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科

摘要：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反思改革开放30年以来湖北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全面总结了“崛起一凹陷一崛起”曲折进程的正反经验，对新时期有湖北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也就是既区别于以往中部大省把工业化建立在农业强省基础上，又区别于沿海地区一些地方以放弃农业生产为代价加快非农化的特殊发展道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发展战略；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024-10

一、关于抢抓战略机遇与解放思想先行问题

湖北位居内陆长江中游地区，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但作为中部且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工农业大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及全国由沿海向内地分层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所面临的改革开放战略机遇并不在少数，关键在于能否以解放思想先行，及时抓住和充分利用全国共同战略机遇及若干特殊机遇。

1、改革开放30年湖北面临的共同机遇与特殊机遇

从湖北暨武汉曾经面临的全国性共同机遇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沿海开放波及沿江地区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后期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相结合的机遇；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活与实施沿江战略的机遇，尤其是湖北武汉作为南巡讲话第一站的机遇；90年代初中期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机遇(六大老工业基地包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2004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机遇，等等。从湖北暨武汉曾经面临的特殊机遇看，主要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期特大中心城市武汉、中等城市沙市及黄石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及机构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机遇：90年代中期湖北境内三峡工程上马与浦东开发并称为沿江战略两大增长极的机遇。此外，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率先开放，武汉实施“两通起飞”战略，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外籍高管。国有企业武汉火柴厂被民营企业“蛇吞象”，武钢“质量效益型道路”，以及企业协作联合“荷花模式”的机遇等。当然。所谓特殊机遇，有相当一部分是省委、省政府依托利用共同大机遇而创造的改革开放机遇，如沙市早于1981年就成为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武汉继重庆之后成为全国特大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试点城市，还有武汉“两通起飞”等。

2、不同时期湖北抢抓改革开放机遇的比较分析

反思30年，湖北抓住和利用机遇有二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有的改革开放阶段抓住机遇的意识和能力较强，而有的改革开放阶段这种意识和能力又较弱，未能及时抓住和始终如一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机遇；二是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在多数发展阶段，抓住和利用机遇还不够及时和充分，以至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力度不大，这是湖北长期发展不够，与沿海发达省份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所在；三是自己同自己相比，凡是较好地抓住和利用机遇的改革开放阶段，经济发展就快一些，与沿海发达省份发展差距就小一些：反之就发展慢一些，与沿海发达省份发展差距就大一些。比较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的1992-1997年和十七大召开后的2002年至今三个时段，湖北抢抓机遇、利用机遇大体比较成功。以1978-1984年阶段为例，这期间正值党中央酝酿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湖北虽然不是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点，但当时省委、省政府能审时度势，不等不靠，主动改革，很快推出了几项重大改革决策。从而创造了在全国多个率先甚至第一的改革试点经验，改革开放力度不亚于沿海地区而大步推进。这些属全国率先甚至第一的重大决策包括：

第一，1979年，省委决定在沙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使沙市1981年7月获批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沙市立足本市、着眼全国，制定综合改革的方案和若干单项方案，不仅带动了全省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并在全国获得推广，一个时期内，沙市成为全国发展和改革的双“明星”城市。

第二，1983年2月至1984年5月，省暨武汉市合力运作，规划设计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使武汉市紧随1983年3月国务院确定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庆市，成为全国又一个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省委、省政府上报的《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后，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计划全面单列，有步骤地搞好企业下放，改革外经贸体制，改革价格、税收、信贷体制，改革科技体制等10个方面展开。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武汉市综合改革试点对全国城市改革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实际上就是发挥着“内地特区”的作用。

第三，1984年，全省农村综合改革第一批9个试点县市启动，包括安陆、蒲圻、当阳、黄陂、石首、巴东、罗田七县和随州、丹江口两市。该项改革在全国较早，其重点是进一步完善统与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乡镇企业改革，国营工商企业改革和供销社、信用社改革等，为全面推进县域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经验。

第四，1979-1984年，配合特大城市武汉和中等城市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全面推进，全省的各个单项改革也开始突破，多项创举堪称“全国第一”。如1979年汉正街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市场，成为“天下第一街”，一时全国流传“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王”；1980年武汉柴油机厂引进德国厂长格里希，创造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整套经验：1984年6月武汉提出实施“两通起飞”战略，宣布武汉三镇彻底开放，并拟划出24万平方米土地，欢迎国内外客商开发流通业或经营工商业。

