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善明

摘要：在接受者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审美话语中向人们指示了一条通向美好彼岸的救赎之路。应当批判地看待他们关于接受者个性和主体性的论调，因为他们的努力并不能轻易地恢复完整的人性，毋宁说只是提供了主体性的乌托邦。

关键词：接受者；主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4

从卢卡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忧虑地注意到大众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意识形态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把文艺当作斗争的武器，对工业社会的这些接受者们施行“审美救赎”，试图创造出是具有“总体性”的人，或者是具有“新感性”的人，其目的都是要使被大众文化欺骗的接受者成为具有真正主体性的个体。他们构想中的接受者，是有思想，能够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个体，文艺和审美在促使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向这种理想的接受者转变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但实际上，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只是为大众主体性的恢复确立了一个乌托邦而已。

一、接受者主体性的丧失及其审美救赎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们注意到工业文明及其所产生的大众文化，裹挟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人们围困其中，人的个性和主体性逐渐丧失，沦为意识形态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从高兴文化批判的大旗声讨不合理的现实，试图以精神领域的革命解放被工业文明压抑的人性。

(一)艺术的“反物化”功能与接受者完整人性的恢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家，比如卢卡契，已经注意到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物化意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活动在商品经济的支配下都被异化了，“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人的活动本来是与人自身不可分离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产品变成一个独立于人的、并且反过来控制人的世界。这种控制不仅限于人的外在活动，更进一步深入到人的意识当中，因为人为了生存就要适应商品经济规律，进而“自我客体化”，把自己想象成商品，其结果就是人性被严重地扭曲。在物化的世界中，人就成了纯粹的“接受者”，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剩下的只有占有和消费的欲望，日常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了人生存的真实状况，人又在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毫无知觉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驯化。由于这个世界中的接受者缺乏整体意识，他们不可能凭借自身超越物化意识，而作为“特殊中介范畴”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可以帮助人们祛除物化的认识方式，唤醒人们的整体意识，因为“同那些追求直接效果的意识形态相反，艺术创作不必唯以引起直接为实践服务的目的论设定是从，这样就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可能余地，能够去影响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所以即使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艺术创作也还是能够对每一种重大的异化都展开强烈而深刻的批判”。艺术具有反物化的功能，能揭示被商品经济所歪曲的假象。艺术的形象通过激发接受者的情感，通过对接受者的心灵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现实。用卢卡契的话说就是“艺术形象并非现实，它客观上包含着对超验的、彼岸性的否定，它创造了对现实经过加工反映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由现实中产生并反作用于现实”。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改造现实，而这一切都落实到人的改造上，这首先又是主观世界的改造。所以，接受者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文艺活动中与创作者的关系上，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社会现实中其主体地位的确立。只有将接受者从物化制约下的无意识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使接受者成为完整的自我存在，才能实现“总体性”目标。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卢卡契所揭示的西方社会的物化现象变得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大众文化拥有广泛而稳定的接受群体，这些接受者们都被同化到这一社会结构当中，成为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从接受的角度出发，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工业文明如何生产他的接受者(消费者)，接受者从大众文化中获得了什么，有什么途径使接受者从意识形态的围困中走出来?

(二)“真正的艺术”抗拒文化工业对接受者主体的控制

阿多诺敏锐地感觉到，进入到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特性，以往社会中带有革命倾向的阶级已经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制度以其强大的极权统治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将各个阶层一起同化到现存的制度之中，这种同化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领域，更为严重的是渗透到人的心理、意识之中。工业社会通过这种“同化”操纵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垄断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便在这种垄断之下应运而生，同时又以“消费控制”的方式，加剧了工业社会对个人意识各个领域的控制。阿多诺特别指出，大众文化通过文化的形式实现对个人意识的控制。维护现有制度是大众文化的根本任务，大众文化实际上成了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传声筒”。现代文化的种种形式，图书、报纸、广播、电视，传播出来的都是垄断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大众文化正是借着这些媒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表面上看，文化生产以消费者／接受者的需求为导向，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会越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接受者。文化工业虔诚地声称，它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生产，但实际上人们具有个性化的需求被平均化、表面化了，即被“物化”了。和卢卡契一样，阿多诺也注意到商品拜物教使特殊的个体化为价值的抽象物，人仅仅具有和物一样的抽象属性，被一统化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各种现代化工具巩固物化成果，蚕食侵吞私人领域，最终以公共的平均意识消除个人的主体意识，“今天，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阿多诺认为。现代极权统治使人们遗忘了自我个性的存在，丧失了思考和批判的意识。在阿多诺看来，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造成了对人性的摧残，他把这种技术垄断称之为“工具理性”，并认为这种以文明和技术为标志的“工具理性”已经不再表示着把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力量，而成了奴役束缚人类的工具。“工具理性”和极权统治一起使个体完全地整合进社会之中，个体被社会所同化。

在这样一个被同化的社会中，大众文化通过现有技术资源和设备来满足大众审美消费的欲望，但是，“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

