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娇

摘要：汪精卫一生的思想、行为复杂多变。从1905年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至抗日战争时期，其对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民报》时期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大政策由不甚理解到坚决捍卫、执行；蒋汪对峙时期对三民主义进行实用性和功利性歪曲；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亲日卖国的所谓“三民主义”。至此，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歪曲和肢解，表明他彻底背叛了三民主义，并彻底背叛了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关键词：汪精卫；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087-03

汪精卫一生的政治思想及行为复杂多变，他以1905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宣扬三民主义始，以叛国投日、背叛三民主义终。其对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认识经历了大力宣传和弘扬、坚决拥护和执行到逐渐歪曲和篡改直至彻底抛弃和背叛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汪精卫从奔走革命的热血青年蜕变为臭名昭著投降日本的大汉奸的过程。

一、《民报》时期大力宣扬三民主义

从1905年开始，汪精卫发表了《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言词犀利、论证有力的文章，大力宣扬三民主义。

第一，排满以求自立。汪精卫深刻揭露了满族贵族专制统治的种种罪恶：政治上，清政府对国内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其本族全握政权”，“权之不能不分者，则务占优势，且于其间行钤制之术焉，行侦瞷之术焉”；经济上，实行繁重的苛捐杂税政策，强占汉人土地所有权，分给满洲亲贵；思想文化上，清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强令“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外交上，清政府采取由贱外、仇外到畏外、媚外的政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结果列强步步紧逼，蚕食鲸吞，中国面临着全面被瓜分的危机。中国要实现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独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除去满洲政府，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第二，反帝以求图存。汪精卫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仅争地夺人，而且要灭绝种族，如檀香山之华人街，为美国所焚，俄罗斯把东三省六千人，赶人鸭绿江。因此，要独立，必须抵御外侮。“中国人数，非菲、杜比，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

第三，黜专制，倡共和。汪精卫针对改良派提出的在中国先建立开明专制，为立宪做准备，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的主张进行了反驳，指出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均不适合于中国。因为开明专制实质上仍是专制。“若夫同一专制政体而有开明有黑暗，则非其政体使之然，其专制之人实使之然耳。”君主立宪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中国应该建立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民权立宪共和政体。

第四，信民力，建民国。汪精卫驳斥了梁启超提出的由于中国人民“民智未开”、“没有做共和国国民的资格”的谬论，提出了相信民力的思想。他论证了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的要求，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由君主专制变到民主共和是人类历史进化之公理。汪精卫肯定了我国国民有民权立宪之能力，能担负起政治革命之责任。在中国，民主立宪政体一定能依靠国民而最终实现。

二、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大政策由不甚理解到坚决捍卫、执行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改组之初，汪精卫对这一政策还不甚理解，犹豫不决。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作为孙中山的亲信，汗精卫不仅逐步接受了这一政策，还表现得较为积极，批驳反对此政策的主张，阐释和捍卫三大政策。

第一，拥护联共政策。孙中山确立联共政策后，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分歧。在国民党一大上，广东代表方瑞麟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此，汪精卫进行了反驳：“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且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以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更何碍于本党乎?”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对外界对联共政策的误解和诬蔑进行辩驳，指出：“至敌党诬吾党为共产，殊不知总理《民生主义》出版以后，民生与共产之异同已详细指出，吾人但知誓遵总理遗嘱，实行主义。三民主义为党员为<之>量身尺，偏右偏左均不可。则共产之诬，不辩自明矣。”

第二，积极支持联俄政策。1924年12月，汪精卫与孙科、邵元冲联名发表“中山负责之宣言”，声明“中山先生主张亲俄，以其革命之后全然放弃帝政时代之帝国主义，与中国缔结平等条约，维持国际平等之信义，故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乐与为友”。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秉承联俄政策，指出“今日世界各国能真正平等待我者，惟苏俄耳”，并高度评价了苏俄对中国及国民革命的帮助和支持，“故此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之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忱”，唯“与之亲善，以谋中国之自由平等，绝无可非议。吾人既明白此理，应坚决进行，不当朝夕改易”。