第五，从上世纪70年代底到80年代初，引进上海的技术和人才以提升湖北国有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质量水平。如80年代初中期在全国名噪一时的“荷花”洗衣机、“沙松”冰箱和武汉自行车等一大批湖北知名品牌，就是从那时起步，在上海技术人员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并未因为不是全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而等待改革机遇，而是大胆改革，敢闯敢试，以致若干方面改革走在内地甚至全国的前列，因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五五”时期的势头。作为工农业大省的工业增长最能说明问题。1978-1985年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7％，其中“六五”时期年均递增13.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均在5％以上，位次均在8位之前，主要产品如钢、轧钢、发电装机容量、石油加工、汽车的生产能力均居全国第5位。农业总产值也年均递增12.7％。这足以表明，即使全面推进沿海战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湖北仍处于

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行列。但此后至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在沿海全面开放加快开放的大环境下，由于缺乏改革开放的意识，加之没有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二者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放慢了改革开放速度，尤其是治理整顿决策失当，刹车过猛，下马大项目太多，以致国有企业发展停滞不前，非国有经济(主要是乡镇工业)发展大大落后于沿海，湖北经济进入了1986-1993年持续八年之久的低速徘徊期。至于1994年开始至全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湖北经济缓慢回升乃至较快发展，那也是由于较好地抓住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机遇和全力推进沿江战略的结果。

3、湖北与沿海地区抢抓机遇的差距，主要差在思想解放先行不够上

一个地区能否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思想解放先行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湖北，近代以来至今，并非是封闭的内陆落后地区，而是处于全国对外开放次前沿的沿江较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转折时期，未能抢抓机遇，只能从思想解放滞后上找原因。

第一，在处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与改革传统经济体制问题上，思想观念破旧立新的力度还不够，以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入早”、“退出迟”，传统小农经济体制长期根深蒂固。未能形成像沿海地区那样有利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由于思想观念破旧立新不够，湖北念念不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五”至“六五”时期曾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与老农业基地，对中央政府“等、靠、要”的观念迟迟不能淡出决策者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也由于思想观念破旧立新不够。湖北也念念不忘传统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棉、油、猪、鱼、蛋对全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贡献，满足于农业的“大而全”和初级农产品的数量优势，在促进农业生产大省向农产品加工大省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上步伐不快，以致在改革开放初中期较长时间内，未能充分利用国家先后批准沙市、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实施沿江战略的机遇，加快对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改革与改造，加快全省工业化的进程。在世纪之交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有学者研究表明，体制、机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高出10多个百分点。认为两部学习、借鉴和追赶东部，最重要的不是优惠政策，而是体制机制。对一个发展中地区而言，体制、机制比机遇更重要。湖北自身的改革实践也证明，有了好体制、机制，就能用足用好所面临的机遇，甚至没有机遇也可以创造机遇；没有好的体制、机制，即使面临着机遇，也不一定能用足用好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机遇。

第二，在处理实现理想目标与确立适度目标关系上，从国家全局审势度势不够，看自己优势(如区位、资源的优势)多，看劣势少，看潜在优势多，看现实优势少，不利于形成各个改革开放阶段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既有目标，又不压指标的政策环境。湖北作为中部地区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工农业大省，经济发展目标定位既要坚持较高的起点，但义必须是从基本省情出发，经过努力切实可行的目标。根据这种认识，世纪之交，省高层决策部门确定湖北“十五”发展的目标为“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很难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适度目标。因为，从“七五”时期开始，尤其是通过1989-1991年治理整顿后，湖北经济经历了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已逐步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行列，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不够省份。对2000年(即“九五”时期最后一年)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虽然湖北国内生产总值(4275.32亿元)在全国排位第10，但人均GDP(7188元)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58元)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二者在全国排位分别为第13、第19。尤其是出口额占GDP的比重(3.7％)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1％)。同期，湖北与滑海发达地区(长江流域的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仍以2000年数据分析，人均GDP湖北分别为沪、苏、浙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人分别为沪、苏、浙的11.5％、58％、47.75％；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湖北(3.7％)与沪、苏、浙的44.8％、25.8％、28.1％比较，差距更大。在这种既定格局下，中部大省湖北要想在短期内缩小与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发达省市的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看到，曾是“中部老大”的湖北与周边省市(包括豫、湘、渝、皖、赣)的差距，或总量指标，或人均指标，均在急剧缩小。由此可见，建成“全国重要增长极之一”的目标，只有沿海发达省市才有可能，对湖北来说，仅靠“得中独厚”、“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难以达到“全国重要增长极”这个高峰，它最多是个理想目标。也正因如此，新一届省委修改为“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发展定位，这与“九五”时期省高层决策部门接受省社科院学者建议所提的建成“内陆地区(即中西部)经济强省”的目标，也是大体一致的。

