗。数千名首都革命群众聚集在机场上,热烈欢迎来自××洲的贵宾。欢迎群众高举着横幅标语,上面写着:‘××等口号。当××等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时,人们敲锣打鼓,挥动花束和彩带,热烈高呼口号,表达中国人民对××国人民和××洲人民的友好情谊。”到时,记者只要在这些打××符号的地方,填上适当的国家名、洲名和人名就行了,哪用动什么脑子。有时,甚至外宾还没有到,记者就预先把稿子写好了。

我们政治外事组的同志认真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从此,我在写外事新闻时,都要问问自己用了脑子没有?能不能创新?那几年,我先后写了《斯诺一家同中国》、《古莲传新谊》、《友情突破九重天》、《来自越南南方的报告》等多篇外事通讯,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都是在周总理的教诲和督促下完成的。

周总理真是新华社的总编辑

周总理不仅为新闻报道工作指明方向、讲清原则,而且亲自为记者改稿。当时,新华社发的许多重要稿件,都要送周总理审阅,其中包括国际稿、国内稿、照片稿,以及我们写的外事稿。各稿都是分别送审,时间又不一致,周总理刚审完一稿,又送去一稿。有时周总理开会、处理文件、接待外宾,忙到深夜,刚躺下,又来送审稿了,他就立刻起床审阅。我们新华社许多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禁不住由衷地赞叹:“周总理真是新华社的总编辑。”

通常情况下,外事活动结束时,记者的稿子也就写完了,当即送周总理审阅。周总理不是简单地看一看,而是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审阅,边看边改,大到内容增删,小到病句和错误标点的修改。周总理改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标点符号,不管原稿写得对不对,都要重打一遍。据说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发现稿件毛病,二是看到哪儿,就是有事打断了,也可以很快接上。所以,周总理看过的每篇稿子,都留下了他那工工整整的笔迹,其认真程度真比老师给小学生批改作业还要认真。可以说,那修改后的一个个标点,一个个准确的字词,都渗透着周总理的心血和深情!我们许多年轻记者就是在周总理这手把手的教导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1972年至1973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国际形势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在此期间,凡是越南要人来访,周总理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在会见前,周总理常常会问:“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来了!”出席的记者应声答道。然后,周总理简明扼要地交代报道这次活动需要注意的事。会见完了,记者送上稿子,周总理亲自审阅。

1973年4月4日深夜,周总理、韩念龙副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驻中国大使。这次会见只有六七个人,会见的时间也不长。会见结束后,我把稿子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见我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便慈祥地望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坐下嘛!”我顺从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周总理见到连忙摆手,指着他身边的沙发,温和地说:“别坐那么远,就坐在这边。”

周总理习惯地拿起铅笔,一边看稿,一边逐字逐句地审阅和修改,偶尔还轻声说:“这个地方要再加一句”,“这个地方写错了”……早在1972年5月,周总理就被检查出身患癌症,而我们这些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记者却全然不知,只是发现周总理日渐消瘦。此时此刻,只见他用那负过伤的右手颤颤抖抖,吃力地写下每一个字。他略为思考了一下,在稿子的后面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理表示,相信越南人民的和平、独立、民主、民族和睦的事业一定胜利。”

1972年前后,周总理的面庞明显地消瘦下去了,白头发也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就要让服务员送上来一块热毛巾,擦把脸,才又神采奕奕地谈起来。我有好几次看见,周总理在会见完外宾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片刻,喘息会儿,才又去做另外的事。一位多年采访外事的记者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从没见总理有过倦容。”

1974年初,有次周总理会见外宾后,我将稿子送上。周总理照例拿起笔审阅修改。只见他拿笔的右手抖得厉害,但竭力克制着,让颤抖的手平静下来。我再也忍不住了,几乎哭着说:“总理,请您别写了,您说,我写吧。”“那怎么行呢?有关外事的稿子不认真看过,怎么得了!”周总理严肃地说。待他最后签完名,又冲着我慈爱地微笑一下,说:“我这不是很好吗?!”

