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

我对2008年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学进行了盘点，这个盘点所显示的是中国新闻业新的传播生态。这个新的生态显示出三个方面：

第一，处在一个全球性的传播状态下：第二，处在风险的传播状态下；第三，处在网络化时代的传播态势下，人人都拥有传播平台。

这三种状态表明着我们国家传媒业出现了新的传播生态。关于全球化下的传播，这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全球化从新世纪以来，我们就说处在一个全球化状态尤其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但是，2008年的大事件让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对每个人民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在全球化时代，两大阵营把媒体当作是冷战攻防武器，在全球化的时代，传媒同样承担着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意识形态的攻防武器。美国的传媒号称是公众的，公民的“看门狗”，但是在对外报道当中，他们毫不犹豫的充当了美国政府的“看门狗”，我们同样如此，我们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捍卫我们国家的自身利益尤其是捍卫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或者说核心利益，所以，正是由于这种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在全球的传媒平台上正在形成一个激烈的攻防战，这场争斗关键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是对议程设置话语权的争夺。

我们想想看，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很强盛，但是在世界的传媒平台上很少有话语权，几十年来，中国不断被西方国家塑造成中国威胁论，最近又在说中国即将崩溃，2009年中国即将崩溃。从中国的威胁到中国的崩溃，从3.14事件全球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声讨，到5.12事件对中国的赞誉，中国在世界媒体当中是什么样的形态?可以说是一个任人拿捏的泥土，因为在传播里面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国际化的媒体，不会有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化的品牌；没有强大的传媒，中国在世界上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奉献了传媒的重要性。

我们的媒体处在风险社会的传播状态下，根本问题是我们对信息透明度的把握，风险社会也不是一个新话题，1986年德国的一位社会学家贝克就提出了现代化国家进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有种种特点，中国的风险社会有他自身的特点，他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种种风险表象之外，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传统的和现代的混合在一起，社会学家称其为失控约束，这种失控约束是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在一起，宗教的、民族的、城乡两元对立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全球性传播的灾害等等。一共有18种风险。

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蝴蝶效应，化解危机传媒业当然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物质的东西要靠物质来解决，化解社会风险最后还是要靠物质力量来解决，但是我们传媒可以为解决风险提供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人心的稳定，第二是对人民有信心。

所谓的人心稳定是要消除人们的恐慌心理，用透明的信息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减少人们的恐慌，任何心理的恐慌来自两个，一个是没信心，第二是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当中所提供的是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人人都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网络时代。过去我们的传媒，我们的社会舆论谁来掌控?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传媒来掌控我们的舆论，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制造舆论。在网络时代，舆论的自发性大大增强，草根性和自发性大大增强，这种舆论的自发性所带来的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3.14事件中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我们进行大肆攻击的时候，网民们以正义来传播真相，在火炬传播过程当中，上海发起了抵制法国货，谁敢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被骂为卖国贼，这些都带来了舆论的不可预见性和巨大的杀伤能力。

在网络化的时代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来主控，谁来主导舆论。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将在网络化时代非常剧烈，这种争夺的话题加上我们的网络多元背景下的网络更带来主控舆论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传播生态都告诉了我们一点，尤其是我们的传媒业，新闻的传媒业，我们需要走的，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就是我们新闻报道必须公开、公正、公平，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速度、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