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05021)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以来，作为学科建构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80年的书写历史。谈论“文学史”或“文学史”的撰写早已成了一种学术的必然与必要。虽然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但是历史乃“层累地造成”(顾颉刚)之说，却似乎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学者、史家们俨然已合理合法地取得了建基于个人认知与学养、识见基础之上，参与层累造成之行列的文学史诠释权。不过，如何善用这种权力，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80年来中国新文学史的撰写者来说，一方面,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物，有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性，它应该只有一种面貌，无法更易；另一方面，它又是撰写者心象的观照对象，势必兼备主体意念(包含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的投射。正因为历史的吊诡是如此地具有诱惑，才有“一种史实,N种写法”的文学史著。

其中，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新文学史》①是在香港产出、堪称“港人”所著“港版”中国新文学史②翘楚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善用层累堆积的话语权并呈现出颖异风格的文学史著。

司马长风(以下简称司马)的本行并非文学史研究，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思想的术业中未见有重大建树的司马，却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作了一次精彩的“客串”演出,为世人奉献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谓异数。

黄修己1993年撰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迄今惟一一种以“新文学史编撰史”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历史感与学术史视野的厚重之作。他曾这样评价司马的《中国新文学史》：“在已出的台湾香港学者的新文学史著中，司马长风这部《中国新文学史》是在内地最有影响的一部。”③此言甚是。又说：“70年代后期出版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便有着独异的思想色彩，不妨姑称之为‘香港色彩’”,“所反映的正是香港的独特风格”④。惜乎黄修己对此“香港色彩”、“香港风格”却语焉不详，是否因其“左右开弓，尖刻地骂倒一切政治，在大陆或台湾版的新文学史是难以看到的”⑤,这样就能成其为“香港色彩”、“香港风格”呢？笔者未敢苟同。

黄著所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列出截至该著出版的1993年前问世的有关著作共计154种(不包括外国学者所著)。纵观80年来海内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据估计，截至当下，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已出版者应已接近200种，这一数字也包括善秉仁、许世旭、藤井省三、顾彬等这类外国学者的有关著述。在此一观察与论述场域中，笔者以为，司马的《中国新文学史》突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于，它建构了一种自足独创的文学史编撰体例，显示出脱俗不凡的历史识见和审美眼光，也是文学史著中学术文字以诗情与文采见长、可读性高的一种。

先说自足独创的编撰体例。此著凡三卷，1 000多页，近90万字，是卷佚最多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全书分五编三十章，将1915～1949年的新文学分为五个时期，即文学革命(1915—1918)、诞生期(1918—1920)、成长期(1921—1928)、收获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这样的分期与命名有两处值得注意：(1)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21年新文学社团蠡起前的这段时间，一般都视为萌生期或孕育期，但司马特地分为两段，意在突出新文学发生的“序幕”，此著特别点出了以往史著从未道及的“锺文鳌”这个当时清政府驻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秘书——因为正是在他的触动启迪下，胡适才萌生了提倡“文学革命”的意向并在锺的鼓励下付之行动。这样看来，这个本不为人知的锺文鳌，也算得上是新文学的“催生婆”(至少是“之一”)了。写新文学史著，论理不该遗忘或遗漏此君。(2)将1938—1949年命名为“凋零期”，不少人以为是司马对毛泽东《讲话》有政治偏见(《讲话》导致了文学的荒芜与凋零)。此种责难很难邀人信服。或许在某些史家看来,《讲话》既出,当时全国的文学创作就该是一片繁华盛景,怎么可以说是凋零?其实,只要尊重史实,就只能是说那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良好”愿望吧,甚或就是臆断，姑且不论，司马断不至于把1938年起的文学生态的凋零之责算到发表于1942年的《讲话》名下，再者，司马的本意其实主要的还是基于对战争背景的考量。这12年，先是全民抗战，紧接着是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国共决战，文学创作在此大背景下，确乎不及五四时期与三十年代前期繁盛，相形之下，凋零之状颇显。司马以此名之，其意有据，其情也可悯。本是一种对历史现象深入观察认真分析的个人见解，恐怕不能想当然地以对《讲话》的政治偏见解读之。反倒应当说，司马的“分期法”特别拈出“战时”、“战后”这种观察视角，不失为文学史观察面向与书写策略中饶有创意的独家之见、一家之言，实在是可圈可点。