外事工作无小事

外事工作纷繁复杂,有时又很微妙,处理得稍有偏差,或有怠慢,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对于外事工作,无论大事还是小情,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具体指导,甚至礼仪上的一个细节也从不放过。他常说:“外事工作无小事。”

1972年7月22日晚,来华访问的日本男女排球队,同我国男女排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周总理亲自来到首都体育馆观看比赛,并在赛前亲切会见了日本排球代表团一行。

晚上7时40分,中日两国运动员在乐曲声中按顺序走进比赛场地。然后,双方交换队旗,列队点名报到。只见日本排球运动员彬彬有礼,当赛场播音员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列,举手示意,全场观众也报以热烈掌声。而我国运动员则不然,点名时既不出列,也不举手示意,一个个若无其事的样子。

周总理见状十分生气,立即让有关领导下台对中国运动员提出批评,让他们以日本排球运动员为榜样,重新再来一遍。当中国运动员重新列队点名报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在场的日本朋友也投以称赞的目光。在现场采访的我,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事后,周总理向国家体委有关人士指出,运动员的礼仪风范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切不可忽视。从此,中国运动员无论出国比赛还是国内友谊赛,都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做。

与此事相隔一个月后的8月17日晚,来访的瑞典乒乓球队同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在首都体育馆进行友谊比赛。在比赛场地上,我们的许多记者围在球台周围,一个个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由于这道“摄影人墙”的阻挡,观众看不清双方运动员比赛的实况。在场的周总理看到这种状况后,又及时地批评说:“这些记者们,怎么光顾自己抢镜头呢?我们要有群众观念嘛!”

国家体委有关同志立即下台叫记者们离开赛台,可摄影记者们还不太愿意。事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不禁人人深感内疚。一个资深摄影记者由衷地对我说:“这是总理给我们上的最生动的群众路线课啊!”

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这是一件事关中美建交的历史大事。周总理亲自制定了“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的接待方针。

当时,有关部门为了保证美国客人的绝对安全,也为让人看起来我国繁荣兴旺、秩序井然,就把美国客人要去的中山公园、长城等旅游景点的旅客赶走,同时安排一些小孩,在这几处地方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尼克松一行游览完这些景点离去后,随行的一些善于观察和寻找问题的西方记者并没有离开,在现场看到了这些小孩及工作人员事后匆匆换衣服的情景,并很快就把这件事报道出去,说是“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

第二天,周总理从新华社《参考消息》上转载的外电消息得知了这件事,立即对有关部门进行了批评。他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还专门说到了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嘛!”当时尼克松听了十分感动,说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国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往事过去了30多年。如今,当《周恩来外交生涯》出现在银幕上,看到尼克松访华的一个个镜头,我不禁浮想联翩。可曾知否,这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凝结着周总理这位伟大外交家的心血和真诚!

记得1972年8月20日晚,周总理要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而与此同时,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日本乒乓球协会副会长后藤淳和夫人也要见周总理。他们一个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下榻于新侨饭店。由于不在一处住,对外友协分管礼宾接待的同志就把先行到达的后藤淳和夫人等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候,等中岛健藏先生和夫人到了以后,再同周总理见面。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等候许久,老不见日本客人来。当他问明情况后,便急忙说:“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快让后藤淳和夫人进来,先来可以先会见嘛!”

后藤淳和夫人被引进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抢先一步握住后藤淳的手,热情而又坦诚地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后藤淳和夫人握着周总理的手,万分激动。

中日建交,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大事。1972年9月29日晚,当中日建交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后,周总理深情地对中国同志说:“中日为什么能建交呢?这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由民间交往逐步发展而来,可不能忘记民间交往啊!我们既要广交新朋友,又要不忘老朋友。”

此后,当我随着一次次“日中友好之船”组织的日本朋友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时,看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世世代代传下去,不禁感触很深。“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正是周总理留给我们的这一至理名言和诚挚感情,才使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断发展。

(责任编辑李树泉文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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