第三，提倡农工运动。汪精卫认为，中国的现状与主义不能相合的最大原因是革命党和群众没有真正密切地结合。革命要成功，必须深入群众，唤起农工。这样，农工才能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大势力。他甚至提出“凡是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不肯提供农工运动的，都是反革命”的口号。

这一时期，由于汪精卫的坚持，保证了三大政策推行的连续性。即使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汪精卫依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并发出号召：“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但是，1927年6月以后，他“发觉了共产党确有阴谋消灭国民党的证据，便要反共了”。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聘请苏联顾问的协议，7月14日，驱逐鲍罗廷回国，说明汪精卫已反对联俄政策，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的指示和训令，表明汪精卫抛弃了扶助农工的政策。

三、蒋汪对峙时期，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歪曲

1927年底，重新复职的蒋介石，利用卑鄙手段，逼走汪精卫，独掌大权。汪精卫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出于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目的，打着“奉行孙总理遗给我们的革命的整个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对三民主义进行歪曲和篡改。

第一，不承认国民党有过联共政策，坚决反

共剿共。汪精卫认为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联共”政策，只有“容共”。即使是“容共”政策，也“仅属一时政策，决不能谓容共为本党改组精神所在”。时代和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变化。国共两党，各有不同的主义，非冲突不可，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分开。分共之后，即要清党，“不但要清去党内之共产分子，尤其要清去党内共产理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导致阶级间的混战，使濒于危亡的国家及民族陷于不可复救，因此，国民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共、剿共。

第二。取消联俄政策。汪精卫认为：联俄政策与容共政策一样，是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性。苏俄式民主不适合中国。1927年12月9日，汪精卫密电广州陈公博等人，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深可痛恨，请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出中国。汪精卫抛弃联俄政策转而反苏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压制、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汪精卫看到自1924年以来，共产党作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工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对此，他感到恐惧。1927年4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清除共产党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理论与方法”，制止“骚扰后方，挠动人心，实可痛恨”的赤化运动。

总之，汪精卫从与蒋介石争权的实际需要出发，任意曲解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被他们阉割得荡然无存，汪精卫彻底背叛了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

四、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亲日卖国的“三民主义”

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对内全力支持蒋介石“剿共”，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下，汪精卫却日益悲观，散布民族失败主义。1938年12月，发表《艳电》，叛国投敌。他遵照日本“修改”三民主义的吩咐，在“尽最大努力恢复三民主义的真义”的幌子下，极尽歪曲、篡改之能事，把革命的三民主义篡改为亲日的卖国主义。

第一，鼓吹中日结盟，宣扬民族投降主义。汪精卫颠倒黑白，胡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产生在中国固有的和平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并且“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兄弟之邦，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这样，“日本没有对于中国之顾虑，发展更快，中国则得日本之援助，发展也易，并且更可以中日两国之协力将欧美经济压迫的势力，从东亚排除出去，这是民族主义的精髓”。

第二，假民主、真专制的民权主义。汪精卫尽管表面上也高谈“民主政治”，宣称要“实施宪政”，但他实际上却主张效法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制度，认为这是日本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他一方面说：“民权主义的目的，就是全民政治”，一方面又说：“多数主张未必即好，少数主张未必即不好。反之，一种极好的主张往往为少数聪明卓绝的人所坚持，而为多数糊涂的人所排斥”，为防止此种现象发生，一定“要有强力的政治机构来改造政治成为一个现在的国家，这就是民权主义”。

第三，以“中日经济提携”为核心的民生主义，鼓吹和平改造社会经济。汪精卫胡说“中日提携实在是孙先生的初志”，实行民生主义的关键就在于中日经济提携。他希望，“以日本的协力发达中国的民族资本，扫除买办资本对欧美之依赖”，“使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平等合作自由发展的机会”，以共同抵抗欧美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

汪精卫对三民主义学说的无耻扭曲和肢解，甚至无耻地宣称：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这是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彻底背叛，对中华民族的彻底背叛。因此，汪记“三民主义”尽管鼓噪一时，但终为中国人民所不齿。

(责任编辑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