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新军

近些年来，由于知识界的分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杂语共生的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持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出现严重分歧，相互之间唇枪舌剑，很难真正对话与沟通。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摸到尾巴的说它是根绳子，摸到腿的说它是根柱子一当代文学史因此被切割为不同问题的碎片。在这一困境中，研究者如何摆脱各自的片面性以达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关照，如何在多元对话中呈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清理不同的文学史叙述之间的关系，使它更深更广地介入当代文学实际的发展历程中去，已成为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程光炜先生近三年的研究成果集《文学史的兴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批评化”与“历史化”

当代文学研究界分歧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可能与研究者不同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知识结构、研究对象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当代生活所赋予研究者的不同的价值立场所致：研究者已经习惯于在价值论的层面上叙述历史，而不习惯于在认识论的层面分析历史；习惯于到历史中寻找与自己的价值立场一致的文学资源，而不习惯于搁置自己的价值立场尽可能全方位地向历史开放。

对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固然重要，但严格的历史意识更为重要。过于强烈的当代意识或过于鲜明的价值立场，常常会干扰、阻碍乃至破坏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和把握，使我们陷入以今律古的迷津。惟其如此，程光炜才会一再反思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倾向。他认为，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当代性，很难摆脱当代文化语境的制约，“瞬息万变的知识信息、文化话题和各种文坛潜在压力，无时不在左右、干扰和改变着批评者对文本的看法和选择”(《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文学史研究则必须警惕当代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控制，如果不能和当代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能摆脱批评性结论的干扰，就不能对文学批评做出理性的过滤、归类和反思，就会产生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的倾向，阻碍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历史化”。为了推动学科的“历史化”，程光炜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不断变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与不断变化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上，深刻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研究每个环节(史料的发掘整理、文学史经典的确立与重释、文学史秩序的建构与颠覆等)中当代文化语境不可抗拒的影响力。

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是文学史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不少学者是毫不怀疑这一工作的“客观性”的。程光炜在研读不同时期文学资料选编的基础上，对这种“客观性”的神话提出了质疑。他发现，貌似客观的史料整理工作，也很难摆脱当代语境和当代文学观念的支配，“研究者自以为是‘客观的材料，实际是经过当代语境的挑选和淘汰的，并不具备真正的‘客观性，而是符合新的历史语境要求的‘客观性”。近年来出版的不少资料汇编，有意无意淡化和遗忘革命文学和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就是当代语境干扰的结果。而且，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还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参与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资料汇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反映了编选者整理、压缩或扩充历史想象的叙述意图，代表着他‘重构历史的大胆想法。”(《“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我觉得，这一看法是切中时弊的，我们现在有许多标榜“论从史出”的论著，实际上并不具有严格的历史意识，而是先预设一个文学史的结论，然后到历史中寻找证据，辛辛苦苦挖掘出大量的史料，证明的却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相当平庸的观点。

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重释，是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重写的关键环节。一种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能否确立，关键取决于它能否确立自己的文学经典并颠覆异己性的文学经典。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每一次转化，都是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再建来实现的：1949—1976年的“当代文学”通过拒绝“现代文学”的经典和不断确立新的经典，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史叙述；新时期通过解构红色经典和再建新的经典，实现了文学史的重写。1980年代文学潮流频繁更迭，也是在经典的不断颠覆与再建中进行的(《经典的颠覆与再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程光炜认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重释，同样受制于当代语境：新时期之初，《班主任》被确立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文学叙述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成规、文学批评等制度化环境形成了一种非常匹配的关系。而《艳阳天》、《金光大道》被去经典化，则因其有悖于“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现代派”作家拒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推崇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典，是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相一致的，其目的在于把中国当代文学纳人“世界性”的文学格局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由此而审视当前通过重读红色经典以重评“十七年文学”的学术潮流，我们不难找到其意识形态根源和动机。

相比之下，程光炜更为关注不断变化的文学史的叙述与不断变化的“当代语境”的内在关联，不同时期的文学史知识生产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以及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对异质性的文学现象所造成的压抑和遮蔽。作者发现，同一时期的历史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家在“拨乱反正”、“走向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下，通过把1949—1979年的“主流文学”边缘化、“非主流文学”主流化的方式，建构出一个关于1980年代“主流文学”的整体化的文学史叙述。在19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思潮中，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再次发生重大变化，1980年代确立的“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和质疑的过程，其内部的“差异”、“歧义”、“分裂”和“多种可能性”被揭示出来，从而形成一幅多层化的1980年代的“主流文学”图景(《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他还以近年来的孙犁研究为例说明：以“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心态(文化保守主义、消费主义等等)研究革命时代的文学史，很难保证历史不会因此而走形变样的。许多左翼作家因此被从“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剥离出来。孙犁等作家的作品中长期被压制的花鸟虫鱼、风花雪月、小资情调、道德中心意识、儒家文化精神等“非革命”元素扬眉吐气，变成比“革命”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关涉到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与革命文化、革命美学关系，如何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安放”后者的文学史位置的重大问题上，我们不难感受到当代价值观念在重塑历史中的巨大能量(《孙犁“复

