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

在陕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大量返乡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么，农民工返乡对陕西意味着什么?该如何应对?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日前走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江波。

新西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陕西，截至目前有无返乡人数方面的统计数据?

江波：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返乡人数应该不少。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00万人。这个数字很庞大，影响也很大，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来势凶猛，看来短期内不会雨过天晴。

新西部：您怎么看待这股返乡浪潮?

江波：我国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一直以来以压低生产要素、压低价格来作为与他国产品竞争的手段和资本，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被一压再压。这使得众多农民工一直处于仅够温饱、无法积攒资本进行自主创业的困境，形成低级打工者代际传递的贫困链条。加之农民工失业不纳入官方失业率统计口径，严重的就业压力被掩盖了。事实是，民工就业占据了制造业的几乎半壁江山，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民工被迫卷铺盖回家，这只能说明我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

从目前情况看，全球金融动荡，宏观经济状况明显恶化，今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很多，特别是沿海一些外向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民工被迫返乡的情况不可低估，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尽早做好应对工作。

新西部：有观点说，民工大量返乡，势必对劳务输出省的就业形势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增加了突发事件的几率。您怎么看?

江波：社会上将民工返乡潮说成是导致突发事件与犯罪增多的因素是一种歧视。民工作为“他者”的图像不仅过去存在，现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都不是正面的。在特殊的环境下，他们被再次贴上了新的、有“替罪羊”之嫌的标签，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请允许我从社会学角度谈这个问题，“农民工”与“民工返乡潮”现象都具有社会意义。农民身份变为工人身份具有社会变革的意义，同样，民工返乡也具有社会意义。他是社会需求与文化、制度权利运作在农民群体中的反应。民工返乡潮虽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和经济原因，但更要看到其深层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原因。

新西部；该如何应对这股返乡浪潮?

江波：我以为，民工返乡潮提供了新农村建设所必须的、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源，新农村建设是以产业结构调整，培养新农民的教育与组织为基础的，在“3860”(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成为社会热点的现实情况下，农民尤其是青壮年的回流，恰恰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经营农村的主力资源，更利于新農村建设目标的实现。目前不少农民工在外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手头也积攒了一部分余钱，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可以鼓励和引导他们自主创业，从而带动新的就业。

从另一个角度讲，只要我们科学地做好引导和帮扶工作，这次民工返乡潮完全可以成为新一轮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契机。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如果借此机会大力发展已经久违的乡镇企业，加大劳动密集与结构调整后的农村产业的结合，是实现不发达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待社会现象要有优势视角，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