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春

因为写些东西，内心存留着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具有的那么一点点自骄和自恋，更由于写作是一种持续性的时间和智力的较量，因此，我很少认可同龄人的写作。朵渔是少数几个例外者之一。

我和朵渔只见过一面，2000年8月中旬，在西安，诗人黄海担任总策划的一家青少年杂志夏令营邀请我们去担任指导老师。我们是失职的，自顾自地把“指导”的重任塞给了评论家谭五昌后，便与伊沙、秦巴子、沈奇、耿翔等西安诗人轮流喝酒。起初朵渔总是推说肝不好，不能多喝，后来见大伙喝得痛快，也就把医生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至于回到天津后旧病复发，时断时续地被病痛拖累了两年。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常感愧疚——假如没有我的插科打诨，依朵渔的沉静，应该能够把握住自己。

认真地说，是朵渔的诗歌让我死心塌地地把他当老朋友的。而我和朵渔见面之前没有读过他任何一首诗，在一家民间诗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时还挺纳闷：竟然还有姓朵的，是什么民族呢?后来才知道他姓高，名字很没“诗意”，很有诗意的“朵渔”只是笔名。那次在西安，正好一个朋友赞助朵渔出版的诗集《重力使一切向下》刚刚出厂，夏令营散营前的那个下午，印刷厂厂长带着数十本尚散发着油墨香的诗集赶到了饭店，我趁开饭前浏览了一些篇什。几分钟的浏览加深了我对朵渔的印象，我读到了《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条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

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的身体

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了几个戏水的顽童

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

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

她们疲惫的身躯，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比如我记忆里的

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

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

进进退退，欲走

还休。

我想，那本诗集，有这么一首诗就足够了，诗歌中沉静、自足的氛围没有谁能够阻拒。那是一种对土地和人性的感激，里面包含着隐忍的美和沉痛。后来，我只要一想起朵渔，就会想起《河流的终点》，想起“戏水的顽童和投河而去的村妇”，他们亲切如我的亲人。我还做了多次这首诗的宣传员，不仅向朋友推荐，还两次把它输入电脑并张贴到网上。2002年夏天，扬子鳄论坛因为我的一首幼稚的《内心的河流》而兴起一股“河流诗”热潮，大约七十位诗人张贴了与河流有关的诗歌，而这些诗里，让我无条件认同的只有《河流的终点》和美国黑人诗人休斯的名作《黑人谈河流》。后来，由于《诗选刊》编辑赵丽华的介入，这些诗构成了《诗选刊》第8期的“河流诗专辑”。更奇妙的是，一个听到“下半身”就来气的评论家朋友在读了《河流的终点》后，竟然一反常态，问我借了朵渔的诗集和两本《下半身》去读了两个月。

《河流的终点》奠定了朵渔在同龄诗人中的突出地位。无论后来他的创作有了多大的变化，我坚信，最终为他赢得尊敬的一定有《河流的终点》的功劳。在我所接触到的朵渔这一风格的作品中，能够与之媲美的大约只有《高原上》——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人在“力”面前的种种微妙的思绪只用了短短五行便完美地传达出来，真是风光无限。

《高原上》与《河流的终点》体现出了朵渔诗艺中正统的一面，也是有望成为“宗师”而不是“教主”的一面。如果朵渔按照这条道路行走下去，他可能可以收获很多世俗上的果实。但是朵渔没有，2001年以后，他渐渐地将自己改变，诗歌主题在往“身体”移动，写了不少被某些诗人称道的作品，但大多数不为我所喜欢。朵渔骨子里就不是一个适合调侃、戏谑、高声喧哗的人，他应该平静、内敛，从身体缩回到心脏。“下半身”写作是一壶酒，虽刺激而诱人，却不大适合朵渔这类不胜酒力的人，因此最好浅尝辄止，否则会再次“伤肝”。

但“伤肝”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封邮件里，朵渔这样写道：“那次西安之行后，我时断时续病了两年。这两年让我安静下来，但也同时更理解了身体对一个写作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生病中寻找到身体。……我读了很多书……发现了诗中的‘真理。”在读他2002年上半年创作的《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被翻译的土豆》等作品时，我看到了他回归的身影，只是，这身影还远不够清晰。对于自己将走向何方，朵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2003年2月21目的一封邮件中，他提到了“下半身”，他认为“下半身”的精髓不在具体的写法、题材，而是精神。在朵渔的指引下阅读了他的新作《日全食》、《生病·越冬》、《旅游地》、《暗街》等作品后，我感到我的确有那么一点杞人忧天。