第三，在处理讲“湖北话”与讲“普通话”的关系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与从湖北实际出发决定本省大政方针紧密结合不够，不利于形成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特色思路和支持鼓励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全国性战略决策，是从一定时期的全国大局出发的，并不要求各个省区照搬照抄，而班求从本地实际出发加以落实，也就是多讲“本地话”，形成自己特色的工作思路。如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就全国而言，重点应是经济增长“过热”、投资规模过大的沿海省份，而对当时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即使投资增长稍快，也不应是重点。但实际上湖北已自觉成为全国治理整顿最快、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结果也失去了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相结合的一次发展机遇，湖北经济下滑过猛，治理整顿后的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仅为4.5％，是典型的低速增长，而同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8.3％，表明二者治理整顿的成效不同。再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了所谓“16字”的“湖北精神”，其用意不能说不好，但就是缺乏湖北历史文化底蕴和当代改革特色，“普通话”味道太浓，虽有“抢前争先”等豪言壮语，却未体现敢闯敢试精神，从而生命力不强，也不为全省干部群众所认同。

二、关于推进工业化的思路及正确处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问题

从改革开放前的“五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4年，湖北是工农业大省，但首先是工业大省，并且是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不对称结合的典型城乡二元结构大省。一方面，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的工业规模。1983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重工业化率高达60％以上，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另一方面，1983年，农业人口占全省

总人口的80％，农业劳动力占全省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仍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发展阶段。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加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湖北这种二元结构工业大省的实际出发，如何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并正确处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事关湖北市场取向改革的成败，也事关新时期湖北能否保持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地位。

1、1985-1992年间，湖北工业化从改革开放初期以现代工业为主导。重、轻工业协调、工农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思路，开始转向一种把工业化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或农业大省偏好战略的思路

面对国家实施沿海战略，投资重点东移的格局，湖北工业化的思路选择有三：一是继续实施“六五”前的城市大工业大企业(如著名的“一、二、三”大企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带动县市和乡镇工业发展的思路；二是从围绕城市“大全重”(即大企业、全民所有制、重工业)转向围绕“小集轻”(即中小型企业、集体所有制、轻工业)，以及围绕农业大省，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及农村工业的思路：三是保持城市大工业大企业优势，“大全重”与“小集轻”相结合，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路。比较而言：第一种思路，由于湖北不再是国家工业化重点地区，且传统大工业大企业面临改革转型困境，难以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带动县市与乡镇的工业发展。第二种思路，从湖北工农业大省兼有工业和农业优势、“大全重”与“小集轻”优势出发，在一个时期内适当发挥农业大省和“小集轻”优势，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湖北首先是工业大省，是重工业主导下的工农业大省，一旦“大全重”放慢，就意味着工业化放慢，势必沦为一般的农业主导大省，重工业大省的优势也势必削弱。只有第三种思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大致实行的一种工业化思路，以现代工业为主导，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包括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才有利于发挥城市大工业大企业和农村工业、农业两个优势，因而1979-1984年间，与沿海竞争处于不利地位的湖北，获得了不亚于沿海的发展速度。1985年以后，则偏离了上述思路，主要从发挥农业和轻工业优势人手，抑制了湖北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势的发挥，这种企图把工业化及轻工业发展建立在农业大省乃至农业基础上的做法，只能是削足适履，扬短避长。即使是围绕农业办农村工业，也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围绕农业生产办工业，而不是面向市场办工业。二是办“三就地”工业，而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限制了工业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小脚女人”式工业化。三是不允许农村工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资源、争市场，这不是促进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和相互促进。这同该期间沿海普遍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实质是一种逆工业化思维。在国有大工业大企业转型中，注重农村工业化这一头，十分必要，但也要利用两种资源，面向两个市场，不能只围绕农业发展农村工业，进而代替城市大工业发展，更不能割裂城市大工业大企业与农村工业的血缘关系。

