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帆

一

何谓现代主义?——尽管络绎不绝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各种阐释仍然没有一个尽头。这首先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于现代主义的久久震惊。现代主义放肆地践踏传统，亵渎经典和大师，并且企图在文化废墟之上重铸一批面目怪异的语言产品。迄今为止，还是有许多人回不过神来：这一只横冲直撞的怪物从哪里跑出来?现代主义起源于什么时候?1880年，1910年，1915年，抑或是1900年07现代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这种文化类型具有哪些特征?现代主义运动分解为几条线索，如何与现代社会互动?另外，现代主义结束了吗?现代主义是被大众抛弃了，还是意外地成为自己所鄙视的经典?显然，这一批问题极为复杂，视域的转换或者历史资料的积累将不断地修正既有的结论，甚至派生出另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

显然，这一批问题的考察必须指向西方文化，指向现代主义的起源。尽管追根溯源通常被视为阐释现状的依据，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个向度的考察——指向现代主义的发展，即现代主义的迁徙、移植以及异地繁衍。如果抛弃“起源幻觉”而将现代主义视为一粒文化种子，那么，那些漂洋过海的文学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现代主义如何投入欧洲之外的大陆，并且在异国他乡生长为另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植物?

首先必须肯定，现代主义擅长国际性的文化社交。相当一部分文学的概念术语仅仅存活于本土文化而无法与异质话语通约。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道”、“气”、“神韵”、“风骨”等范畴很难介入西方文化，与史诗、悲剧、浪漫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相提并论。相反，现代主义似乎扮演了全球公民的角色。不长的时间内，它的理论之旅遍布不同的大陆，缔造出各种版本的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理论之旅的终点可以看到某种奇异的化合。现代主义带有独特的文化基因——美学风格、主题、语言形式、文学和艺术观念、文化代码，如此等等。如何投入另一个文化圈，组织一批迥异的生活经验，成功地在文学领域注册，异国他乡的异质话语对于现代主义的接纳必须履行种种复杂的文化交接。因此，现代主义的顺利登陆和栖身通常表明，这个陌生的概念收到了访问邀请，并且赢得了异质文化的认可。历史曾经出现这种时刻：临近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各种传统景象开始了大规模的替换，沿袭已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阐释的功效，僵化的社会话语体系面临彻底的清理。这种清理往往造成了话语内部某些轴心部位的空缺，迫切征集一批新的重型概念再度承担阐释的使命。这常常可以解释现代主义乘虚而入的根本原因，尽管文学史提供的是种种不无偶然的形式和机遇。现代主义的登堂入室——而不是被拒之门外——表明，这个概念找到了与异质话语彼此衔接的理论交会口。当然，穿过这个理论交会口犹如穿过海关，欧洲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被扣压下来，至少被暂时冻结；同时，另一些因素赢得了特殊的重视，甚至放大和扩张。现代主义如何抵达中国的文化版图?以上的描述标出了简要的理论线路。

然而，这种描述可能引起重大的异议，尤其是在后殖民理论如此盛行的今天。许多人愿意指出一个重要的疏忽：欧洲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消失在理论视域之外?拥戴现代主义的激情悄悄解除了人们对于文化霸权的抗拒。如今，批评家已经发现，现代主义驳杂的形式实验隐含帝国主义对于当地人抗争的恐惧；现代主义充斥了法西斯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有色人种诽谤者；现代主义时常尾随经济掠夺的通道进入当地，美学上的“异国情调”成为掩盖侵略的烟雾弹；现代主义暗中挪用了“中国”的文化材料，但“中国”仅仅是想象的投射，并且被处理为片段的存在；总之，“许多中国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等同为现代性的符号和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合法性的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受虐性的自制行为”。对于现代主义包含的帝国主义结构无知和盲目，抽空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察觉不到这个概念在权力结构之中的位置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假设，人们可能陷入西方文化的圈套。这是不可遗忘的历史教训：无所顾忌地援引西方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启蒙可能不知不觉地变质——“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为反封建和拥护西方的代名词……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进西化的紧迫性远远地超过了反抗和批判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

对于那些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崇拜者，如此观点不啻于当头棒喝。后殖民理论恢复了“民族”范畴的衡量功效，开始犀利地分析隐藏于全球文化交往内部的压迫关系——分析那些脉脉含情的文化使者如何居心叵测，分析貌似开放的世界文化舞台如何屈从于不平等结构。然而，如同批评史屡屡显示的那样，犀利与盲视时常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民族”被视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那么，民族文化之间仅仅剩下了充满敌意的交锋：一切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均被敲上殖民或者被殖民的烙印，任何文化差异无不以压迫与对抗告终。这即是文化造就的全部关系吗?我宁可认为，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同时不太真实的图景。即使帝国主义曾经如此普遍地插手文化交往——即使如此之多貌似公平的文化交往潜伏了文化霸权的宰制，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美学或者学术的文化互动仍然包含了挣脱帝国主义控制的能量。丝毫察觉不到美学或者学术内部存在了抗拒权力的锋芒，人们肯定低估了文化的意义。毋庸讳言，半殖民地的创伤性经历肯定增添了“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论重量，但是，断绝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既不是捍卫民族的良策，也不可能触动乃至瓦解现有的文化权力配置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民族”成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人们不得不潜在地承认一个预设：民族是一个凝固的同质化整体。民族内部对抗民族外部成为唯一的内容。这时，民族内部的压迫和反抗消失了，这些压迫和反抗与民族外部的各种交错的联系也消失了。这是民族主义对于理论视野的压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显然无法认可这种历史判断。对于西方文化的扩张与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呼应，他们不可能懵然无知；相反，我宁可相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认为，打开民族文化的枷锁已经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内部革故鼎新的冲动，并且企图借助西方文化的某种冲击相助一臂。“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锋一方面援引西方文化资源，一方面反抗西方文化殖民；一方面与传统文化决裂，一方面与民族国家认同。”尽管这种冒险犹如孤注一掷的背水之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方面均已成为新型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欧洲现代主义无疑被视为西方文化资源之一。即使后殖民理论揭示了现代主义的殖民主义血统，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一个民族通常存在鉴别、筛选、抵制和改造异族文化的机制。闭关锁国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回避。很大程度上，解殖民的一个富有成效的策略即是，吸纳现代主义并且使之屈从于中国文化版图结构。考察现代主义如何介入民族内部的各种对话，这即是对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