许多人认为朵渔参与倡导“下半身”是一个失误。朵渔的确与这一群体的其他诗人不大一样，他的少数代表性作品足以让人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他与其他“下半身”诗人的日益“疏远”(我说的是作品风格)。事实上，一个警醒的诗人不可能永远被某一群体拟定的“纲领”所束缚，与“纲领”经过早期的“密切交往”后，必然会返回到自己的心性中来，如同巫昂从“顾城式诗歌”到《青年寡妇之歌》再到目前的相对“检点”，以及沈浩波在锐意前行中的不断微调，都是艺术自觉的力量使然而非名利的诱惑。有人说朵渔因为“下半身”而获得了更大的名声，我不知道是“下半身”帮助了朵渔还是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朵渔的“下半身”只能说锐气十足，而有了朵渔的“下半身”开始有了厚度。在这个群体中，朵渔的才华不是最突出的，但正是他的“拙”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对技巧与内容之间的“度”把握良好，翻阅他近两年的作品，最优秀的正好不是具有肉感和快感的“下半身”，而是“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开阔，它不乏尖锐与快感，还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在70年代出生的众多诗人中，朵渔是少数几个能用文章来表达诗歌观念的诗人，他的一些诗学随笔正在对更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形成影响。按理说他完全有资格在同龄人面前保持骄傲的姿态，像当今的某些诗人一样。但朵渔没有，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在宇宙的无限性面前保持谦逊。倒是那些自以为“天将降大任”的诗人在不经意间便露出了孩子般的淘气。

朵渔的谦逊是逐步修炼出来的，从他的文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思想轨迹：最初是慷慨的、号召性强的，比如关于“下半身”诗歌理念的文字，后来就慢慢收敛，变得沉着、自省，少了布道的成分而更多地进行自我要

求。只有尊重自己打动自己的文章才能够打动别人并获得别人的尊重。可以说，朵渔文章“语调”的改变使他在向诗歌的终极目标作了一个漂亮的腾跳。

2006年9月9日，在一封信中，朵渔向我推荐了一大批他阅读过的书籍，并强调了这些书籍之于一个诗人的“用处”：

以赛亚·伯林的著作，大概有五六本，译林出版社的版本不错，网上有售；这一套“人文与社会”丛书中还有其他不少书目可读。

苏珊·桑塔格的著作，目前出有五本，上海译文的；尼采的著作，最近听说华东师大要出笺注本全集，还未见到，版本繁杂，比较好看的有《人性的，太人性的》等，人民大学版；卡夫卡的著作，河北教育版的全集；加缪的著作，河北教育版的全集；鲍曼等人关于现代性的著作；韦伯的部分著作，三联版；本雅明的著作，版本繁杂；卢梭的著作，可先读其忏悔录；海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班达的著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新出了一套丛书，其中有他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可读；……国人作品，建议读：朱学勤、唐德刚、张五常、余世存、刘晓波、李慎之、顾准、甘阳、余英时等人文字，网上常见。

有些经典，我以为应该熟读：《论语》、《诗经》、李杜、王阳明、鲁迅……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太多。一时想不起来，想起再补充。

我一直觉得，诗这东西，到一定程度，它会是诗人的“副产品”。“副产品”不是不重要，而是“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30岁以后，坐在书桌前强写一首诗是可耻的，读书或走路或许应成为生活的“主流”，诗歌随之而生。我常常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和同行，多读些书，但又不要读死了，做一个眼界开阔的、活脱脱的、有力量、有正义感、有信仰的诗人。但现在，因社会快节奏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一代所受教育的先天不足，再加上物欲的、家庭的拖累，作为一代人的进步和觉醒，真是太慢了。上一代人已经消失，希望我们这一代不要再沉沦。