活”所牵涉到的文学史问题》，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18期)。

面对文学史研究中当代语境无处不在的影响力，程光炜并未放弃对文学史的“客观性”的追求。为了使文学史研究更具有历史感，他倡导“有距离的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研究”，主张把既有的文学经典、批评性结论、文学史、文学成规、制度以及研究它们的方法作为研究和反思的对象，以揭示出文学史更为复杂的内在机理。这一研究思路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一种自觉的学术史研究和文学史哲学研究：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者说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叙述的关系，而程光炜更为关心的，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客观“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这项工作是有很大难度的：一方面需要摆脱当代语境的干扰，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回到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又不能无视当代生活的存在。我们不难发现，程光炜在倡导“历史化”的同时，更对当代文化问题有着持续不断的热情，对当前(由启蒙、新儒学、后现代、后殖民等文化思潮所构成的)复杂难辨的文化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理解。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对当前的文化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或者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更不赞同按照当代的需要去随意地解读历史。他关注当代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考察当前复杂的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为了清理不同的文学史知识谱系所产生的时代根源以及他们之间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并以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

二、对启蒙文学史观的反思

在《文学史的兴起》中，有不少质疑“启蒙”的文字有人据此认为他是反启蒙的。这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程光炜并不是在价值论的层面上批判启蒙的，他所反思的是那些站在单一的启蒙立场上叙述文学史，从而简化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行为。这些文字，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赫德尔和柯林伍德对启蒙历史观的批判。赫德尔认为，启蒙者的历史观是非历史主义的，他们把野蛮与文明、无知与理性截然对立起来，对符合启蒙理念的历史现象大力渲染，不符合的则简单排斥，这是很难充分介入到复杂的历史中去的。柯林伍德也认为，启蒙的历史观“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性的和反历史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启蒙文学史叙述，同样存在着论战性的、批评化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我们知道，在1980年之前的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研究范式中，反帝、反封的革命文学成为文学史的主流，而游离于反帝、反封之外的启蒙文学、市民文学则被压抑和遮蔽。1980年代中后期，“启蒙”现代性(人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体性、文学主体性等等)的评价体系逐渐取代了旧的评价体系。在新评价体系中产生的文学史叙述，同样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诉求，其潜在的动机是到文学史中去寻找声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精神资源。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成功地清算了极左教条对人与文学的戕害，开拓了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空间，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遮蔽：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利于新意识形态的文学资源被无限放大，而不利于新意识形态的文学资源则变成可有可无的存在。

程光炜一再反思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学是极其丰富、复杂的，没有理由把它简化为单一的“鲁迅精神”，简化为自由主义的或启蒙主义的文学，更没有理由把这一被简化的“五四传统”作为臧否二十世纪文学的绝对标准，一味地抬高自由主义的文学而贬低、排斥革命的文学。他不赞同把“十七年文学”简化为“革命压倒了启蒙”的文学、个人与文学的主体性失落了的文学，把1980年代文学简化为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新启蒙的文学、个人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复归的文学。他认为这种本质化、整体化的文学史叙述，严重压抑了对“十七年文学”和1980年代文学的多样化的解读，遮蔽了两个时期文学内部的复杂性、冲突性以及文学形态的多样性。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支持他反思启蒙文学史叙述的，并不是某种明确的价值观念，而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寻找原生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图景的冲动，他更感兴趣问题是：“如何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至70年代的历史／文学?它们本来有着怎样而不是被80年代意识形态所改写过的历史面貌?另外，哪些因素被前者抛弃而实际上被悄悄地回收?哪些因素因为‘新时期文学转型而受到压抑，但它却是通过对历史‘遗忘的方式来进行的?”(《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应该指出的是，程光炜对启蒙文学史的反思，除了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考虑，也有着明显的当代性考虑。尽管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想象性的建构与叙述，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而只能从现在的视野中构造过去。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历史叙述是否具有权威性和生命力，除了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历史的经验中去，还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介入到当代生活中去。在这一点上程光炜是很清醒的，他认为，固守1980年代以“拨乱反正”、“寻找自我”、“走向世界”为核心价值的启蒙立场，已经很难和复杂的当代生活形成良性对话关系。因为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肆入侵，已经把中国全面而深入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如何坚持本土化立场以迎接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当代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如何以文学的立场来反抗全球化与大众文化的全面侵略，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当代问题。当国际上的不平等和国内贫富差异日渐加剧时，被启蒙话语颠覆了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开始呈现出历史的与现实的合理性。如果仍然站在启蒙的(个人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立场上，强化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学的封建性和专制性，遮蔽其反抗资本压迫的民主性和批判性，就会使文学研究失去一个十分宝贵的精神资源。

