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培利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从外地采访回来。

在返回电视台的途中，路过大石桥一带的立交桥时，发现桥底下竟然聚集着一大群民工，足足有几十号之多。他们以地为席，或躺或坐，有的褥子刚刚抻开。处于职业的敏感，我决定立刻下车，对他们进行一次采访。

看到我们的车子在他们跟前停下，这伙民工顿时惊慌起来。原先躺着的不躺了，坐着的也不坐了，纷纷穿好了衣服。几十号人像鸡窝里的鸡子一样，胆怯地挤拢在一起。

我对他们说，不要惊慌，只是做一次小小的采访。说着，我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他们。

原来，他们都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干活。那商贸楼的地基刚刚落成，第一层还没有垒起来，他们没有地方住宿。

他们说已经习惯了。通常，都是第一层楼落成以后，他们才有住的地方。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很知足：有地方睡觉就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城管不来驱赶他们。

我看到他们的被子并不厚，褥子同样薄得可怜。为了保存一点可怜的热度，他们各自在被子上裹了层塑料布。我的身体在厚厚的羽绒服里哆嗦了一下，严冬的寒意侵袭着我。我把自己所目睹所感受的一切，用摄像机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后来，我把这次采访的短新闻插播在晚上黄金时间的《大城小事》节目中。

谁知，节目播出后还不到一刻钟就接到了大石桥派出所金所长的电话。金所长说，大石桥一带两个月来连续出现了几起入室盗窃案，案犯的作案手段非常高明，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他怀疑跟那些民工有关，让我们电视台配合调查。

我和金所长当晚就在电视台见了面。

那天的采访录像徐徐地回放。突然，他指着一个圪蹴着身子的人说：你看看这个人……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那个人自始至终没有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圪蹴在角落里，头上顶着一块床单，根本看不到他的脸。床单是廉价的老式床单，呈粉红色，依稀可见上面印着花团锦簇的富贵牡丹。

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脸蒙起来呢？工地上有几个小民工，年龄十七八岁，得知要上电视了，都争着往镜头前挤呢！我也对这个人产生了怀疑。

金所长要我回忆那个蒙脸的人长什么样子。我的脑子里，反复翻腾着当时采访的情景。隐隐约约的，似乎真有那么一个人，老在躲闪着摄像机的镜头：你左他右，你前他后，绕来绕去的。后来，他干脆用床单蒙住了脑袋。可我实在记不起来那人的高矮胖瘦，圆脸还是方脸，头发是黑是白……一来，他始终没有说话抢镜头；二来，我想，他或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城市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我没有必要记住他们。

金所长果断地说：事不宜迟，我们这就过去，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第二次驱车赶赴大石桥时，我的心情沉甸甸的，五味杂陈。

车子缓缓地停下。桥下的那群民工看见有人过来，依然像鸡窝里的鸡子一样，不知所措。当他们看清楚是我的时候，便迅速地镇静下来，甚至欣喜地和我打招呼，好奇地问有什么事。

我说，想再对他们深入地采访一次。

我缓缓地摘下摄像机的镜头盖，把目光瞟向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看看谁是要搜索的目标。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老是在躲闪着摄像机镜头，你左他右，你近前，他退后，就是不让我靠近。我干脆直接把摄像机伸到了他的脸前。这时，他一把扯起一块床单，把自己蒙了个严严实实。床单是粉红色，富贵牡丹的色泽有些暗淡。

他的举动引起了同伴们的嗤笑。我听见有人对他说：“老王，上次就是你用单子蒙的脸吧？你说你傻不傻，难得上一回电视，咋就不知道往前凑呢？”

一定是他！

金所长也一跃上前，扯他头上的床单。可单子被他死死地攥住，金所长愈发地用力了。

只听“呲啦”一声，床单从头顶裂开。先是花白蓬乱的头发，接着是一张风吹日晒的黧黑的脸。我急忙把镜头凑了过去。那人突然伸出一只手，挡住了我的镜头。

金所长说：“这么害怕上电视，说不定真的和盗窃案有关呢！”

那人一听，着实慌了。

他语无伦次起来：“我没有偷，我没有偷！我是怕家里人知道了操我的心……”

采访中，我们得知，他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大学生儿子的父亲，弱女人的丈夫，老母亲的儿子。

桥底下忽然一片寂静。抬眼看去，立交桥下，有好多人都把脸蒙了起来。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后来，盗窃案侦破了，的确跟立交桥下的那伙民工无关！金所长对我说，走，喝酒去！他又说，真想邀上那群民工。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晚的情形，又浮现出那些蒙脸的民工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