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弼

(常州日报社，江苏 常州 213003)

2009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20世纪文化伟人瞿秋白诞辰110周年，又适值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90周年。谨撰本文，以示纪念。

一、积极投身五四运动

1918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瞿秋白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和以《新青年》为代表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人生观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他在《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1919年上半年，在几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帝国主义强国把持下，巴黎“和平会议”召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在卖国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陡然爆发。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卷入旋涡”，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成为北京五四运动的骨干。在斗争中，瞿秋白曾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禁，出狱后由于劳碌过度，加上狱中曾受到折磨，竟至吐血，病了数月。表姐夫秦耐铭致函慰问，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忆述五四运动时，还曾热情颂扬《新青年》、《新潮》宣传新思潮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朴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②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是当时宣传新思潮、“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之一。

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期间，对时事十分关心，坚持每天阅读报刊。他于1919年11月1日撰写了《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③一文，在指陈时弊后说：“……中国人看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紧要的，就像欧洲和会未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全国人对于这个问题多很注意。可是签字不签字闹了半天，报纸上杂志上竟没有看见一篇有具体办法的论文(我所看到报纸杂志虽不多，然而也不少，总是没有，即有，也不能十分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他说当时“我所看到报纸杂志虽不多”，这可能是谦词，“然而也不少”，确是实情。他说的“欧洲和会未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签字不签字闹了半天”，是指1919年1月至6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国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无理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对此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瞿秋白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说：“报纸上杂志上竟没有看见一篇有具体办法的论文。”还是瞿秋白本人，满怀爱国热忱及时赶写了题为《不签字后之办法》④的论文，发表在1919年7月17日的北京《晨报》上。

《不签字后之办法》，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该文揭露和抨击了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要求政府“亟宜”与日本“先行开始交涉”，取消军事协定，指出该协定“实为二十一条要求中第五号之变相，有碍中国主权者也”。并警告北京政府“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提醒全国人民，“今日政府万不可靠”，提出“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赴(巴黎)和会”，“请愿并监视专使”，“向和会声明全国国民之意，山东问题必得一公允之解决”，“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中国国民誓不承认，必须废除，不然是协约国绝中国太甚，中国国民唯有与日人拼命，而决不能负破坏东亚和平之责”。文中对政府、国民、学生分别提出“中国专使既未签字于德约”后应采取的多项办法，对加强报刊舆论宣传也提出了一些宝贵建议。瞿秋白立场坚定，思考周密，对策具体，切实可行，初步显示了他在重大、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从容应对的卓越才华。

二、创办进步刊物《新社会》、《人道》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和学说广泛地传播、交流、碰撞。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宣传新思潮，探讨社会问题。瞿秋白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思想由苦闷、迷茫而逐步觉醒。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与好友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和叔父瞿菊农等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刊物——《新社会》旬刊，倡导社会改造，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讨论社会主义。

《新社会》以“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为宗旨，这在《发刊词》中有着明白的表示。《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当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我们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新社会》发表的文章，大抵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社会问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家庭、婚姻、劳动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以及用“随感录”、“旅行杂记”等体裁写的文章，揭露各种社会弊端。第二类是外国社会科学的介绍。这方面内容非常宽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白拉克麦、孟德斯鸠、奥古斯丁、孔德、斯宾塞、罗素，以及列宁、托洛茨基、倍倍尔，各种主义、观点都加以介绍。第三类是翻译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第四类是少量的文学创作。

《新社会》的一些文章虽然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富有战斗性的，是体现五四革命精神，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阵地。刊物发行远至边陲，日本东京都有其代办处，与《新青年》、《新潮》、《国民》、《曙光》并列为五四时期全国最有影响的五家重要的进步刊物。

《新社会》的组稿编辑工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和选择，编辑部时有热烈的争论，《新社会》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缩影，而瞿秋白自己明显地倾向马克思主义。据郑振铎回忆：“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地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都以无政府主义著作为多。”⑤瞿秋白是《新社会》的主要编委和撰稿人之一，他著译非常勤奋，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他在该刊发表论文18篇，译作1篇。郑振铎回忆当时瞿秋白写作的情况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地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用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地分析着事理。他的文稿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在深夜写作了。”⑥

