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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财富热词盘点:中国是怎样富起来的

2009-04-07

名人传记·财富人物 2009年10期
关键词:大跃进热词财富

每个时代过去,都会有一堆散乱的词汇留下来,仿佛一地鸡毛。它们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遗产之一,带着当时狂热而未来必将逐渐冷却的温度。抓住这些曾经的热词,也许就抓住了记忆的线头,依稀唤醒一段生动的时光。

新中国成立60年,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财富变迁与流转,经历了一次次经济观念的蜕变与更新,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狂躁的“大跃进”,从极左的“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到务实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从羞涩的“万元户”到富豪榜上身家百亿的创富英雄,中国人终于一步一步走出了贫穷的梦魇,更重要的是,一种白手起家、辛勤创富的理念在人们的头脑中落了地生了根。于是,回眸60年,民族资本家、地主、投机倒把、小商小贩、倒爷、万元户、股民、创业者、企业家、阳光富豪……这些无不粘着时代特色与温度的热词,在一个财富的万花筒中犹如雪片飞旋着、幻化着,向我们扑来,让我们再次为历史的纷繁演绎而眩惑,而慨叹,而遗憾,而振奋……

50年代财富热词:公私合营、大跃进

1949,共和国元年。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声音莫过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与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相比,经济上的“站起来”也许更艰难,任重而道远。那时,喜悦的国人包括共和国的奠基者和领袖们,大都低估了在一片战后的瓦砾废墟上,重建一个富强国家的难度。

从1953年肇始的“公私合营”,是共产党人在经济上大胆探索与积极进取的标志,是他们继农村土改成功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手术。通过这一手术,城市个体工商业领域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被国家收编殆尽。荣毅仁、魏如、刘鸿生等一批红色资本家和多数民族资本家们,统统被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原来一街两行的老字号招牌转眼无影无踪,代之以各种“公私合营”的新牌子。

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从建国之初的近七成下降到了不足3%,再后来彻底消失。从此,个人财富逐渐成了一个与剥削、卑鄙和政治上不正确等含义密不可分、藕断丝连的词汇。“人有恒产,方有恒心。”失去了私有财产的人们成了集体主义洪流中的一分子。这一时期对财富的欲望被压抑在人性的最底层。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的“总路线”的催促指引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拉开帷幕。全民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这些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盲目之举,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中却显得极为严肃、认真且激情澎湃。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浮夸风”的肆虐和一场接踵而至的空前的经济灾难。作为一代中国人内心的疼痛,“大跃进”将永远封存在共和国的记忆中。

60年代财雷热词:一大二公、包产到户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突出特点,也是当时公认的最理想的公有制模式。“一大”即并小社为大社,一乡一社,甚至几乡一社;“二公”就是越公越好,消灭一切私有。于是,“生活集体化”和“吃食堂”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社员一律实行集体就餐,家中财产一律归公,禁绝家庭小锅小灶;自留地、家庭副业统统被取消;各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制度。

在极左思维主导下,对物质财富的极端处理方式仿佛理所当然。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人民公社化开始的三年里,加之自然灾害,致使群众挨饿,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2158万人。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为了纠正“极左”错误、迅速扭转农村生活困境,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实行了一套在农村许多地方迅速推广的“包产到户”政策。但随后不久,刘的“包产到户”思想和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与纠正,并为其日后在“文革”中遭受无情“炮轰”和“打倒”埋下了伏笔。

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包产到户政策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即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那么,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必将提前17年!

70年代财富热词:投机倒把、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是中国改革的元年。在这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说,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后来,他又有相似的表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若非邓公,其他人恐怕不敢出此语。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斗资批修不断,财富总是与资本主义罪恶捆绑在一起。任何为私有财产增值的想法都是大逆不道和有风险的,连养鸡养鸭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在1983年以前的江浙一带,如果你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自行车后面的筐子里放三只以上的鸡鸭,就是“投机倒把”。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了,革命不再继续了,经济重返中国社会,中国重返世界舞台。

个人致富的大门似乎随即推开了。

然而,好景不长,那些想发财的“先知们”很多被扣上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帽子。

当时,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统配价高一两倍。有背景的倒爷们凭借手中权力,通过计划或走后门,搞到平价的紧俏产品,层层转手加码,最后以较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笼统地规定了投机倒把罪。2009年8月24日,“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字眼从所有的法律条文中删除。那些被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先知们”,看到这种变化,是该笑还是该哭呢?

到了70年代末,安徽省部分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便是这项改革的发源地,当年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按手印立下的大包干秘密协议,协议上写着: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坐牢杀头的情况最终没有发生,而包产到户的结果却是加快了生产进度、抓住了季节,这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此后,中国政府继续不断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80年代财富热词:万元户、特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只带来了口粮的充足,也重新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聚敛财富有了实际意义。承包也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为农民进城追逐更多的则富提供了可能。

一旦放开手脚,尽管还心存疑虑,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还是被迅速释放。1979年年底,有6个壮劳力的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从队里分了10000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此时,经历了太久“越穷越光荣”的国家正需要大力宣扬“致富光荣”,由此,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万元户”,他们自然就是“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

农丰寸涌现“万元户”,城市涌现“万元户”。湖北宜昌的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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