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俊

摘要：对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的各类遗迹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石筑高台及方形和长方形的石围墙基址、石结构墓葬以及静态剪影式的岩画的组合共存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某一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试图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并对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岩画；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048-05

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县城西南的天山北麓山前缓坡地带，南临终年积雪的天山雪峰，被天山延伸出的山脉呈半环状围绕，北邻巴里坤湖、巴里坤草原，距巴里坤县城约3公里。遗址群所处的巴里坤盆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欧亚大陆北方大草原东西交通的要道上，向东沿天山北麓穿越伊吾谷地是蒙古大草原，东南与甘肃北部地区接连；向西沿天山北麓经木垒、奇台进入准噶尔盆地；向南可沿多处山口古道翻越天山进入哈密盆地。

1983—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队在此调查并发掘了兰州湾子村南的一处石结构建筑遗址，称之为兰州湾子遗址；遗迹为石结构建筑，亦称遗迹为大型石围墙基址。1984年，东疆队发掘了弯沟的4座古墓。1988年文物普查和1991年复查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哈密文管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2001年7月，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哈密地区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对该遗址群进行了初步考察。2002年7—8月西北大学考古队进行了详细的地面遗迹调查和测绘。调查确认的遗迹有石结构建筑基址、墓葬以及岩画等，而原来所称的兰州湾子遗址主要是指其中的几座大型石结构建筑基址，不能涵盖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内涵，故将此命名为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

一、遗址群各部分功能、性质的推测

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东起县城南面的岳公台山峰，西达西黑沟，南至天山北麓山谷之间，北以兰州湾子村为界，东西约5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结构建筑基址、墓葬以及岩画等遗迹。

(一)石结构建筑基址

石结构建筑基址包括石筑高台、大型石围墙基址、单个或单组石围墙基址。比较集中分布于遗址的西部。

各石筑高台形状、高度及包含物等都非常相似，石筑高台对环境的选择、与周围石围墙的组合关系以及石筑高台周围石围墙基址的形状、构造也很相似。从其一致性可以推定各石筑高台及周围石围墙的功能应是大体相同的。从各高台的规模、高度及其所处的位置，可以推定其不是普通的居住遗址。在高家鄂博石筑高台顶部中部有一“门”字状的卵石堆砌的遗迹，其边线整齐，用途似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因此我们初步推测石筑高台本身可能是一种礼仪性或宗教性质的建筑。

石筑高台周围的石围墙基址，有规律地分布在高台的周围，墙体的方向南北纵向大致平行，东西横向也大致平行，是一个以高台为中心的整体建筑，应是整体规划建筑而成。这些围绕在石筑高台周围的数量众多的石围墙基址应该是当时部族内地位高的人员(各级首领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或者核心成员居住的遗迹。

大型石围墙基址有3座。1984年发掘的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为其中的1座，面积117平方米，可分为主、附2室。主室居南，地表留有许多柱洞；附室居北，与主室有门道相通。附室东向开有一门，并有斜坡门道。墙体由卵石块整齐地堆砌而成，内侧相当平直，外侧呈现出下宽上窄，墙体残存高度近2米、最厚处达2米。遗迹内出土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褐陶器为主，有少量彩陶，纹饰以倒三角、网格及弧线纹为主；铜器有大型双耳圈足鍑和环首铜刀；石器多花岗岩质，以大型马鞍形石磨为主，另有钻孔石斧等。出土有人骨架17具，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发掘者认为：“曾三次居住，均见灶坑及地面，最后毁于大火。”大型石围墙基址，其规模之大，其居住者的身份应该是相当高的。除石筑高台周围的石围墙基址外，在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西部区域中也散布有单间或多间的石围墙基址，平面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和曲尺形等几种，应该是地位较低的部族成员的居住遗迹。

(二)岩画

在遗址群内东天山(巴里坤山)北麓的强倾斜坡地带的许多表面黑色的大型石块上，往往都刻有岩画。比较密集的分布点有3处，一处在小沟口外的山坡上，一处在弯沟口外的山坡上，另一处在大直沟口外的山坡上。共确认34处岩画点，共有岩画约1 000余幅，遗址内岩画以动物类图像为主，另外还有狩猎、骑马、骑骆驼、车辆、太阳、植物等图像。动物图像有北山羊、鹿、狼、豹等野生动物，还有马、骆驼、狗、牛等家畜。狩猎图像以行猎方式分为步行狩猎和骑马狩猎，图像上所见猎人的武器有弓箭、投枪、绳索等，猎取的对象多为北山羊、鹿、狼等动物。植物图像较少，仅见有一幅形状似草的植物图像。遗址群中岩画的主要内容为羊、马、骆驼、牛、狗等动物形象以及以狩猎、游牧等为主的生产、生活场景，明确地反映了草原地带以游牧兼及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游牧文化的特征。

