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昌

摘要：现代化并非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孤立、封闭的发展过程，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多种因素作用和影响下开放性的变迁过程。这些外部因素与国内因素的碰撞、交融和互动，是影响一国现代化起始、发展和模式转换的重要力量。认识外部因素这种作用，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外因关系分析框架，用全球视野重新审视外部因素的非传统作用。

关键词：外部因素；民族国家；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053-06

现代化的本质是开放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总是通过不断地同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来实现的。作为这种开放性的反映，外部因素开始成为影响一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如何认识外部因素的这种作用?其超越传统作用的动力源自何处?简单地重复有关内外因关系的哲学命题，或笼统地把社会变迁归结为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都将无助于对现代化本质的深入理解。一方面，内外因素在现实变革中的相互关系远较哲学上的抽象更为复杂；另一方面现代变迁同历史上的传统变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是理论认识的需要，而且对理解我国30年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部因素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作用

外部因素，通常指民族国家之外，影响一国社会发展的各种跨国、跨民族、跨文化因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些因素通过有限的历史交往，不同程度地作用和影响着一国内部的发展。如毗邻国家之间的战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市、通婚；异地宗教的传入传出；零星的手工业技术的传播推广等等，均通过这种“横向”联系，加速或改变着一定民族的“纵向”发展。但是，由于生产力的性质，交往的有限性，这种外来影响往往具有局部性、间断性和相对同质性，难以突破文化和地理隔离机制的限制，各民族的变迁仍处在分散性、地域性的变化总格局之中。

现代化是新型的时代变迁，它以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继而向信息社会过渡为主要社会内容，并以工业化、信息化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为实现条件。这一特定时代内涵和变迁规模，加强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使一切民族的变迁，包括旧体制的破坏和新社会结构的生成，除了自身内部因素的积累、孕育之外，外部因素的影响开始成为一个重要变量。特别当一个国家自身积累的变革要素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这种影响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环境的微小变动也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剧烈变化。”因此，正视外部因素的存在和作用，选择对外开放，是一国现代化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自维生性特征的显著表现。开放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外部因素包含着一国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机遇和条件，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具有许多非传统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一国内部变革潜能的聚集和催化，是一国启动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并且首先是西欧各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的重要条件。现代文明起源于西欧。西欧多元分散的社会结构，久远的重商主义传统，以及较东方大河流域农业文明相对逊色的地理生态环境，无疑为工业文明的较早孕育提供了必要的内在条件和活动空间。但是，这些条件和因素远在现代文明形成之先，早已作为西欧传统社会的发展要素在发挥作用。虽然由此引发的欧洲传统社会局部性的突变，总量变中的部分质变随时都在发生，但并未形成单独突破旧有文明结构的革命性力量。只是到了15、16世纪之交，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等一系列国际性事件的发生，对西欧各国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冲击，才使上述内在条件与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获得突破封建性外壳的独特机遇，把原来零星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聚合为持续发展的独特机制，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就启动现代化最早的英国而言，其内在因素的积累，在上述外来影响发挥作用之前，尚低于对地中海商业文明有久远继承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直到15世纪末，英国仍然是一个发展水平落后于意大利、低地国家、法国和南德意志的“欠发展国家”。只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的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的优势和岛国地位才凸显出来。“地处欧洲极端的不列颠诸岛在地理大发现后变成走向新世界的起点”。这一变化打破了长期维持在西欧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英国开始由旧大陆的边缘，一变为联结“一洋两海”(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的通商中心和交往枢纽。由于从世界性交往中不断获得新的社会能量，英国成为在外生变量催化下，成功地进行制度变革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第一个典型。其中，源自美洲的财富和不断扩大的“国外购买力”，是推动英国原始工业突破国内市场有限需求限制，走向工业化的工厂制生产体制的决定性条件。