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大众文化不仅是工业社会标准化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在无声无息中实施着全面的文化控制，迫使人们不断适应并认同这一标准化社会，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表现出更明显的欺骗性，阿多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这种对消费者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在，它一方面在表面上通过娱乐的方式使消费者开心取乐，制造出一幅和谐宁静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却在深层上通过升华作用使接受者满足于自己的虚假需求中，不知不觉地被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标准”序列所操纵。大众文化的全面控制，已使人们习惯于顺从大众文化所转达出来的社会意志和艺术旨趣，人们已不再去追问艺术的意义，不再怀念那些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文艺风格作为反对混乱的表现痛苦的坚强武器的“伟大的艺术家”，而是去崇拜那些矫揉造作的明星，和那些毫无意义的感官快乐，欣赏音乐不再是目的，而是恢复工作能力的手段，大众文化就这样不仅使艺术沦为非艺术，也使艺术欣赏沦为文化消费，阿多诺称之为“欣赏力的退化”。

由此可见，接受者在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视野内是非常重要的。卢卡契认为只有获得“总体性”，才能把接受者从无意识状态解救出来；而阿多诺认为只有打破统治阶级虚假的总体性，才能使接受者逃离文化欺骗的阴影。虽然存在某些理论上的分歧，但他们在接受观念上有很大的一致性。那就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文化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以接受为导向，表面上看来是为了满足、丰富大众的需求，实际上是在传播、巩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掩盖人们真正的需求。文化接受表面上具有可选择性，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产物，它隐含着意识形态的不可选择性。于是，“大众”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不断被驯服、同化，在文化工业的控制中失去了想象力、创造力和主动性，随波逐流，逐渐丧失了对意识形态谎言的质疑、揭露、批判和反抗的能力。

为此，阿多诺提出要用“真正的”艺术来拒斥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侵蚀，使大众从人性分裂、人格丧失的生存状态中获得拯救。具有否定性和批判功能的现代艺术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它否定了社会总体的统治，维护了自身的独立性，并通过形式上和内容上与社会的距离，蕴涵了批判和颠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力量，它在批判现存社会的同时又给人以希望。因而，现代艺术彻底地否定了面临严重危机的大众文化，试图以主体性、反抗性的张扬实现艺术的革命，从而为被压抑的大众提供一条救赎之道。

(三)“新感性”重建接受者完整的自我

大众生活中文化工业迷雾的笼罩中，他们是被意识形态所蒙蔽、所欺骗的接受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发动一场艺术的革命，拯救这些逐渐丧失自我的接受者。这种思想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也试图从社会与人性相对立的角度，开辟一条文化解放的道路。马尔库塞指出，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是发达工业社会使人单一化的强大力量。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伴随着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机和需求、感官的异化。工具理性的控制力量不断侵占人们的私人空间，人性自我深化的多样化过程在工业过程和机械反应的状态下被固定化、单一化，个人只能模仿世界。进而同整个社会达成一致，最终，人完全被异化为物质的奴隶，不再能够对社会提出抗议。马尔库塞也发现，工具理性所造就的“文化工业”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它消除个性，使人们丧失理性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扼杀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并用虚假需要取而代之。什么是虚假的需要呢?它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这样的需求和幸福感都是外在于内心的，是一种受外在力量支配的、精神需求受到压抑的、公共符号式的需求和幸福感。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它暗中“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因而是必须被揭露和批判而不能维护和保障的。大众的那些被满足的需求是娱乐、广告宣传等所需要的，也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他们的消费模式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现代广告等塑造的那些消费模式，其背后也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这种虚假需要的影响下，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人们由过去的两面性选择，即肯定和否定的选择，变成了单面的肯定的选择。面对社会所提供的需求，人丧失了自我，沦为需求的奴隶，也成了标准化、统一化社会的奴隶。整个社会则成为封闭的、僵化的、同一的整体，变为没有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人们抛弃了反思的自由和需要，失去了通向未来的向度。一切个体失去完整的自我，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消费而没有否定思维的“单向度的人”。

对工业文化的接受者来说，一切解放都有赖于他们对奴役状态的觉悟，但这种觉悟的出现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虚假”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个人已被社会所驯服。“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如何才能“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也将救赎的重任交于艺术和审美。他认为，一个新的自由社会的建立，必然要基于人的本能需要之上，这就是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人类解放的基础，就是个人感觉和爱欲的解放，他把“新感性”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突破异化的力量，艺术和审美具有造就新感性的功能。艺术通过想象性的变形与现实决裂，并产生对抗。它不是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是通过对艺术接受者的精神世界的改造，“借助它的超历史性的和普遍的真理。不仅呼唤着一种特定阶级的意识，而且呼唤着、发展着所有促进生命的潜能、作为‘类的存在的人类意识”。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不再被工具理性所操控，人们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剩余压抑”，因此，审美活动就是真实的需要赖以获得解放的活动领域，即造就新感性的领域。