其次，司马此著还有一个新创，是在不少“章”“节”后列出了该时期文坛大事记和文学创作各领域的创作实迹(如“成长期小说作家录”、“成长期散文作家录”等)以及有关“附录”——如第18章至第24章，每章都有“附录”，最多的一章有三个“附录”。这些名录、作品录、附录、大事记，搜罗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罗列排比，固然省去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重复翻检之劳，更使其史述史识立于坚实的史实之上,作者治学之勤谨，也由此可见一斑。此风在当下的学术界，尤其值得推崇。

诚然,这种“附录”原始资料的做法,在20世纪30年代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已有尝试。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只写到1932年，新文学的历史在他笔下最多也只有17年，王著在全书最后附的“新文学创作书目一览”的收录数也就有限。司马的著作不仅搜罗了王著所不可能收罗的1932年至1949年间的作品书目,而且在时间跨度上足足延扩了一倍。又因采用分期整理爬梳之法，眉目更加清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司马在搜罗厘清“战时”、“战后”作品与作家行止上所花的大量心力，更是惊人。纵然他也深知，以一人之力来做这份工作，极易遗漏讹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做了下来，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之概，实足令人钦敬。

脱俗不凡的历史识见与审美眼光、常带来独到的发现，是司马此著又一值得肯定之处。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34年间(1915—1949)出现的繁多的新文学各体作品的评判、筛选，常能言简意赅地道出其美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不少章节段落中时时有他个人的审美分析、审美发现与历史洞见，摆脱顾忌与成见,让读者眼前一亮或颇为兴奋。而不像在阅读其它不少同类著作时常会有的了无新意、陈陈相因，读来给人瞌睡感油然而生的感觉。

试举数例：下卷第二十五章“战时战后的文坛”下，有一小题曰“军人拉拢作家”，仅见此题，就已吸引读者去一探究竟；再看下文，司马在此节观察到“战时”文坛上的一个有趣也颇有意味的现象：除了政治人物与文人作家的关联外，在战时中国，不少军人武者对文人也颇为“关切”：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余汉谋等都“倡办或支持文化事业，罗致作家参加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阎锡山在临汾办“民族革命大学”，聘李公朴为“民大”训导长，还资助孙陵办《自由中国》、办“西线文艺”等；冯玉祥聘吴组缃做秘书；臧克家、姚雪垠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夏衍则被聘为第七战区顾问等。这种发现和叙述，为其它文学史著所未见。司马要言不繁地评议曰：“自壮声势，附庸风雅”,客观上却也启发了读者、史家,从战争与文化、政界与文人的互动这一层面观察战时中国文学，当能进一步掘发出现象背后的深层历史文化意义。

再如，中卷第二十二章“诗国的阴霾与曙光”中，几个标题就标示出诗人的美学风格，给人印象深刻：“似烟似梦何其芳”、“悒郁冷艳戴望舒”、“幽玄孤奇废名”、“苍白晦涩卞之琳”，评说到位，识见感觉俱在。下一章谈“文学批评与论战”，除以往文学史常有论及的周作人、刘西渭、朱光潜、胡风、李长之等人外，他又独厚黎锦明，特别标出。黎氏作为小说家已为人所知，但他还从事批评，出过批评专著，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司马不仅向文学史推出了作为批评家的黎锦明，而且对其批评水平不吝赞词，说他“在品鉴作品方面，写的文字不多，但《达夫的三时期》一文使人难忘”，认为“在破除因袭的影响上，郁达夫的《沉沦》胜过鲁迅的《呐喊》”，“实发人所未发，言人之不敢言”。“此外，他在本文中特别指出，郁达夫那种散漫的文体，是个性，是特色，并非创造力的松懈，这也是一大发现。”“这是研究郁达夫文学最深刻、最公允的见解。”⑥像这种摒弃人云亦云、独出机杼的文字，在司马此著中所在多有，不胜枚举。