看了这封信，我除了敬佩朵渔的沉潜的阅读态度，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我给他回信说，这里面的大多数书籍我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也读过一些。当然，无论从阅读量还是消化的程度来说，肯定远不如朵渔。后来朵渔回信，对我们较为一致的阅读兴趣甚为高兴。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朵渔的精神资源。阅读深深地影响了朵渔看问题的方式和作品的向度。他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当晚写下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是我阅读到的最出色的诗歌之一，字里行间那科沉痛、节制、反思的气质为我们托举起了一个思想者的形象——

今夜，大地轻摇，石头

离开了山坡，莽原敞开了伤口……

半个亚洲眩晕，半个亚洲

找不到悲愤的理由

想想，太轻浮了，这一切

在一张西部地图前，上海

是轻浮的，在伟大的废墟旁

论功行赏的将军

是轻浮的，还有哽咽的县长

机械是轻浮的，面对那自坟墓中

伸出的小手，水泥，水泥是轻浮的

赤裸的水泥，掩盖了她美丽的脸

啊，轻浮……请不要在他的头上

动土，不要在她的骨头上钉钉子

不要用他的书包盛碎片!不要

把她美丽的脚踝截下!!

请将他的断臂还给他，将他的父母

还给他，请将她的孩子还给她，还有

她的羞涩……请掏空她耳中的雨水

让她安静地离去……

丢弃的器官是轻浮的，还有那大地上的

苍蝇，墓边的哭泣是轻浮的，包括

因悲伤而激发的善意，想想

当房间变成了安静的墓场，哭声

是多么的轻贱!

电视上的抒情是轻浮的，当一具尸体

一万具尸体，在屏幕前

我的眼泪是轻浮的，你的罪过是轻浮的

主持人是轻浮的，宣传部是轻浮的

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官员

是轻浮的!啊，轻浮，轻浮的医院

轻浮的祖母，轻浮的

正在分娩的孕妇，轻浮的

护士小姐手中的花

三十层的高楼，轻浮如薄云

悲伤的好人，轻浮如杜甫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因为这首诗，朵渔获得了超越诗歌圈的名声。张清华在将此诗选入《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所有‘5·12地震诗歌中最好的一首。说它最好，不是因为它书写了更感人的人性和情景，更高尚的人格和故事，而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灾难，我们该写什么?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将人们带进人性拷问和良知发现的境地，才能使一切已发生的悲剧和消失的生命获得价值。”在我修改这篇文章时，朵渔与臧棣、萧开愚、黄礼孩、桑克获得了由南方都市报社评选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00八年度诗人”的提名，朵渔已是二度入围“年度诗人”，评委会这样评价朵渔：“2008年，朵渔在地震期间完成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诗，成为国人纪念亡灵、清洗内心之际最为悲恸、最为无力、最为清醒的呼喊之一，从成千上万的‘地震诗歌之中脱颖而出，被读者所喜爱又被文学界所重视，为诗歌写作介入公共事件提供了艺术范本。他的诗尖锐而沉重，具有一种饱含隐忍的爆发力。提名委员会主任李少君认为，朵渔是青年诗人中有‘大才之人，他的诗逐渐呈现出大气象、大格局。”这是朵渔第二次获得该奖的提名，最终是否获奖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成功地使它的作者成为一个当前少见的思想型诗人。

事实上，我读到朵渔最新的文论作品的标题就叫《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诗人一旦沾上“思想”，就会变得苍白而冷静，理性成分浓郁而感性稀薄，但朵渔不是这样，他同样有丰富的感情，2007年发表的诗作《妈妈，您别难过》，让我看到了他敏感而充满温情的一面。这种形象，在朵渔以前的诗歌中极为少见。

那年秋天，朵渔获得了一个民间诗歌奖，在颁奖晚会上朗诵这首诗时，朵渔泣不成声。也许，他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母亲，还有坎坷艰辛的人生。

1994年，朵渔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天津一家杂志社上班，一待十年。2005年2月，到广州与朋友一起操作图书公司，半年后便退回家里，读书、写作，成为一个真正的“坐家”。他希望以四年为期，再读一个“大学”，完成自我的启蒙。现在看来，他似乎在无限延长这个期限。