无可否认，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创作变得更复杂了，已经很难被整合到文明／愚昧、现代／传统、文学／非文学、中国／世界等二元对立的启蒙文学史框架中。更重要的是，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崛起，知识界出现了新儒学、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等文化思潮，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史研究出现了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叙述方式。在近年来重评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浪潮中，被启蒙文学史过滤掉的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逐渐浮出水面，启蒙作为一种历史话语的局限性也随之呈现出来。这就把坚守以及曾经坚守启蒙立场的学者推向了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固守启蒙立场，唯我独尊地排斥其他文化思潮，刻意回避当代生活和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会不会使自己丧失应对现实生活的能力?继续不加反思地以一种预设的、凝固的启蒙理念叙述历史，那是不是在1980年代既有结论的基础上做重复性的研究?

反过来，如果放弃启蒙的立场，会不会彻底瓦解1980年代所建立的文学史秩序?会不会使现当代文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评价体系靠拢?会不会使过去被否定了的东西再次成为新的学术时尚?

这种两难的困境也困扰着程光炜的学术研究。他一方面在反复探究启蒙文学史叙述所造成的压抑和遮蔽，另一方面又对那些试图谋取话语霸权的新的文学史叙述充满警惕，不赞成完全否定启蒙的文学史叙述。譬如，他曾投入大量精力反思启蒙文学史叙述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的扭曲和颠覆，但对当前轰轰烈烈的“底层文学”讨论却并无好感。作为一位曾经坚守启蒙立场的学者，他曾对革命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史专制性和排他性有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反思启蒙问题时，他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走向反历史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有些学者所倡导的“底层文学”的口号，是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功利目的，是“左翼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再度强行“命名”，是要把中国文学拉回到为政治服务的老路上去。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自己曾反复质疑过的启蒙的“纯文学”的立场(《小说不承担什么》)。他不赞成在启蒙的话语中为“伤痕文学”大唱赞歌，为此而深入剖析“伤痕文学”作家群体与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他们在当时文化语境的控制下没有充分传达出真正的历史经验(《“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但当某些学者以“民族国家”等时髦理论重新评价“伤痕文学”，彻底否定“伤痕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时，他却起而维护伤痕文学，认为“伤痕文学，实际就是一种重新记忆‘文革的文学。它的历史角色和历史责任，是要把那些‘抗争性的记忆(个人记忆)引入公众领域，变成公众记忆的一部分。而人们今天重提伤痕文学的历史记忆，其意义即在阻止那种将‘个人记亿从‘公众记忆中撤出。”(《一篇文章与对“伤痕文学”历史记忆和问题的检讨》)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启蒙文学史的叙述中了。

这种看似矛盾的论述，其实并不矛盾，它是由作者对不同的文学史叙述的双向反思而产生的，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他一直警惕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学和多元文学现象的压抑和歧视，试图通过权衡各种文学史叙述的关系，以便敞开更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使文学史研究更深更广地介入到历史和当代现实中去。但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着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这关键取决于研究者如何更新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这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三、多角透视和多重话语分析

站在单一的价值立场上叙述历史，是不可能把全部文学史实包含进来的，它总是在照亮了一些史实的同时，遮蔽另一些史实，从而损伤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一个曾令许多历史哲学家苦恼不迭的问题。海登·怀特曾因此而慨叹“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柯林伍德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所以，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看到事实真相的一个方面；即使有无数的历史学家，也总是有无数的方面未被看到”。当然，这不是说研究者不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察历史的角度，通过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之间的广泛协作，也可以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同价值立场的研究者相互排斥，很难通过对话与协作形成学科的共识。