1919年11月，《新社会》创刊后不久，为办好这个刊物，编辑部成员到北京箭杆胡同《新青年》社访问了陈独秀。陈独秀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知识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

《新社会》共出19期，瞿秋白在《新社会》共发表文章19篇，代表性文章有《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劳动问题？世界劳动问题？》、《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与罪恶》、《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等。这些文章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论及的社会问题比较广泛。包括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农民问题、知识分子前途、世界发展趋势，以及有关劳动、人生、知识等方面的重要社会问题。

第二，高瞻远瞩，放眼世界。他在《新社会》创刊号上，发表了《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一文，文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应赶快觉悟，加强社会改造，以适应世界潮流。他说：“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赶快想法子去疏导，不等它横决。”又如在《新社会》第3号上发表的《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指出：“欧战以后，全世界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组织上的变动，一天紧似一天，中国人现在这种状况，如果听其自然，赶得上人家吗？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提出来说：‘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人若是多能够乘着这个时机，极力奋斗一下，非但中国自身有无穷的希望，就是对于世界也是有极大的贡献。”

第三，揭露时弊，宣扬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他猛力抨击黑暗的旧社会和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指出旧社会用它的制度、法律、宗教、道德，造成了广大群众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那些专横的军阀、贪污的官僚、玩弄阴谋的政客以及愚弄人们的“圣人”，造成了社会上无数的罪恶，同时号召人们“创造新道德、新信仰”。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我国工农群众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和痛苦生活深表同情，并指出：中国的劳动问题，不仅仅是“劳动界本身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全民族的问题”。他对深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尤为关切，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她们监禁起来”，要求文学家为那些勇敢地“从这样牢狱里逃出来的越狱女犯”“拍个照”，“描写描写她们的非牢狱生活的状况”。

第四，旗帜鲜明，倡导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并指明改造的方向。瞿秋白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最好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而不是作枝枝节节的表面改良。他满怀信心地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到来，“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步步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变革”，并且断言：“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⑦在这里，瞿秋白第一次明确地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了瞿秋白的思想已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考虑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瞿秋白的这些文章，代表了《新社会》宣传的主要倾向，表达了五四运动后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愿望，在当时的政治思想界颇为引人注目。郑振铎在回忆文章中说：“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⑧

《新社会》敢于揭露社会问题，倡导社会改造，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视，出版了19期，最终被反动当局查封。《新社会》旬刊被查封后，曾改出《人道》月刊，但由于经费、背景等原因，《人道》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这两份进步刊物虽出版时间不长就停刊了，但对瞿秋白来说，这为他日后开拓党的报刊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与报刊联系密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从五四运动后到赴苏俄之前，瞿秋白主要精力是在俄专继续读书。他在勤奋读书和编辑《新社会》等社会工作之余，还与一些报刊密切联系，著译了不少文章。据初步统计，曾在《曙光》、《新中国》、《晨报》、《改造》等报刊刊出文稿，包括为《新社会》、《人道》撰稿，共发表了54篇文章和翻译作品。其中政论21篇，发表在1919年7月17日《晨报》上的《不签字后之办法》，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论3篇，发表在1920年10月《妇女评论》第二卷第二期上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是他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杂文7篇，发表在1919年12月11日《新社会》第5号上的《自杀》，是他的第一篇杂文，同期还有一篇《唉！还不如》；诗一首，即《远》，发表在1920年8月5日出版的《人道》创刊号上；文学作品翻译15篇，1919年9月15日的《新中国》上发表的托尔斯泰的《闲谈》是第一篇；政论及社会科学论文等翻译7篇。他这时期的小说译文同耿济之的译文辑录在一起，题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为蒋百里主编的“共学社丛书”之一，于1921年12月出版发行。通过以上著作和翻译，瞿秋白对报刊的功能以及各类文体的特点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体会。