在该时期，给湖北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发展致命一击的是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在全国各地大胆放手鼓励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时，湖北省的有关文件还明令治理“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而效益很差”的乡镇企业。由于治理整顿的力度失控，不但导致湖北大工业大企业失去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后劲，而且使刚有起色的农村工业，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严重受阻。其间，全省有1154个乡镇企业关停，163个企业合并，20个企业转产。到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104.33万个，从业人员387.87万人，分别比1988年减少4.93万个和19.32万人。1989－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体速度明显回落，年均递增17.38％，比1984-1989年大发展时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湖北乡镇工业发展本来就慢于沿海省份，而治理整顿后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乃至若干年后恢复元气时与沿海差距拉大的格局已不可逆转。湖北工业化进程从此放慢减速，县域经济更是落后于沿海地区，以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充满活力的县市，相当一部分陷入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就全省而言，湖北已不再是工业位居全国前列的T农业大省，而是农业比重高于沿海发达省份10个百分点以上的农业大省，甚至是“农业大省、财政穷省”。以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与治理整顿时期的1989年比较，前期湖北与江苏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均为31％，与汀苏同属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而后期湖北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则上升为39％，江苏则下降为29％。它表明，湖北从该时期开始，已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与江苏等沿海工业大省不在一个档次上。最能说明湖北与江苏工业化差距的，是以沙市为首的江汉平原与苏、锡、常为首的苏南平原的城市化差距。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方面，苏南平原各市县纷纷推进二次创业，造就了大批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城市，苏、锡、常迅速壮大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余个县市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另一方面，江汉平原各县市却为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困境而努力，其领头羊“江汉明珠”沙市也急剧萎缩，人称“工业城市农村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湖北的中部凹陷是从城市到农村的全面凹陷，其源自于工业化进程的滞后。

2、1993-2001年间，湖北寻求现代工业和农村工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双突破”，但又囿于“农业大省”定位和发挥农业优势，只能背着“米袋子”与沿海地区竞争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湖北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新一轮改革时期。这个时期对湖北最大的促进，就是开始扭转工业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加大工业化力度，加快工业园区建设速度。1994年，全省工业实现了“六五”后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在“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22.2％。大大高于计划增长13％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到“九五”时期的第2年，即1997年，湖北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增幅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3位，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由上年的第9位上升到第8位。工业化进程的提速，也促使前一个时期形成的一部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开始走出困境。但其间1993年11月全国出现的新一轮粮食波动，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调控力度，对各省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对于工业化本

来明显落后于沿海、却又是全国粮食主产区的湖北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挑战。因为经过1978-1993年1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沿海发达省份一些地方以放弃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的非农化，全国粮食主产区，即强调发挥粮食优势的地区，已从1981年的23个变为9个。湖北及黑龙江、吉林等传统工农业大省均属其中，也都面临着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与加快工业化(甚至是补工业化之课)的双重任务。

实事求是地讲，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在粮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商品而是战略性商品的条件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客观上制约着湖北这类工农业大省的工业化进程，不利于现代工业体系的升级和农村工业的更快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强化了湖北等粮食主产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业大省”分工定位，即使到“八五”时期。国家宏观职能部门对湖北等中部大省的发展方向，仍定位于一个“农业大省”和“四个生产和输出基地”(即商品粮、棉、油生产和输出基地，重要原材料生产和输出基地，能源的生产和输出基地，初级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和输出基地)。这种定位很大程度上沿袭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分工体系。重视湖北等中部大省向全国，尤其是向沿海地区提供初级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任务，却忽视了全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对中部大省工业化的应有支持，包括从大工业项目到支农工业项目方面给予的支持。二是就湖北等粮食主产区而言。既要负责本省“米袋子”，又要负责非粮主产区“米袋子”，这就导致了加快工业化中湖北背着“米袋子”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种不公平竞争。三是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湖北与工业化先行的沿海粮食主销区之间，存在着一种地区利益剪刀差，包括粮食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村工业消费品价格的剪刀差，粮食主产区初加工的粮食产品(上游产品)价格与粮食主销区精加工粮食产品(下游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及粮食主产区出售商品粮承担了巨额流通费用与粮食主销区以半行政半市场价格获得商品粮的剪刀差。由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事关国家发展和宏观调控大局，而加快工业化属本省发展范畴，在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与加快工业化的双重任务面前，湖北等省明知发挥粮食优势不利于本身工业化，明知与粮食主销区之间存在地区利益剪刀差，但又不能不把前者放在首位，以“农业安天下”为己任，而把加快工业化来补工业化之课的任务放在次要地位。为此，湖北从90年代中期开始，对作为工业化新增长点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也不得不放慢速度。“农业安天下”固然重要，但湖北就农业论农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本省传统农业问题，不可能由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以致该时期全省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依然有限。以工业化发展较快的1997年为例，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仍然高达22.2％，比沿海地区江苏15.1％仍高7.2个百分点。即使到2001年，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4.9％，高于江苏(11.4％)3.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15.2％)也低0.3个百分点。可见，湖北仍然是农业比重较高的工农业大省。