关于岩画的功能，盖山林先生曾经总结过：模拟巫术的产物；古代神职人员宗教活动的产物，表达宗教情感的神职图像；传授知识的记事画；寄托人们的祈愿等等。此处的岩画的功能也应与西北草原地带普遍存在的岩画的功能相同。在遗址群东区弯沟口外的一个小山丘的最高处，有一女阴状的大型岩石，其四周刻满了岩画，很可能表现的是祈求丰收与生育昌盛的意图。

(三)墓葬

墓葬主要分布在遗址群中部地势较高的山谷的谷口附近的斜坡上，比较集中的有两处，一处在小沟口外，发现了近百座墓葬；另一处在弯沟口外，规模较大，有墓葬200余座。在遗址群西部也分布有零星的墓葬。墓葬地表暴露部分均为石块砌筑，分为石圈和石堆两种形式，大多与地表相平，个别略高于地表，平面形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弯沟口内发掘了4座墓葬。墓葬地下部分的结构为竖穴土坑，葬式有仰身曲肢、仰身直肢。墓主人头西脚东，面北。见有二次葬。墓葬中出土有陶器、骨器、铁器、料珠、贝币等。其中陶器有单耳罐、单耳杯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另见有羊、马等牲畜骨骼。墓葬出土的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二、遗址群年代、性质的推测

至今为止在该遗址群和相关遗址所做的发掘工作还很少，可以作为遗址年代判断依据的出土遗物十分缺乏。在已经发掘的邵家鄂博大型石围墙基址内，出土有大型双耳圈足铜鍑和环首铜刀。铜鍑和铜刀等青铜器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较为流行的器物，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可以进行年代的对比研究。出土的这件双耳圈足铜鳆形体瘦高，高54厘米，乳突呈圆锥体，圈足发达；腹下部饰波纹，与陕西榆林靖边

麻湾乡小圈村出土的一件时代为春秋中晚期的铜鍑应属同形。“和铜鳆一起出土的单乳突环首铜刀可与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墓地M86所出土同形刀相类比，后者所属文化出现于春秋中期，盛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衰落，战国中期之后融于燕文化之中，其Ⅱ式铜刀属于早期阶段。因此可以把这件铜鳆定于春秋晚期。”因此，关于遗址群的年代可以大致定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5、6世纪。

从2000年开始，经过5年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西起新疆东部的木垒县东至甘肃西北部的肃北县马鬃山区的一系列遗址中，存在着方形和长方形石围居住基址、不起堆的方形和长方形石结构墓、以静态剪影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岩画等形式的遗迹，具有较为稳定的共存关系，应该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共同特征。已调查确认的此类游牧文化的遗址，明显存在着规模大小的差异。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最大、各类遗迹的种类和数量最多的遗址有两处，一处是位于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县城西南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另一处是位于东天山南麓的哈密市乌拉台遗址，很可能是某一游牧部族的政治中心。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位于东天山(巴里坤山)北麓，北临游牧民族的夏季大牧场巴里坤一伊吾草原，夏季凉爽宜人，可能是某一古代游牧部族的夏庭所在。乌拉台遗址亦与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的特征一致，地处东天山南麓，避风向阳，很有可能是同一游牧民族的冬庭的所在地。

三、西北草原地区遗存的特点

此次调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是对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游牧文化特别是中国西北草原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由于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农业文化，文化遗存及其内涵也与农业文化不同。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调查中发现，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址都是沿山分布的，这应该是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分布的普遍规律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小型遗址多是位于山间谷地和山南向阳且附近有水源的山麓地带，主要是牧民的冬季营地。在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居无定所，随水草迁徙”的生活主要是指夏季的游牧活动。游牧期间更换牧场十分频繁，牧民不可能像农民那样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和房屋，由于游牧期间在每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都很短，不可能留下很多生活堆积，其居住形式也很难留下遗迹，因此，在作为夏季牧场的大草原上，一般很难发现古代游牧文化遗址。进入冬季以后，牧民需要避风向阳水草丰富的地方作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一些山岭的东南侧和山脉深处有水源的较平缓的山谷地带，就成为冬季营地的最佳选择地。游牧民族对于冬季营地的选择条件应该是古今一理的，所以在现代牧民的冬季营地附近，往往就会发现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址，有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居住遗迹，往往会被叠压在现代牧民的居住场所之下。