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视角转向后来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辽阔的非西方世界，外部因素在整个变迁中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显著。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内部现代性因素积累不足，甚至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强行启动的，而且一旦走上现代化之路，外部因素的正负效应都在制约和影响着整个发展进程。就中国现代化而论，作为现代化起点的第一个踪迹——洋务运动，本身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产物，“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于是，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开始步履维艰的现代起步。此后，戊戌变法、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大致处于“西化”模式的强烈影响之下。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发生，给中国的现代发展带来新的震荡，“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为中国最先进分子的新选择。在苏俄的示范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浴血奋斗，赢得重建新政治权威的胜利，在中国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国长期社会发展实践自主选择的产物。但外部因素，包括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中国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国际范围变革经验的启示和世界性经济结构转换所提供的历史条件，是驱动持续变迁的重要力量。现代社会变迁是持续性变迁，“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能力”，是现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只有持续变革才有可能使一个民族把最初的变革成果巩固下来，并成为新的变革的起点。但是，保持持续变革的“能力”，往往是在不断吸纳国际新因素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就变迁的内容和时序而论，往往又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才完成一个层面向另一个层面过渡的。作为“内源现代化”的英国，由经济制度创新到政治制度创新，经历了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并非封闭式的自我转变，而是体现了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每一项变革的决定性

关头，都有外部支配性力量在发挥作用。从1832年的议会改革，到1854年的文官制度改革，以及20世纪初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除了变革的内在需求，外部环境的引导和启示仍是引发变化的重要因素。对它们分别带来重要影响的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俾斯麦19世纪末在德国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所提供的示范。

对于晚近起步的各种类型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由于变迁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完成现代化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社会变迁的持续进行，变革层面的更替，通常会受到更为强烈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后果远较早发型国家更为复杂。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资金以及经济结构转换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通常是晚发型国家缩短初级工业化进程，实施赶超战略，迅速进入工业化新阶段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外部因素的介入也通常会打乱一国现代化内在的逻辑进程，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超前”现象成为影响一国稳定、有序发展的负面因素。同时，脱离国情的外资、外来技术引进，也会带来危及国家安全与主权削弱的危险。因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对一国的发展具有多重复杂的影响。但是，无论对外部因素的影响作何评价，这种影响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人为地排除这种影响。比较理性的做法是趋利避害，加强主体选择，而不因噎废食。战后东亚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开创了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和外部条件走向“腾飞”的典范，被誉为现代发展中的一大“奇观”。分析其中的成功经验，除了各自内在条件之外，是充分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向外缘地区扩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的产物，也是东亚各国政府结合本国国情，开放性地主体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于正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因素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同时也包含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但主体选择的作用也在加大。同早期工业化国家相比，如何理智地利用外部条件促进自身发展，已成为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第三，外部人类性要素制约和影响着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未来，对各国现存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换具有规范作用。民族国家不仅彼此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而且还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需要，是民族国家对外开放的另一维度。然而，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规模和速度已严重危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生态失衡、全球变暖、人口骤增、核战争威胁等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因素，首次使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未来发展前景成为举世瞩目的全新课题，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无法单独应对和控制的问题。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影响到各民族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各民族在按自身内在条件规划现代化目标的同时，首先要考虑到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是当代世界全球化的产物。由全球化所派生出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则加速着人类全球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制约民族国家发展取向的最高价值准则。它要求各民族国家转变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国家与民族，以及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全面和谐。在充分发挥各民族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优势的同时，力争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有效地消解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推动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各民族充分认识这些“外”在的、人类性因素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它表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今天，各民族国家只有把人类世界性发展的未来同本民族的发展现状统一起来，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内循环”与世界范围的“外循环”统一起来，才能在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有利环境下，保持有序发展。