必须指出的是，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还只是制约该时期湖北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外因。即使是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如果湖北能坚持以工业化思路谋划农业，那么，发挥农业大省优势是可以与加快工业化相结合的。这就是要走出传统农业生产大省的误区，即不满足于向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提供农产品的初级产品，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如山东、河南那样变农业生产大省为农产品加工大省，湖北农村工业化也将是有所作为的。但“八五”时期以来，湖北比较重视农产品生产，加大投入建设30余个商品粮、棉基地。这是必要的，但对农产品加工的投入明显不足，未能造成一批面向国内外市场，且带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这种“重生产，轻加工：轻流通”的思路与做法，既不利于广大农民致富，也不利于农村工业化建设，从而实现全省城乡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3、2002年至今，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现代工业)，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农村工业)。以不放弃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为底线。促使湖北工业化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来看，从2002年4月开始，以武汉为龙头的“1＋8”城市圈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在武汉市委、市政府配合下开始启动，2004年省委、省政府以两办名义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订《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上述《意见》和《总体规划》突出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和生态环保五个方面的一体化，对提升“1＋8”城市圈的市场化工业化水平乃至推进全省市场化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引擎的作用。与此同时，以襄樊为中心的襄(樊)＋(堰)随(州)汽车城市带和以宜昌为中心的宜(昌)荆(州)荆(门)城市群也加快推进建设步伐，与武汉城市圈共同形成了全省“一主两副”三大城市群鼎立的格局。

从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来看，重点是加大“一主三化”进程，即以民营经济为主，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加大民营经济发展力度，以扭转县域经济工业化迟滞局面，扭转一部分“农业大县、农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这部分“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通过加快对外开放，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而有所改变，但由于1993年开始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牵制了相当一部分财力，以现代工业谋划农业的思路不够清晰，且大城市大工业无力支持农村，反哺农业，不少“农业大县”困境反而重新加剧。如湖北原来跻进全国百强的两三个县市逐年落后，乃至2005年全部被淘汰落选，便是最好证明。当然，以整体上看，通过全面推进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给全省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增添了发展活力，形成了新的增长点。2004年底，全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818.8亿元，比上年增长28％，有11个县市增幅达40％以上。县域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已超过50％，比200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县域工业占县域GDP的比重达40％，比2001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北县域经济由恢复性发展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

以“两手抓”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意义在于，比较符合湖北由传统工农业大省向新型工业大省转变的实际，较好地处理加快工业化与“农业安天下”的二者关系，进而找到了传统工农业大省工业化提升不同于沿海发达省份的特殊道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挥了湖北工业化的两个优势，即城市现代工业，尤其是大工业大企业的先发优势与县域经济及农村工业的后发优势，以先发优势带后发优势，以后发优势促先发优势。二是湖北工业化找到了先进城市经济与落后

县域经济的结合点，即发展“一主两副”三大城市圈是大城市带动县域经济、工业反哺农业的一种有效形式。三是避免了重蹈沿海部分发达地区以放弃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老路。而是以确保全国“农业安天下”为前提，以国有大工业大企业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两手抓”的工业化实践，与前两个时期(即1985-1992年、1993-2001年)的工业化相比，成效比较明显。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持续快速发展，真正成为全省工业化的龙头。2007年，武汉城市圈实现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为5509.98亿元，占全省GDP的61.2％；其中武汉市GDP达3141亿元，进入全国“3000亿俱乐部”，是中部地区唯一入围城市。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为6016.78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2.6％。武汉城市圈促进了全省县域经济“一主三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武汉城市圈带动下，襄＋随汽车城市带和宜荆荆城市群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型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2007年，后两个城市带(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446.37亿元和602.28亿元，正成为促进湖北实现中部崛起的两大新增长点。但要看到，南于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提升还不够快，加之县域经济“一主三化”进程中现代农业水平的提高，湖北第一产业占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仍处于高位运行。以2007年与2001年比较，湖北第一产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由14.9％上升到15.5％，与同期全国由15.2％下降为11.7％及江苏南11.4％下降为6.7％相比较，形成强烈反差，说明湖北加快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提高二、三产业比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关于湖北区域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战略选择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间湖北所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战略，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二：一是按省历次党代会报告为主线的三阶段总体战略划分，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在中部崛起”战略，90年代中期至2001年的“振兴崛起”战略，2002年以来的“走在中西部前列”战略；二是以改革发展阶段为主线的三阶段区域战略划分，即1978-1987年的“城市先导”和“四区一中心”战略，1988-2001年的“金三角”和“一特五大”战略，2002年以来“一手抓武汉城市圈，一手抓县域经济”的战略。但如果从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对湖北改革和发展影响较大、推进时间也较长的应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和本世纪初三个时段先后提出并实施的“在中部崛起”战略、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和武汉城市圈战略。其中，“在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在实施上有所交叉。