从2006年夏天起，朵渔开始编辑诗歌民刊《诗歌现场》，至今已出版了五期，这是近二十年来我接触到的诗歌民刊中印象较深的一种。

2006年7月26日，朵渔来信，说要创办《诗歌现场》杂

志，邀我做编委，并寄来了刊物的设想和要求：“……现场诗歌(分为三卷，首卷重点推荐年轻诗人，每人诗歌5－8首；二卷重点选好诗，特别是网络现场的好作品，每人1－2首；三卷为编委及特约诗人作品。另附编委所撰‘本期印象)、现场讨论(本期拟定的主题是：诗歌与时代、小文人诗歌的争论)、现场评论(针对当下诗歌的各种评论文章)、文字现场(各种好看的文字，包括抒情的、纪实的、思想类的文字)，以及其他视稿件情况所设的栏目。”我给他推荐了一批诗人的稿件，又应他的要求将我的一篇关于“70后”诗人的随笔发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上。

从2007年3月出版的《诗歌现场》开始，朵渔的办刊方向进一步明确。诗歌作品少了，文字稿增多了，某些作品的出现，彰显出作者与编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和担当意识。《诗歌现场》出版后，好评如潮。但由于忙于琐事，我已无精力再给刊物荐稿，于是从第二期开始，我把编委一职辞了。

《诗歌现场》可以作为近几年优秀民刊的一个代表——我所说的“优秀”，不仅指它的质量相对较高，也指装帧的美观，以及体现出的公开刊物所没有的活力。从刊名看，编者希望能够表现出当前诗歌的状况。但是也正如朵渔在后记中所说的，虽然诗刊名为“现场”，读完了稿子，却对何为“现场”愈加迷惑了。我认同朵渔的疑惑。实际上，诗歌是没有现场的，只有“诗坛”才有现场(比如那些论争、事故、会议)。除了那个把诗歌等同于顺口溜的年代，诗歌永远应该是多向度的，只不过有时候某一种写作可能会领一时的风潮而让人误认为它就是“现场”而已。只要刊物的负责人有独特的艺术眼光，他就不可能喜欢和包容所有类型的作品，因此，很难用一本刊物来概括当下所有写作的向度，刊物能够做的，只是展现编者个人心目中的好诗。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尽可能多的诗人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现场”，这是一种误解。那种因为内心虚弱而有意识地集合起来的诗人所展示的只能是功利与狂躁。叫嚣声越高，与真正的诗歌相去越远。与此相对应，那些个体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才是一个个现场，他们互不交叉或者偶尔贴近，但各自的面容清晰可见，绝不互相混淆。如果把这样的诗人集中起来，同时尊重他们各自思想的独立性一也许能接近“现场”的真谛。由于《诗歌现场》十余位编委作品风格与审美趣味各异，他们推荐的作品的确较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下诗歌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但与其他诗歌民刊相比，《诗歌现场》的品质之高，思想之厚，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而言，一个民间刊物的思想其实就是主编的思想，朵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逐渐显露，因此，与其说我喜欢《诗歌现场》，不如说我对它的主编朵渔充满期待。

内行人可以从朵渔的诗歌中看到他对于坚的尊敬，朵渔也从不忌讳这一点。事实上朵渔尊敬的诗人不止于坚一个，还有杨黎、韩东、柏桦、吕德安等人，他的随笔《以“第三代”为师》对此作过深入表达。越来越多的诗人怯于谈论自己的“师承”，这说得轻一些是对自己不真诚，往重里说，就有了虚伪的气味了。以“第三代”为师的立场也深得我心，“70后”中比较优秀的诗人大多与“第三代”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一些“第三代”之后的诗人对朵渔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影响“70后”的诗人不是“第三代”而是他们，这些诗人未免太自负了一些。70年代早期出生诗人中的优秀者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第三代”而不是其他，他们与“第三代”之外的大部分60年代出生诗人几乎同时起步，对于这一拨诗人，“70后”可以称他们兄长，但只有对“第三代”，我们才会心悦诚服地称“老师”。

我和朵渔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是都属于70年代出生诗人中年纪相对较大的一拨。我记得我们都曾经在各自的文章中说“70后”不小了，都快三十了。一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则干脆在一篇文章中把朵渔称为“老朵”，文章赞的是他的诗歌成就和在诗坛上的地位。于是我在给朵渔写信时也称他老朵，朵渔在回信中礼尚往来，叫我“老刘”，哄得我也欢喜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