为了超越“管中窥豹”式的文学史研究，程光炜自觉采用了价值中立的多角透视和多重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在整合不同立场的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学史叙述。从作者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方法是可取的，也是有效的，它有利于把被单线索的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文学史现象呈现出来，把由各种因素的互动与冲突而构成复杂多变的文学史图景揭示出来。比如，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史的分期，它突出了同时期文学的共同性和不同时期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断裂性，而忽视了同时期文学内部的差异性和不同时期文学之间的延续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者对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过于单一，而忽视了“主流意识形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话语构成的一种动态性的思想结构。因此，每个时期(特别是新旧转折时期)的文学生产，都不可能是在单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其本身常常呈现出多重话语相互冲突、碰撞、融合、转化的复杂状态。只有通过多重话语分析的方法，才能对这种复杂的状态做出更为有效的清理，才能更为客观地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之间更为复杂、隐蔽的历史联系。

我们注意到，程光炜在描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时，没有简单重复“革命压倒了启蒙”的历史判断，而是通过细致剖析郭、茅、巴、老、曹等人在旧社会的生活、写作经验与新的历史语境、文学规范之间的复杂关系，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五四话语、革命话语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内在张力。作者特别关注现代文学传统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在细读韩少功的《爸爸爸》时，他发现了鲁迅和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与“寻根”两个传统对韩少功的制约：“他把反差很大的两个文学文本强行嫁接、叠加和强扭成一个文本，实际让人看出，《爸爸爸》在‘改造国民性与‘文化寻根这两个文学创作和精神向度的预定目标上似乎都不太到位，多多少少有一些勉强和顾此失彼的感觉。我感到了他的为难，不仅仅在对鲁迅与沈从文的选择和接受上，而且也在因为选择和接受了这两种文学影响所必须面对的小说本身的谋篇布局上。”(《如何“现代”?怎样寻根?》)

由于采用了多重话语分析的方法，作者在反思1980年代文学方面取得明显的突破。既往的文学史著，大多站在激进的思想和艺术革新的立场上叙述1980年代文学，这种叙述方式突出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艺新潮的主线索，遮蔽了1980年代文学内部的分歧和张力(如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民族化与现代化、客体与主体、反映论与主体论、工具论与本体论、群体与个人、普及与提高、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向外转”与“向内转”、理性与非理性的尖锐对抗)。程光炜通过对新时期文学规范、文学批评的多重话语分析，不仅还原了“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多线索的历史联系，而且充分发掘出新时期文学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在他看来，新时期文学规范建立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在拒绝、排斥“十七年文学”成规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后者和它的文学规律。传统的文学成规通过稍加改造悄悄进入了“思想解放”的崭新话语谱系当中。它作为一个潜在的文学成规，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学创作的评奖、选稿、办刊，以至于对一部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评论，成为文学筛选制度中一个相当稳固的监督因素(《文学“成规”的建立》，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内部，同样存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尖锐分歧，新时期的

文学批评方式虽然在逐渐发生变化，但强大的传统力量并没有离去，它只不过是偶尔改换了面目而已(参考《文学的紧张》、《当代文学批评方式的转移》、《批评对立面的确立》等文)。更为可喜是，作者还把多重话语分析的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具体的文本研究，通过考察多种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中相互纠缠、对抗、博弈的关系，由此展示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革命文学的复活》(《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就是这种“以诗证史”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作者紧扣王蒙小说《布礼》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表达方式、艺术结构展开分析，准确而精当地辨析出存在于“旧文学规范”与“艺术创新”之间的复杂的文学史问题：革命文学作为文学史上有影响的“通行规则”，它的主题潜力和表达方式在新时期并未完全丧失，大多数“伤痕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对它的戏仿、改写和场景置换等方式，成功地进入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主义”还没有代替“现实主义”而成为新的文学“成规”的时候，“革命”仍然是供给《布礼》的一个重要“资源”。在我看来，这一系列文章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即从不同角度勾勒出被单线索的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文学史线索，使1980年代文学呈现出其原有的“复调”特征。

也正是出于多角度透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愿望，程光炜对近年来出现的文化研究寄予厚望。他认为，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可以拓展文学史的研究空间，把作家作品的生产和传播置于现代教育、社会体制、现代文化、现代出版、政党制度以及大众文化传播的多重视野之中，从而使得文学史上原先被遮蔽、压抑和淡出的许多研究对象，走上研究者的案头，作为一种研究文学史的方法，“它不仅要厘定文学史的外围，而且也要深入到文学史内部，对组成文学史的多重成分和因素进行比较性的分析”(《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收入在《文学史的兴起》中的《四十年代：文学杂志与现代都市》、《40年代与文人集团》、《试论40年代的文学环境》等文章，正是依循这一思路展开的，作者通过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杂志、文人集团、文学出版的多角度透视，切入到对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转型”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借鉴文化研究方法以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功个案，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释]

①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见《历史的话语：西方现代历史哲学译文集》，195页，张文杰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程光炜：《文化的转轨》，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