二、外部因素超越传统作用的力量源泉

外部因素这种超越传统作用的力量是怎样形成的?它是由现代社会变迁所具有的世界性质所决定的。现代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种世界性变迁。这种本质属性是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逐步形成的。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的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建立在生产力和国际分工一定发展基础上的世界性交往以及由此带来全球整体关联不断加深的趋势，首先是跨国因素不断增多，其作用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自从15、16世纪之交的大航海打破前资本主义时期各地区、各民族的封闭、隔离状态以来，不断扩大的国际商品交换和自发形成的国际分工，开始把彼此分离的各个地区初步联结在一起，加速着世界由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各民族有限的国内商品交换体系，逐步扩展为广泛的国际性商品交换体系，从而使各民族旧有的国内市场发展为区域性国际市场，并最终形成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动力要素，打破了各民族的闭塞和孤立状态，把世界首先从经济上联结成一个整体。市场机制在世界整体性发展中的作用是空前的。在市场机制面前，商品，特别是廉价商品，成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是超越一切民族、宗教、政治和语言限制的无可阻挡的跨国力量。它把各民族的不同语言变换成一种语言，就是价格；它把一切交换手段简化为一种手段，就是货币。正是在这种潜在的、不动声色的市场法则下，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世界，处于逐步形成之中。

其次，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现代工业生产力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本质是革命的。尽管它的产生本身是市场规模扩大引起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及旧有的经济组织长期演变的产物，但它一旦确立就开始以前所未闻和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基础，以非生物性能源不断取代生物性能源为动力，大大改变了人类对有史以来各种自然力的严重依赖，从而开创了超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国民财富持续增长。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把人类文明的演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工业生产方式因科技手段应用所具有的无限生产潜力本质上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资源配置和活动空间。这种源于工业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对一切非工业民族的挑战，构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现代性挑战”。由于挑战本身是工业生产方式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表现，它对一切非工业民族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改造和“解构”作用。正像它使本国的“乡村从属

于城市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无疑，这种改造作用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会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和形式，对于非工业民族的遭遇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悲剧色彩。但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它为“西方式的社会”在非西方世界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加强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和整体联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不以每个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生产体系和交换体系。在这种国际体系的作用下，各个民族的生产、消费、对资源的利用，都程度不同地被纳入世界整体发展的运行轨道。各民族在长期的地理、文化隔离中所进行的文明和文化的创造，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性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它的社会变革要求和实现条件都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种源于工业生产方式全球扩张所带来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国际新格局，是外来影响不断扩大并具有全新内涵的动力源泉。

第三，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和世界整体关联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工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效率机制”作为一种创新性文化成果，开始经由示范作用被推广到国际空间，扩大为一种新型的国际性发展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列国奋起竞争”的国际新格局。这种国际新格局，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起点的不同，不断加大着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差距；同时，由于外部“合力”的独特作用突出了民族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主体选择，又为各民族较快地实现社会转型，乃至“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着新机遇、新条件。日益扩大的科技交流和技术转让(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足以使任何拥有自主性选择的民族，通过择优汰劣，清除经济活动中那些过时的形式，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前沿。变动不居的国际环境，常常对既定的大国地位提出新的挑战，以致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象经常发生。优胜劣败的竞争机制，引导各民族不断地从外部环境中吸取现代性的力量，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推动各民族不断地通过调整、更新内部结构主动地置身于世界性变革的大潮，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综合国力。这种源于国际比较所形成的外部激励和示范，是保持持续变革的动力和条件。

第四，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信息化的社会。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心已从传统的能源动力物质材料方面转移到信息控制方面。信息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现代科技，作为影响最大的国际性信息文化，已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价值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超越时空的。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加快和开拓了科技文化的传播速度和途径，使科技成果传递的手段不断科学化、信息化。科学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抽象的成果，它作用于技术和生产的方式和目的主要是通过信息手段改善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来提高生产率。在人类交往活动不断国际化的今天，任何具有接受科技信息资源能力的民族，都可能依照本民族特点，通过对科技成果的扩大和重复利用，达到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甚至取得超过原技术创新国的成就。这种高速的传播效应，必将大大提高特定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的技术水平，从而缩短本国社会发展的旧有差距。随着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和光学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门类，为人类获取、处理、传输和应用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与可能性，从而使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联系和交往变得广泛、及时、精确和深刻。其结果必将加强世界范围内物质文化和精神产品的交流和传感过程，从而有效地克服人类在非信息时代所长期沿续下来的“重复效应”，大大加快和提高人类整体和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这种源于国际信息交流产生的影响所带来发展主体信息状态的变化，构成一国现代化的最新动力要素。