中型遗址和大型遗址，在山南(冬季营地)、山北(夏季牧场)的山麓地带均有发现。中型遗址、大型遗址很可能是—个游牧氏族或部落的中心所在。古代游牧氏族贵族或部落首领为了管理方便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冬夏两季也要随着大多数牧民的迁徙而迁徙。从社会组织管理的角度看，这类不同季节的中心的存在也是十分必要的。直到现代生活中，一些牧业乡的乡政府也往往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办公场所。

(二)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常见的遗迹形式主要是石结构建筑、墓葬、岩画等

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居住形式看，有木屋、石屋，还有大量使用的帐篷。从居住基址的平面形状看，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的区别。在中国现代游牧民族中，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多用圆形的帐篷，而藏族等民族则采用方形和长方形的帐篷。这种帐篷形式的区别，显然表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因此，可以认为：不同形式的居住遗迹，应该反映的是古代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不过，保留至今的主要是石结构建筑的基址。

在我们调查的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墓葬中，地表形式有起堆和不起堆的区别，起堆的墓葬又有土堆和石堆的区别。墓葬的平面形式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的区别。墓葬的周围设施有有无石围的区别；石围的平面形式有圆形、方形、放射状、胡须形等区别；石围的构成又有卵石垒砌、块石垒砌、片石垒砌、立石环绕等不同的形式；还有墓葬周围立有鹿石和石人的形式。显然，这些多种多样的墓葬形式应该表现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岩画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东起大小兴安岭，西达里海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从岩画的内容看，大多与古代游牧民族有关。在对遗迹进行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在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广泛分布的岩画附近，一般都有古代游牧文化的遗址分布。这也应该是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分布的一个重要规律。

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中，祭祀活动是不可缺少的，许多岩画从内容和所处位置看，都应该与游牧民族的祭祀活动有关。而靠山的冬季营地，有可供刻绘岩画的岩石，同时居住在冬季营地的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刻绘岩画，所以许多岩画都分布在冬季营地附近。另一方面，长年生活在冬季营地的老弱病残者最容易死亡，他们死后一般都埋在冬季营地附近。因此，古代游牧民族的墓葬，往往也分布在这类遗址的附近。

总之，岩画、居址、墓葬，是有组合关系的古代游牧文化的主要的遗迹形式，可以视为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对甘肃西北部、新疆东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单独的岩画点和墓葬点进行了复查，结果在岩画点周围找到了石筑墓葬，在石筑墓葬附近的山坡上也找到了岩画，在一些点附近也找到了数量不等的石结构建筑遗迹。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石结构建筑、石筑墓葬、岩画几类遗迹是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组合共存关系。

(三)游牧民族文化遗存一般很少有丰富的地层堆积，遗址内出土物较少

由于其游牧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西北地区风蚀环境的作用，遗址的文化堆积和遗址废弃后的自然堆积很难形成。

遗址内常见的出土物一般是数量很少的金属器和陶器。在游牧民族频繁游动的生活中，较多使用的是便于携带的金属器、木器和皮具，其中木器和皮具无法保存下来，而陶器因其质地易碎，且由于自然的风蚀作用，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域作为陶器制作原料的粘土堆积十分少见，所以陶器的数量很少。在已发掘过的古代游牧文化的遗址中，也表明了这样的实际情况。

四、游牧民族文化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主要是在研究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古代农业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对于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研究，不仅所做工作较少和考古资料缺乏，而且缺乏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尽管考古学有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研究定居农业文化所形成的具体的研究