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1920年3月于北大秘密成立，是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崧年等人发起成立的。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妇女与生活》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⑨该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宗旨，成员除了阅读《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外，还阅读、讨论了1920年4月出版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河上肇等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研究会还筹集资金购买了一批图书，设置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瞿秋白到北大图书馆参加活动，有计划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社会主义，寻求改造并拯救中国的途径。他曾按该会要求，认真翻译了倍倍尔的名著《社会之社会化》。正如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所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对此，杨之华在《忆秋白》中也说过：“在一九二年春，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和李大钊同志有了来往，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秋白说：‘社会主义之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这使秋白的思想更明显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因而对《新社会》旬刊起了积极的影响。”

四、瞿秋白五四时期新闻思想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又经历了创办《新社会》、《人道》两个进步刊物的实践，瞿秋白产生了一些新闻思想(体现在他的忆述和早期文章以及办刊实践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报刊(新闻)的基本社会功能是：报道新闻(事实)，引导舆论，传播知识。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这是瞿秋白对五四前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报刊充分发挥其基本社会功能的高度评价。他通过五四运动，深切体会到，新闻既传播事实，也传播思想。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忠于事实的新闻，以及从事实出发进行述评的政论文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当局卖国害民的险恶用心，号召全国人民认清形势，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同时热情传播、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成为当时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新社会》之所以能远销边陲以至日本，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包括《新青年》、《新潮》等在内的五家进步刊物之一，也正是由于它积极体现了报刊(新闻)的报道事实、引导舆论、传播知识的基本社会功能。陈独秀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知识的通俗报纸。《新社会》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而且卓有成效。

1920年秋，瞿秋白在俄专尚未毕业，由于他才华出众受到友人推荐，被北京《晨报》聘为驻苏俄特派记者。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即与俞颂华、李宗武一起撰写了《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⑩一文，文中明确表示：“我们将向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这句向俄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郑重宣告的承诺，既讲到“如实”，又讲到“真实”，这是瞿秋白等对新闻报道必须尊重事实、忠于事实的强调。《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是一篇有关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章，曾发表于苏俄《消息报》，它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述的“如实报道”“真实情况”(连同他于1919年7月所撰《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中关于新闻舆论要反映“国民民意真相”)的见解，其基本精神同1942年陆定一所提出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见1942年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一致的。瞿秋白这两篇文章(一篇写于五四时期，另一篇写于五四运动后不久，是五四时期瞿秋白新闻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发表的时间早于陆定一那篇文章二十多年。

第二，新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出版物最要紧的是：力求在全国普及革新的新思想。新闻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在人(新闻记者或传播者)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能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甚至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会起到一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和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许多新杂志”所传播的新思想、新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在瞿秋白头脑中起了积极作用的结果。1919年11月起，瞿秋白在和友人创办《新社会》期间，据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等报刊发表的更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以及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人生观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他在《多余的话》中又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对新闻(报刊作品)这一社会意识形态能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以及促进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是有切身体会的。

1919年11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3号发表了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该文指出：“从表面上看，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现在北至北京，东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广州，许多出版物，许多集会，前仆后继，一天盛似一天，多是为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并强调指出：“大凡一种革新的思想发生，必定在社会极纷乱，人生极困苦的时候。”“不过革新家处于这种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极多，而最要紧的就是：力求普遍这种新思想。”以求“推广这种运动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这一番话，高瞻远瞩，既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实质，又为当时的进步出版物(主要是报刊)指明了继续奋进的方向。

第三，报刊(新闻)应该担负起帮助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新社会》是瞿秋白等人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以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办刊经费也由该会提供。北京青年会的任务主要是举办学生活动，“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社会实进社是青年会的附属团体，其宗旨是：“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瞿秋白等人本来就胸怀大志，他们经多次商量，决定办一个旬刊，定名《新社会》，办刊宗旨与青年会社会实进社的要求完全不同，该刊《发刊词》明确表明，《新社会》是倡导社会改造、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并指明改造的目的、方向和方法。瞿秋白等人编发和自撰的文章，切实担负起了帮助广大读者认清旧社会的罪恶，赶快加强社会的根本改造，以适应世界潮流的责任。

瞿秋白于1920年12月18日到达苏俄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于1921年1月4日离开赤塔去莫斯科，大约在赤塔逗留期间，撰写了《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此文曾发表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作为一名特派记者，瞿秋白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宣告“要向中国正确报道俄国的情况”，“认认真真地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获得良好的成绩”，“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同时表明：我们“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并说：“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东方稚儿”瞿秋白撰写这篇旗帜鲜明、热情洋溢的长文时，正值经受五四爱国运动洗礼不久之际，他在这方面的动人言行，体现出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思想。