从卢卡契到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接受观念上的相似之处。首先，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被社会同化，“接受者”就是那些丧失了个性和社会反思、批判意识的个体，他们只能向社会表达其“虚假需要”，反过来商品生产向他们提供“虚假满足”，他们就象意识形态话语所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千篇一律。接受环节在这种大众文化中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实现最有效的欺骗，如何进行最成功的同化，也成为大众文化技术的重要理念。其次，审美救赎的过程相应地也就是接受者的改造过程，希望

以艺术和审美唤醒沉睡的主体性，实现从审美救赎走向自我救赎，从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但这一理论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批判：审美话语中主体性乌托邦

仔细审视上述审美救赎的理论，可以发现，所谓接受者的主体性只是审美话语本身的虚构。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工业文明控制下的大众进行考察后认为。大众无意识地处于统治阶级权力话语的欺骗中，在接受“肯定的文化”的同时就接受了话语背后暗含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表面上为接受者提供虚假的满足，实际上不断地剥夺他们的个性和主体性，并代之以虚假的个性和主体性。“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等，皆是如此”。个体只有在选择这些被社会支配的垄断商品的时候才具有“自我的特性”，只有融入普遍性的权力空间才有权力展现虚假的“个体特征”，个性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尽管它是以个性的名义发展起来的。个体与权力、主体性与阶级性就这样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也正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描绘的“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能被赋予虚假的自由，在差别是以“微米计算”的文化商品中满足自己的需求。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试图发动一场精神领域的革命，使破碎的人性得到复原，以此达到最终变革社会的目的。这就要培养具有批判意识、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接受者，使他们在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能以主体性抵抗意识形态的侵蚀。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为接受者主体性的实现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呢?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大众提供了虚假的主体性，我们接着就要考察他们所揭示的接受者真正的主体性是如何存在的。马尔库塞认为：“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个体的主体性又是通过“审美之维”获得“新感性”而实现的。自律的艺术为主体反抗现实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因此，只有“否定的文化”、“真正的艺术”、“革命的艺术”的接受者才能够取得主体性，沉浸在资本主义“肯定的文化”中的接受者是无此机会的。从卢卡契到阿尔都塞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都明确剖析了文化本身的分裂，即一部分文化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则保存着革命的力量成为超越现实的自律的艺术。只有后者才能挽救分裂的人性，恢复人的主体性。在西马的理论中，接受者主体性的实现却并不需要满足文艺之外的某个条件，自律的艺术本身就具有革命力量，只要进入其中，主体性就会逐渐得到释放。也就是说，主体性的实现不再受制于外界力量，就立足于接受过程本身。前景是何其美好!

但是理论总是有其有限性的，我们在被西方马克思王义深邃的思想震撼的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清醒——“审美救赎”难道没有意识形态企图和争夺话语权力的欲望?最起码从文艺接受的角度来看，它是站在一定高度构想了文艺“真正的”接受者，未来的接受者在诞生之前，话语已经为其“主体性”描绘了美好的形象。政治话语为接受者确立的主体性形象是激动人心的，审美话语为接受者确立的主体性形象同样是诱人的，它以审美自足性掩盖了话语本身的虚构性，让人们对艺术的力量坚信不疑。“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这使得个体在社会中摆脱他的功能性生存和施行活动。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像和理性”。但是并非所有的艺术都具有反抗现实、解放人性的功能，理论家们选择了特定的艺术(甚至不同的理论家选择了不同的或相反的艺术)，同时也选择了特定的接受者，如果这些接受者已经进入艺术，他们肯定就获得了“主体性”吗?或者，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接受者获得更多的主体性，还是现代主义作品的接受者获得更多的主体性?理论在选择接受者的同时就试图引导大众如何成为“主体性”的接受者，如果主体性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什么样的艺术能恢复接受者的主体性也应当是自明的，但是艺术本身的特征和功能在西马的理论中却并不是自明的，一种艺术时而是反抗现实的，时而又是服从现实的，它会因理论的需要而改头换面。这也许表明任何艺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会只有否定因素没有肯定因素，理论家们显然乐意让接受者对“否定因素”情有独钟，而这种“否定因素”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差别甚大，艺术的内涵也因之变化莫定，接受者在这些理论所指定的艺术面前如何选择才能具有主体性?所以说，即使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中的接受者，其主体性也是虚构的，它服从于审美话语本身的需要，不可能是自明的。

因此可以发现，表面上接受者的主体性得到张扬，实际上这只是话语本身的虚构，意识形态话语和审美话语都是想以接受者为中介，达到影响社会走向的目的。即使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非常关注个体自身的解放，那也是审美话语观照下的有选择性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接受者通过他们所指定的艺术欣赏就必然能拾回主体性吗?获得这样的主体性是否要损失人性中的其它部分，也就因此使这种主体性也是不健全的、有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接受者更接近于福柯意义上的“主体”，而不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主体”。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主体只能是被建构的，进入文艺活动的接受者已经由权力话语规定了他的主体性。审美救赎也无法避免权力的渗透，它仍然是话语建构的过程。理论家们都试图恢复接受者的主体地位，最终却陷入了话语的悖论，即接受者只能在话语中被赋予主体性，这样产生的只能是抽象的主体，每一个个体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体。主体性究竟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应当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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