方法，是否能够直接运用于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值得认真考虑。

由于古代游牧文化本身的特点，遗物的埋藏量和出土量都远远少于农业文化遗存。同时，从已发掘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包括青铜器在内的一些金属器物资料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出土的器物往往是形式多样，缺乏明显的联系和稳定的组合，表明器物的来源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在一个包括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内的很大的区域内，某些形式的器物在各地都有发现，有学者还据此划出了一些文化圈。这两种现象实际上都表明游牧民族使用的陶器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前一种现象表明同一游牧人群使用的陶器来自不同的产地，后一种现象表明同一产地的陶器可以被游牧民族带往各地。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以陶器为主要指示物的器物类型学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区分和确认，不仅需要对遗物资料进行研究，遗迹的研究也应该成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根据遗物的形式和组合所表现出的特征来区分和确认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另一方面，遗迹的形式和组合也可以表现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将古代游牧文化的遗迹作为目前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还在于它的可行性。

首先，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以石结构为主要形式的遗迹，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农业文化的以土木结构为主的遗迹形式不同，更容易保存至今。同时，由于西北地区风蚀环境的作用，遗址的文化堆积和遗址废弃后的自然堆积都很难形成，几千年前的遗迹也很少被覆盖埋藏，往往在地表就可以辨认和区分，这在客观上为我们的遗迹调查工作带来了方便。

其次，在同一或不同的遗址中，上述各类遗迹有不同的形式，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差异，应该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区域和时代范围内，某种表现形式的岩画与某种形式的居址、墓葬往往存在着较为稳定的组合关系。这种遗迹的组合关系，应该反映了某一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特征。

针对上述特点，我们现阶段对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各类遗迹不同类别的形式间的稳定的组合关系来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是，仅仅通过个别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要确认某种形式的岩画与某种形式的墓葬、居址的组合关系是困难的。这需要在一定区域内，对许多遗址的岩画和其他遗迹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才有可能确认这种组合关系。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在—个遗址区内，首先对岩画、墓葬和居址进行分类和分层次研究，可以先从那些岩画形式和其他遗迹形式都比较单纯的遗址入手，经过反复验证后，确认这种组合关系。进而再对那些岩画形式和其他遗迹形式都比较复杂的遗址进行研究，逐步确认岩画与其他遗迹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再对相关遗迹进行发掘的话，通过对出土遗物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年代和文化属性这一难题。

一块岩石上不同形式的岩画，可以依据表现形式、叠压和打破关系及空间位置关系、岩画的颜色及其所反映的风化程度即岩画雕刻时代早晚的不同等情况，进行分组，确定不同形式岩画的相对年代关系。一个岩画地点不同岩石上的岩画，可以按表现形式进行分组，再依据层位关系确认各组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这样，我们观察、分析一般遗迹、遗物的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就可以运用于岩画研究，对一个岩画点的多组、多幅岩画进行相对年代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比起其他的人工制品遗物，岩画作品的随意性和个体差异更为明显，我们在把握岩画作品之间的差异和联系时的难度要比其他遗物大得多。

对于保存较好的石结构形式的住址而言，由于北方草原地区适合于居住的区域的局限，使得不同人群往往有着交替使用、世代承袭同一住址的情况发生。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的限制，这种交替和承袭往往很难在文化遗存的地层堆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研究这类遗迹的文化属性和年代，要多方面、多角度地考虑。

墓葬是考古学文化所研究的一种重要遗迹形式，但是北方草原地区的墓葬中一般只有数量较少甚或没有随葬物品，只遗留人的骨殖。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墓葬或许要更加注意墓葬形式、埋葬方式等，此外人骨的人种学鉴定也要给予特别重视。

有关游牧民族文化族属问题的研究我们主要是将调查所获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在时代、分布地域、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对照研究。

对考古学资料的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和确认各遗址主要文化特征，划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只有把握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才能进一步确认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域，同时利用各遗址出土物及现代测年技术手段确定其年代。

对文献资料的研究，首先是要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进行考证，详细深入研究有关文献记载，确定可靠文献记载的某一民族或部族活动的年代；确定某一民族或部族一定时期的活动地域，包括活动的中心区域以及势力范围和势力所波及的近邻区域；根据文献资料分析推断某一民族或部族在确切的年代和地域范围内的主要文化特征，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主要区别。

在对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在时代、分布地域、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进行对照研究，来推定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对于某一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或部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不足是现阶段对草原地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判定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进行一定区域内各个遗址的详细调查和记录，同时对一部分遗址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以搞清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在对古代游牧文化进行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将继续探索研究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理论和方法。

[责任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