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敏

2009年1月2日，阴沉沉的天空阴霾密布，气温降至零下5度。

西安火车站的客流并不多，王昌杰和他的7个老乡蜷缩着蹲坐在寒风凛冽的广场护栏旁，地上堆放着用编织袋包裹着的行李，还有几个方便面空盒子。他们是上午刚刚乘坐1151次列车从杭州到达西安的，准备从这里转车回凤县老家。

离开杭州前，王昌杰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工作了，只是因为厂里还欠着工资，他就一直等在那里。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成千上万在东部沿海地区谋生的农民工也像王昌杰一样，虽然离春节回家的时间还很远，却不得不早早收拾行囊，无奈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迁徙的候鸟

今年33岁的王昌杰是陕西省凤县双石铺镇人。2005年3月，他跟随家乡的一名工头到杭州临安市的一家台资灯具厂打工，这一干就是3年多。

“去年春节厂里赶工，没能回家过年，今年可以好好和家人一起过了。想到就要见到孩子，心里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什么，有点酸酸的。”王昌杰说这话时，笑容是凝固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全球金融危机使长三角地区的许多企业都受到明显冲击，王昌杰所在的工厂早在2008年8月就已经部分停工，厂方遣散了一些员工。到了10月，工资已经彻底停发，一些工人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工作。

说到工资待遇，王昌杰的几名同乡纷纷摇头叹息，“前两年还算可以，活多得干不完，几乎天天加班，每月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工资，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过2780元。但从今年(2008年)上半年开始就不行了，一个月能拿到1 500元已经算高的了。”在厂里当小组长的王昌杰说。

“到了下半年，几乎没什么班可加，600元、800元都拿过。”王世吉是王昌杰的叔伯兄弟，他们在一家工厂打工。“10月份时老板对我们说，这次金融风暴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企业，希望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愿意走的等结清工资就可以办手续离开，其他人年后等电话通知，但接到电话不来的视同自愿放弃岗位。”

王昌杰说，不管年后厂里通知与否，他都会返回杭州去看看，如果厂里实在不要他了，就到其它地方找活儿干。他笑着说，“现在在家里已经闲不住了，比较习惯在城市里生活。我们凤县是山区，除了去下矿打工外，其它没有什么可干的。”

王昌杰的另一位工友却有不同的计划：与其到千里之外的杭州拿那么点工资，还不如就近找点活儿干干，等金融风暴过去后，再去外头打工。

“在杭州打工的确很好，吃得很好，3年里我体重增加了20斤，但就是太贵，半个多月的工资都花在吃喝上了，根本攒不下钱寄给家里。”一名外号叫“趴儿”的工友叼着烟说。“谁让你贪吃了，赚再多钱都让你甩到沟沟里了……”众人嬉笑着奚落“趴儿”。几个人似乎对此次“失业”并没有过多抱怨，话语间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王昌杰和他的伙伴们的境况其实只是席卷全国的民工返乡潮的缩影。2008年1|月初，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四川等劳务输入或输出大省派出调研组，以期对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进行一次大规模摸底。调查发现，金融风暴中的国内劳动力市场正面临著一场严峻的考验，沿海的劳动力正向中西部大量回流，民工返乡趋势日益明显。据报道，2008年10月11日至27日，广州站共发送旅客117.4万人，同比增长了12.9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来自返乡农民工。

寒冷的冬天

有国内经济界人士坦言，如何“过冬”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最大课题，而且金融风暴正出现向内陆蔓延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外向型企业，直接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据调查，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二产”岗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制造业岗位，与2007年同比、环比分别下降了近1O个百分点。一些行业的运营已接近零利润，订单的减少直接反映在了公司大幅度的减薪、裁员动作中。

“我在杭州灯具厂工作了近4年，这次厂里拖欠我们的工资还是第一次。但我相信这次不是厂里有钱不给，实在是被金融风暴给闹的。”王昌杰对记者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何况面对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这次厂里让我们回家，一定是碰到了(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厂子不垮，他就需要工人。家里现在因为退耕还林已经没有多少地可种了，孩子也大了，老婆一个人就能招呼过来，我出来打工，钱多钱少能攒多少算多少……”

王昌杰的同乡劳新克说，他从11月开始就在杭州其他地方寻找工作，但都没有找到，由于没有成家，所以无牵无挂，“本打算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但因为一起去的同乡们都要回家过春节，自己一个人觉得孤独，也就跟着一起回来了，等过了春节再说。”