1、“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曲折推进与逆向效应(1987.12-1992.6)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底湖北提出的“在中部崛起”战略与200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战略不是一回事。这不仅在于两个战略的“级别”属性不同，而且还在于“崛起”的内涵、外延也不同。“在中部崛起”的本意，是湖北实现在中部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凸起，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则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整个中部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实现在全国的崛起。湖北的“在中部崛起”战略，是省委、省政府吸收和采纳理论工作者关于湖北要在中原突破、中部崛起的建议，于1987年12月召开的省委四届八次会议正式提出的，1988年4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题也是《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力争在中部崛起》，1988年12月省第五次党代会再次确认了这一战略。

在全国实施沿海大战略，国家投资重点东移的大背景下，湖北省高层决策者认识到要避免塌陷为全国中间谷地(俗称“锅底”)的危机，提出奋力“在中部崛起”，无疑体现了一种中部大省主动适应沿海战略的前瞻性思想，也是一种针对湖北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实际的一种战略对策思路。如果落实得好，湖北就可能保持住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地位，避免“凹陷”的境地。问题在于，从1987年开始提出该战略到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又正式提出“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为重点”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之前，将近五年时间，湖北经济非但没有改变1986年开始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局面，实现预期的“在中部崛起”，反而经济持续低速徘徊，陷入了所谓“面窝”经济的困境。为什么出现这种欲奋力崛起而逐步凹陷的逆向效应?

首先，从特殊的外部因素看，湖北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之日，也正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之时。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对控制全国经济“过热”及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疑非常必要，对享受开放开发优惠政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沿海经济快车“刹”一下年，也非常必要。但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湖北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沿海战略实施后，习惯于投资依赖而_义失去国家投资重点支持的湖北经济，与沿海地区已不在一个起点上，即使要维持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也只能吃补药而不能吃泄药。如果实行与沿海地区大体同步的治理整顿，也去压缩已十分有限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那就等于把自己踢出全国“平均水平”增长之外。而恰恰在这个关键时期，本来已经发展不够的湖北推进治理整顿却过快过猛，居然走在全国前列，其结果只能是与“在中部崛起”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从湖北自身运作的因素看，从战略提出后的近五年实践看，不仅未能形成“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长点，也未真正找到战略的突破口。既然湖北不再成为国家投资重点地区，那么，“在中部崛起”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崛起。对此，1991年1月省委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阐明了这种思想，认为在“80年代国家建设重点转移，我省建设投资在全国所占比重有较大的下降”情况下，实现在中部崛起应“立足于向内使劲，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湖北如何向内使劲，培育新增长点?当时，除了通过加大技改力度，促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外，主要就是适应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大潮，加大力度发展乡镇企业。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高速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湖北乡镇企业起步较晚，并且发展举措不如沿海省份得力，乡镇企业发展既未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又未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企业集团，即使在乡镇工业发展较快的1988年，全省乡镇企业产值达246.15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85年增长1.1倍，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仍然总量不大，增速不快。如1989年到1992年，江苏乡镇工业产值由1078.41亿元增加