第二十五章绘制的“战时作家分布状况”一节，也“很有文学地理学的创意”⑦。这部分的论述充分注意到此一时期文学生态所呈现的区域性特征，此种洞见，在众多新文学史家中堪称独步一时了。除分列四川地区，滇黔地区，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外，还特意列出“沦陷地区”、“海外地区”(含香港、南洋、美国)进入文学史书写的序列,此举或可视为为日后“台湾、香港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先声，实属难得、难能。

第三个突出之处是司马这本史著的文字表述，在学理性的叙述、论议之间，笔端常带诗情，下笔颇具文采，是一部可读性甚高的文学史。既与台湾地区某些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或径直就以“反共”声腔一以贯之的“文学史”“文学史话”(如《中华民国文艺史》)大相径庭，与大陆地区出版的不少文学史的正襟危坐论道、大话套话横行、千篇一律千人一腔、批评标准失衡、语言表述乏味的史著相比，也更显示了作者不俗的美学追求与语言风格。这类实例在著作中比比皆是，为避行文累赘，仅举二三例：“《沉沦》里的词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彩，并且多姿。”(上卷第154～155页)评《边城》：“每一节是一首诗，连起来是一首长诗，又像是二十一幅彩画连成的画卷。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中卷第38页)评李健吾的散文集《切梦刀》：“‘一叶知秋’本是人人耳熟能详的话，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话，可是到了李健吾的笔下，立刻翻新了，展露了美妙的青春。文章开始像天外飘来的风……”(下卷第155页)

诚然，司马此著并非尽善尽美之作，某些判断不被认同那也是仁智之见的问题，不足为怪，全书确有匆促成篇之弊，攻之者言之凿凿，也勿庸讳言，一些硬伤确时有所现,但就整体而论,则应当公允地说一句:《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虽有一些瑕疵但有更多独到之处的颖秀之著，而真正的学术史是宁要一部有欠缺的独到之作，也不要十部互相雷同的平庸之作的。

司马曾自述他写作此著的初衷与立意，为“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以纯中国人心灵所写的新文学史”。上卷出版后，他在送给一位日本友人书的扉页上写道：“这不是一部最好的中国新文学史，但却是一本最初的新文学史。”⑧司马以坦率的态度自承该著错漏甚多(好在能及时勘误)，又自信地认为其是“勇踏蛮荒”的一本新文学史。有学者早在1987年就肯定此著：“在史的系统性、学术性、客观性上明显地超过以往同类专著。”⑨但也有学者以“毕竟是一个研究政治腻烦了，半道转行的人写的文学史”⑩为由，而苛责其“难以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英雄不问出处，学问本是公器,实在需要有更多敢于独抒己见的学者共策共进。要以一人之力，写一本没有讹误、遗漏，人人赞誉肯定的中国新文学史，不仅80年来未见，恐怕再有80年也未必有此种奇才、完才出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味要一部文学史没有一点疏漏，所述的见解又人人惊为天人，既高又大且全，只能是一种理想，甚至是空想、妄想！笔者以为，一部文学史，只要著者秉持正确的理念(如不受政治宰制)，下了必要的资料爬梳工夫，有自己独具的建构与史观，文字又清新可读，就应该不吝肯定、赞扬，何必那么求全责备呢？

注释：

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在1975、1976、1978年出版初版，后又多次再版。

②所谓“港版”中国新文学史，包括林莽《中国新文学廿年(1919—1939)》，香港世界出版社，1957年版；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版等。

③④⑤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31页，第424页，第426页。

⑥⑧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3月初版。本文引自该著1978年11月再版，第260-261页，第324页。

⑦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⑨刘献彪：《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8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