第四，当好“社会向导”，能使报刊(新闻)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发挥其特殊作用。瞿秋白在《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最后向学生提出三项办法，其中第一项是：“各地学生联合会多出书报，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以为一般社会之向导。”这是要求各地学联组织青年学生多出版报刊和新书，在出版报刊、书籍过程中，“切实研究外交、政治”，办好报刊、出好新书，“以为一般社会之向导”。目的是当好“社会向导”，途径和方法是“切实研究外交、政治”；不“切实研究”，就难以当好“社会向导”。这里，瞿秋白向报刊(新闻)工作者明确提出了一个为一般人所忽视的“研究外交、政治”的任务，联系到这篇文章中关于反映民意真相，“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取得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的建议，体现了瞿秋白对新闻(报刊)社会功能的一种独到见解：新闻舆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能起到解决争端、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的独特作用。这种高见卓识，是对通常所说的新闻基本社会功能的重要补充，在中国新闻史上并不多见，具有创新意义。

瞿秋白在《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中说：“我们将向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俄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以便日益加深和巩固两国友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说：“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们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们进行斗争。”这里鲜明地体现出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新闻思想。

第五，报刊能起到上下左右以至中外“沟通情况”、“以示真相”的作用。“沟通情况”也是报刊基本社会功能之一。现代新闻已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国际间可互通信息，人们不仅关心国内新闻，还关心国际新闻。瞿秋白在1919年7月中旬撰写、刊于《晨报》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中，不仅对政府提出三项办法，还对国民提出六项办法，对学生提出三项办法。对国民提出的第三项办法是关于加强对外舆论宣传工作的，他说：“各国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信社，或外交研究会，各就近投稿于外报，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而华侨、华工更可为其他运动，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国之同情，或可挽救于万一。”照此办法实行，就能同外国政府、民众和舆论机关沟通情况，表达中国国民的民意，并可激起国外之舆论，“得道多助”，促使斗争取得胜利。这里瞿秋白强调了华人组织通讯社向外报投稿，或于各国、各地创设报馆，目的是“以示中国国民民意真相”。“真相”二字既阐明了新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真实”，新闻报道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一是北洋军阀政府不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会议上不主动反映中国国民民意真相；二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舆论机关惯用造谣手法，肆意歪曲事实真相。

第六，新闻(报刊)应该具有战斗风格和战斗作用。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新闻(报刊)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坚定明确，毫不吞吞吐吐，模棱两可。这是人民新闻(报刊)的战斗风格。有了这种战斗风格，就能发挥出它的战斗作用。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说：“《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秋白的尖利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不仅是刊于《新社会》的文章，瞿秋白五四时期撰写的所有政论，都具有战斗风格。

第七，新闻(报刊)工作者应该逐步确立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新社会》共出版19期，瞿秋白在该刊发表论文18篇、译文1篇。他的文章旗帜鲜明，猛烈抨击黑暗的旧社会、旧制度和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倡导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号召“创造新道德、新信仰”；指明“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断言“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他还强调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历史的眼光”，赶快觉悟，“去适应世界的潮流，适合世界的现势”。这说明瞿秋白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研究、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由于《新社会》发表了这些代表该刊主要倾向的论文，因此，该刊受到广大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好评。这个事实启示我们：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当努力学习，逐步确立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八，新闻传播机构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配套设置。瞿秋白在论文《不签字后之办法》中，建议“各国留学生、华侨、华工亟宜组织通讯社”，各就近投稿于外报，“最好创设报馆于各国、各地”。在这里，瞿秋白提到了两种新闻传播机构：报馆与通讯社。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性和优势，应同时设置。“最好创设报馆”，是他认识到报纸的作用更大些。因为通讯社播发的新闻，一般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才能同群众见面。

注释：

①秦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日报》，1957年6月18日，第3版。

②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5-26页。

⑤⑥⑧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第110页，第110页。

⑦瞿秋白：《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原载1920年1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9号，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⑨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