“金融风暴的来袭，以及受欧，美一些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的影响，最先受到冲击的无疑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建筑，制鞋、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灯饰，家具等行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江波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而最先面临用工压力的又必然是那些替代性强，技术要求偏低的普通岗位和工种，在这些领域里，往往又聚集着大量的外来农民工。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大量的农民工提前出现返乡浪潮，预示着此番风暴的强劲和势不可挡。”

统计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一些知名企业或倒闭或陷入停产困境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更有学者悲观地认为，“现在看来，这仅仅是‘倒闭潮的开始”。由于诸多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的锐减，他们把目标投注在了产业升级换代上，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过剩。高智能的自动化机械大规模地替代了人力，“高度文明”残酷地扼杀了工人们赖以谋生的勤劳双手，这种阵痛既是无情的，却又是必然的。

返乡不回家

在西安市文艺路和东门外的劳动力市场，很多在寒风中等活的民工都是从外地回到陕西的，可他们却不想立即回家。

袁东奇，26岁，陕西眉县刘家崖人，初中毕业后先是跟着村里人到银川，兰州等建筑工地打小工，用他的话说，自己已经是个有10年工龄的“老工人”了。2003年后，他又辗转上海，昆山，温州等地，做过管道工，泥瓦工，装卸工，库管，保安等。此次回陕前，正在温州的一家皮革厂做保安。“我们的厂子很大，有1000多名工人，但由于金融风暴，产品销不出去，一多半人被辞退。”袁东奇接过香烟点着说，“因为我是二线，岗位腾出来给了一线的人，我没话好说，走的又不是我一个，只能认倒霉。”

2008年10月19日，被辞工后的袁东奇带着一年来所攒下的钱(不愿透露数目)，从上海乘上了回家的火车。“我本

打算在温州或上海再找活儿干，但不好找，而且找到活儿也不一定能干多久，加上我本来就打算今年春节回家结婚的，所以就到上海玩了一天，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来，回家结完婚再说吧。”

袁东奇是个聪明人，175公分的个头很健康，安分守己的长相让人看着就踏实，白皙的肤色更让人猜不出他来自西部偏远山区。火车快到西安时，袁东奇突然萌生在西安下车的念头，“反正离过年还有3个月，不如借机在西安转转，给家里买点东西。我从没有来过西安，很想下车看看。”

袁东奇走出西安火车站，为了省钱，他顺着车站外的护城河往前走，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东门，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揽活儿，就挑面善的民工大哥搭讪攀谈。“我的命很好，老大哥不久就揽了一个拆厂房的活儿，人手不够就把我带上了，管吃管住干了5天，挣了650元。”袁东奇告诉记者，他决定1月20日前回家，春节结了婚后，可能还会来西安打工，因为这里工作比较好找。

告别时，袁东奇用训导的口吻对记者说，“只要肯出力，有眼色，到哪儿都能有饭吃。”

来自陕西洋县茅坪镇32岁的张长海早年也曾到广州，深圳、汕头、东莞打了多年工。“在广东打工很不爽，今天扣這钱，明天罚那钱，所挣的钱并不比我现在在西安挣得多。到哪儿都是挣钱，到哪儿都是打工，没必要凑那个热闹。”

如今的张长海已在西安“安家”(租住民房)，每年回老家一到两次。每天上午，他大多在文艺路劳务市场“钓”装修大活儿，下午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擦洗油烟机，疏通下水管道，他说他熟悉南郊的所有街道和居民小区。“载到西安有5年了，从家居装修、布线，铺地板等大活儿，到疏通水管，清洗油烟机等小活儿，我样样精通，除去每月150元的房租和三、四百元的吃饭钱，一月至少可以给家里汇去1500元。”

当问起金融危机对他目前的生意有什么影响时，他笑着说那是有钱人的事，至少对他这样的“个体户”还没有产生什么冲击。“我凭力气挣钱，没啥影响。有钱人该买房就要买，买了房就要装修，下水道堵了就要疏通，那是没办法的。这几个月的收入都差不多，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现在天冷了装修活儿少了很多，但元旦和春节前，清洗油烟机的人家却多了，现在一天能接到三、四个活儿。”

看得出，张长海已经习惯并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状态，乐观的天性使他不笑不说话。他原本打算将妻子和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接到西安，但一直苦于借读费昂贵而无力负担，“现在上学可以不收费了，我正打算过了春节把他们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