到2963.23亿元，而湖北仅由291.05亿元突破到1000亿元，显然不能成为湖北实现“在中部崛起”的新增长点。至于战略突破口选择，几乎在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同时，省委、省政府就决定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从沿江经济带突破，即建立改革开放试验区，批准武汉、沙市、鄂州和黄冈地区为沿江开放开发试验区，同时确定黄石、宜昌、十堰及枝江、大冶等11县市进行自费改革，加速开放开发试验，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开发区和成龙配套的开放体系。但上述长江经济带“突破口”选择，重点不突出，既强调武汉等“三市三地”，又涵盖黄石、宜昌、十堰三个中等城市及11个县市，特别是1991年制定的《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又提出“八五”期间“两江三线”的战略设计，强调“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经济走廊的优势和铁路大动脉作用，加速长江经济带的改革开放开发和汉江经济带的若干重点建设，并逐步形成以长江、汉江和京广、焦枝、襄渝、汉丹、大沙铁路为主线的布局”，几乎涉及全省所有大中城市和沿江(长江、汉江)、沿铁路地区。另外，1993年12月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一特五大”，把特大城市武汉与其他五个城市并列。这种突破口“全面”开花，“重点”不“重”，严重脱离了湖北加快发展只能“立足于向内使劲”和“自费改革”的实际，多突破口等于没有突破口。

2、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初见成效与“大金三角”思维定势的干扰(1992.6-2001.12)

撇开1988年4月提出以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为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突破口不论，1992年6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湖北省经济上新台阶的决定》(即20条)，标志着湖北长江经济带加快开放开发战略的正式实施，这就是“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为重点，兼顾清江、汉江、京广、焦枝铁路沿线的开放开发，进而带动全省的开放开发和经济发展。”湖北是全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织部分，近代以来有着通江达海、对外开放的历史，以其承东启西的区位加速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应该是一个切合实际，也利于与沿海发达地区接轨的战略。

与实施“在中部崛起”战略不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起点较高，开局顺利。起点较高，主要体现在较好地抓住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加快发展上新台阶的机遇，积极主动地把湖北纳入沿江开发战略的前沿地带，是一个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湖北的高端战略；开局顺利，主要体现在实行“以武汉为龙头，以长江经济带为主线，以三峡工程上马为契机”的三位一体，也是一个可操作性强的务实战略。根据加快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要求，1993年4月，省委五届十次全体会议决定调高“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若干发展目标，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规划10年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比原计划提高2.9个百分点。其中“八五”期间，年均递增9％，比原计划提高3.2个百分点。“八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0.5％，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分别比原计划提高1.2个、9.3个、5.7个百分点。这个计划调整体现了以加快沿海地区开放开发带动全省发展的思路，为1994年开始走出经济低速徘徊确定了具体目标。通过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不但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初步形成“四城”、“三区”(即钢铁城、商业城、科技城、汽车城，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格局，龙头作用日益显现，沿江城市中很快形成了一批富有活力初具实力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如鄂州的葛店开发区、宜昌的东山开发区等，就走在全省改革开放的前列。尤其是宜昌市，利用全国沿江战略两大增长极之一——三峡工程上马的历史机遇，加快水电建设与发展旅游、生态保护相结合，促使宜昌成为全省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也提高了宜昌市在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中的地位。1992-1994年三年实践证明，加快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主要成效，在于促进湖北经济尤其是工业从“八五”后期开始扭转了长期低速徘徊的局面，整个“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2.2％，大大高于计划增长13％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高11.6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大大高于计划增长4.5％的目标，比“七五”时期提高4个百分点。“九五”时期前两年(即1996年、1997年)的持续发展，进一步表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是湖北发展的一着好棋，其巨大的正向效应与实施“在中部崛起”战略的逆向效应，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如果湖北能一以贯之地推进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那么将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国战略布局中尤其是中部地区崛起中将占有更有利的地位。但应当看到，从制定湖北“九五”计划开始，个别经济学者提出的并为省相关职能部门所吸纳的“大金三角”战略布局思维以及企图把整个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极之一”的目标定位，从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长汀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全面稳步推进。这种干扰至少有两点：第一，“大金三角”，或“两江三线”，或“一点四面”，是以“多中心”削弱了以武汉为龙头的沿江经济带这个中心。在《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湖北“九五”纲要，1995年10月23日通过)和《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湖北“十五”纲要，2001年12月18日批准)中，均突出了所谓“大金三角”战略构想，即：重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以黄石、宜昌、襄樊为顶点，以江汉平原为中部腹地的“金三角”地区，加强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所谓“一点四面”是：以武汉为中心，鄂东、鄂中南、鄂两北、鄂西北四大区域为四面。这实际上是1991年提出的“两江三线”战略布局的延伸，充其量是一个地理经济学的布局。从湖北城市化T业化的实际看，全省城市群由西向东呈“A”字型布局，以武汉为中心的鄂东沿江城市群处于“A”字型顶端，它才是湖北经济较发达的真正“金三角”地区，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金三角”经济增长带之一。第二，把“大金三角”或“一点四面”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极”来培育，显得大而不当，不具备可操作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大城市群，是全国公认的两个最大经济增长极，但其“金三角”地区“洲”域面积分别只有9万、5万平方公里，而湖北“大金三角”居然达1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以上。无疑，这是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在近期内根本不具备建成湖北乃至全国经济高地的基础条件。