三、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关系的新体认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由于现代化的载体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是该民族的主体选择，任何外来影响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主体选择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变迁时代内容的不同，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外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首先，外部因素作用和影响内部因素的性质和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别。在传统变迁条件下，外来影响具有局部性和间断性。由于地理和文化隔离机制的作用，散布在不同地域零星的文化创新成就，不仅传播的节奏缓慢，而且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影响通常只有量的积累和旧有发展模式的修复，而不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并且，“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现代变迁条件下，外来影响具有传导性和选择性。在新的生产力要素和交往方式的影响下，不仅文化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而且具有环境作用于系统的功能和内涵。它客观上要求作为社会系统的民族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发展潜能，开放性地吸纳外部有利的发展要素，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它通常能超越一般的文化传播效应，以特殊的激励、选择和互补机制，成为驱动一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其次，外部因素开始直接转化为内部因素，成为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另一种根据。事物发生变化的内在根据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发生性质变化的主要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外部因素只能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会引起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改变。但是，当外部因素的力量足以强大，特别是当它代表了更高程度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要素，并能满足一个民族的变革要求时，就有可能深入该民族社会内部，改变旧有矛盾的力量对比，引发社会发生结构性巨变，从而转化为社会变迁新的内在根据。马克思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同样，一国因文化创造方式的落后而不能积蓄足够改变社会结构的能量时，它可以因外部现代性因素的输入，获得完成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新能量。这些外部因素一旦为内部结构所吸纳，并内化为新的能量，它事实上已转变为一国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据，而不仅仅是条件了。

第三，由于引起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这些不同矛盾所构成的根据决定着事物变化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事物向哪种方向变化，以及可能性如何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外部因

素的影响。从能量转化的角度看，事物内部积蓄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一种态势，所谓“蓄势待发”，而把“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最终取决于某种外部动力的引发或催化。因此，外部因素既是影响事物发展方向或性质的重要力量，也是促使事物发展变化、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决定性条件。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曾深刻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外部因素的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亦可产生决定性作用。

第四，由于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性质，传统变迁视野中许多外在因素的基本构成与主要功能已发生重要变化。随着国际系统作用的不断加强和全球在经济上的一体化发展，一个相互依存和依赖的世界开始形成，并因世界性交往的扩大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的性质和功能不等于各个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迭加，整体所具有的系统结构对各个部分都有制约或推动作用；各个部分也在整体的制约、影响下，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复杂联系之中。在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网状联结系统中，由世界整体性发展规律派生出的许多跨国、跨民族、跨文化因素，并非像传统变迁中许多“外来因素”较少或基本不对孤立的个体发生实质性影响，而是具有整体作用于部分，部分反馈整体的“互动”性质。它一方面聚合了系统中能够反映变迁未来趋势的最进步形态所体现的规律和要求，促使各个子系统内部革新因素快速聚集并发生相应的结构变迁；另一方面，又以独特的整体性运作机制形成与民族国家社会发展内部循环系统有别的外部循环系统。外部循环系统立足于世界性变革的整体运行规律，不以各个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按自身规律和要求进行运转，其规模和速度远大于、快于，并制约着各民族国家的内部循环系统。内外两种循环系统的存在，以及后者对前者明显的制约作用，赋予现代社会变迁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已由原来传统社会中基本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积累性渐变过程，转化为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创新性剧变过程。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任何试图置身于世界主流体系之外的民族；已无法单独、孤立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内在的民族性传统与外在的现代性因素，在激烈的“碰撞”中走向融合的过程。迄今还没有任何民族能为我们提供相反的例证。包括英国在内的早期现代化国家，也并非封闭性的自我转变，而是在国际性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所实现的开放性变迁。事实证明：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只有那些敢于置身于世界性变革大潮，并结合本国国情，随时注意按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发展战略的民族，才有希望从根本上实现自身的社会转型，并保持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