与建设“大金三角”经济高地的战略目标相

适应，《湖北“十五”纲要》还提出了将湖北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的奋斗目标。在2000年全国实施两部大开发战略，湖北尚处于“不东不西”地位的条件下，该奋斗目标宏伟却偏高，不易实现。相比之下，《湖北“九五”纲要》提出的“实现由内陆地区的工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比较准确，切合经历1986-1993年8年低速徘徊后湖北已退出全国工业化第一集团的发展实际，也与新世纪初省委确立的湖北“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发展目标大体相近，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适度目标。可以说，按照“大金三角”思维定势，急于成为“全国重要增长极”的理论主张不利于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顺利推进。

3、“武汉城市圈”战略的实施与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2001.12—)

“武汉城市圈”(又称“大武汉集团城市”、“武汉周边城市群”和“武汉经济圈”等)战略，或称“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战略，正式见诸省委重要文件，是2002年6月10日在中共湖北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该报告提出“拓展和完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形成武汉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但有关学者的咨询建议和研究论文则发表在2001年12月至2002年2月之间。省委提出实施“武汉城市圈”战略。与1988年12月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在中部崛起”战略。大约相隔了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武汉城市圈位居中部地区四大城市群之首，以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奋斗目标。世纪之交，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战略，是中部工农业大省湖北建设内陆经济强省，走在中西部前列的一个大战略，也是30年来湖北改革开放进程中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大战略。

第一，该战略吸收、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湖北所实施的主要发展战略的正反经验。从吸收、总结正面经验看，它继承、发展了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的灵魂——坚持以武汉为龙头、为中心加快并率先发展沿江经济带。解决了省、市(武汉市)之间因体制不顺而导致的“两张皮”问题，形成了“全省支援武汉、武汉带动全省”的互相促进格局。从吸收、总结反面经验看，以“形成武汉经济圈”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提法，取代了《湖北“九五”纲要》、《湖北“十五”纲要》中所谓“大金三角”以及“一点四面”和“两江三线”的不科学提法。“1＋8”城市圈以武汉命名，突出了大武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沿海城市群，也未能用上海、广州、北京来命名。可以说，武汉城市圈是一个具有中部特色。尤其注重发挥特大中心城市作用的城市群。

第二，该战略适应了21世纪的全球城市化浪潮，是以非平衡推进，依托城市群带动全省发展的战略。2l世纪被称为“城市世纪”，未来世界将是城市群的世界。素有“大武汉”之称的武汉市，不论从建设现代化开放型国际性城市目标出发，还是从服务全省、带动全省出发，不能不融入这一趋势中。从近百年历史来看，武汉每前进一大步，均同城市群发展之路相关。从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城区统称“三镇”到上世纪70年代实行市带县以前，大武汉就已是一个“三镇”合一即三个大中城市融为一体的城市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镇”合一的大武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成型的“城市群”。70年代以后实行市带县，表明武汉又进入了一个“3(镇)”＋“4(县)”的城市群阶段。21世纪初，以武汉为龙头组建“1＋8”的“大武汉”集团城市，表明大武汉进入了城市群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该战略从提出、研究、论证到规划编制，直至组织实施，都很规范、科学，时间长达约5年。该战略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提出阶段(2001.12-2002.3)。省社科院学者的一篇咨询建议和两篇学术论文，全面系统阐述了“大武汉”集团城市的框架构想和理论依据。二是论证与启动阶段(2002.4-2004.4)。省市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组成有关的课题组研究武汉周边城市群发展的重大问题，并由武汉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府办公厅牵头，召开“1＋8”城市负责人协调会议，开展“1＋8”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调研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三是规划编制阶段(2004.4-2006.7)。由省长批示成立《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课题组，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同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华中师大等单位联合组成，经过课题组两年努力，五易其稿，《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通过高层次专家评审。四是规划实施阶段(2007年2月)。2007年2月2日，省长罗清泉在省人大第十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实施，强调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一体化。2007年，武汉城市圈以占全省1／3的土地面积、1／2的人口，创造了约3／5的生产总值、1／2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成为湖北也是中西部最富活力最具实力的地区之一。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