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照日格图　额尔敦哈达

作者简介

额尔敦哈达，蒙古族，1965年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迄今出版《和谐匀称的创作论》，《奶茶与咖啡》(合作主编)，《噶莫拉研究》(合作主编)，《大学蒙古语文》(副主编)，《悟——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写)等著作，发表散文、理论评论多篇，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蒙古国是我多年的向往，那个诗与歌的国度不知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过多少次。每每想起《美好事业的乌兰巴托》中唱的“四面环山的我的乌兰巴托哟”，我总是禁不住地遐想，那些环绕乌兰巴托四周的到底是些什么神山，这摇荡的神曲为什么能够长久地流传?那茫茫的草原、蓝蓝的天，那清清的流水、白白的云和我生长的内蒙古草原有什么区别?怀着诸多的疑问和遐想，踏上了赴蒙古国访学一年的路。我要从蒙古国立图书馆海一样的蒙古文典藏中汲取营养，要和蒙古国立大学的教授们完成我的研究课题，我还要尽情地阅读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风俗，设身处地地感受这里的一切。

绿树纷披、郁郁葱葱的博克多山峦，活像一条绿色的龙蜿蜒在乌兰巴托南面。青格尔泰山脉犹如一个恩慈的母亲从背面环抱着乌兰巴托。西边是葱根山，神工雕凿山的这把斧子迎风而立、巍巍峨峨。巴彦居和山独立寒秋，从东面挡住了多年的风和雪。梦幻般的图拉河涧涧流水从东向西，从四山之间欢笑而过。河两岸的小楼、别墅星罗棋布，错落有致。

乌兰巴托建筑虽显粗糙，但坚固、耐用，给人一种厚重感。俄式居多，偶见中式。公路坑坑洼洼，通穿市中心，劣质的马路上机动车飞驰，情韵有些不协调。街面上只见小轿车，不见摩托车、自行车。城里没有院墙，行人从每一个角落任意穿行。

市民步行的多，也有不少人坐公交车或微型自动车。因体积小，费用低，那些蓝色、苍色的微型自动车备受欢迎，令人费解的是售票小姐报站名不是一站一站地报，而是“圆顶屋、散思儿、百家村”一联发，初来乍到的我们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的小车都是日产、美产、德产、韩产的汽车，质量无可非议，我却常常见到划破脸、刮破手的车子。由于乌兰巴托长年覆盖在冰雪里，车子相撞的事情时有发生。奇怪的是，两车相撞，刮破了脸，车手却不互相谩骂，慢悠悠地走下车，看一看自己的车，再看看对方的车，严重的时候说一声“开车小心”，对方回一声“对不起!”轻微的时候话也不说，各奔东西。过路的人们也好像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车撞车的，人走人的。乌兰巴托人没有看别人热闹的兴致，从来都是瞧也不瞧。

城市虽然一派朴素，但走到哪儿都能见到纳岚图拉、达来额吉、哈喇和林、巴彦居和等等诗意盎然的名字，心里总觉温馨浪漫而亲切可爱。蒙古国的蒙语是诗歌和音乐梦幻般的语言。当学业结束，回到故乡之后朋友们问道：“蒙古国的蒙语当真美妙动听?”我问答说：“楼道老太太的说话都不比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差。”——情调音韵方面中国的蒙古族无法与蒙古国人相比，虽然同属一族语言，但内蒙古蒙语与蒙古国的蒙语轻盈宜人相比还有差距。

乌兰巴托市里大商场、小商店、超市、露天市场鳞次栉比。商场多，商人之间竞争大，但这里的商贩并不是见了顾客就像见了爷爷一样点头哈腰，多数经营者表现出一种漠然的神情站立在各自的摊位前。他们不是“卖苹果，卖衣服”地满街喊，只是轻轻几声：“请拿你的苹果，请拿你的衣服”。平常的交易、平常的往来、平常的心态，少有不必要的夸张。走进小餐馆，一片静悄悄。经营者静静地等待你的消费，消费者静静地过来享受。蒙古国有法定的禁酒制度，因此餐馆不卖酒水。根据禁酒令，不管任何人，如果在公众场合酗酒闹事立即被带到醒酒所“醒酒”再说最近蒙古国酒业大幅涨价，生活水平偏低的人们自然也就没有成天醉酒的机会。

有时候蒙古国的朋友们到我们宿舍来喝酒联欢。慢慢有些嗜酒者来的次数就多了，于是我们有些人就看不惯。“喀尔喀人只知道占你的便宜，从来不知道有来有往”，这是我们当初的评价。后来结合蒙古传统习俗分析才觉得这样解释有些不符合实际。蒙古人自古没有吝惜饭菜的习惯，俗话说：“躲避热饭菜，佛爷不高兴”。蒙古人放牧去时家里留下字条，上写饭在哪里，肉在哪里，过路客人自己对付一顿吧，主人不在家、失礼等字样。同理，路经的客人到你家也仿佛是到了自己家，该吃吃，该喝喝，真正“宾至如归”。他们从来不计较你吃了我几次，我喝了你多少。他来你家从不讲客气，你到他家照样也是。如果你吃也不吃，喝也不喝，反而招来主人的不满。多数朋友多次请我们到家中用餐，都是这么个情景。

喀尔喀人(即蒙古国人)的世界分外安静。从没有听见他们为生活叹息过——要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一兜里有点钱就无所谓的花掉，并不拿艰苦当艰苦。蒙古国人的饮食简单、量少。早晨喝奶茶，加一点奶制品，中午仍是奶茶，加一点面包之类，晚上才吃点包子、烧饼、米饭、面条等。我们的人每顿都是几菜几汤，多种主食，这里的人每顿吃几条瘦肉，一碗米饭，喝点菜汤了事。即便如此，他们的体力、耐力都强于我们。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几年前上课时我学生说：“科尔沁出不了博克”，在这里我的话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玉米饭加腌酱菜，少年儿童多年失去摔摔打打的习惯，哪能生出身强力壮的勇士。文化环境改变了，发展革新的地方很多，但传统文化上丢失得也很多。

喀尔喀人的兜里没有几个钱，但到剧场看演出他们可一点都不心疼。多数人宁可少吃一顿饭也要到剧场看一场演出。为了满足人民大众追求典雅的精神生活需要，乌兰巴托建了许多剧场，如中央文化宫、话剧院、歌舞剧院、屋入阁、奥都恰特、中央娱乐场、博克看场等等。剧场全是西式经典建筑，外观高崇、内设典雅。宽敞的外走廊迎门而接，挂满蒙古国艺术家的巨幅画像，其中多数为蒙古国功勋演员。走廊深处有衣柜——看演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男性必须西装革履，衣着整齐，女性必须好好梳妆打扮，到了寒冷季节需要穿外套去，必须在看演出之前把外套寄存到走廊的藏衣柜里。剧场地面铺满地毯，人们脚步轻盈，说话低声，因此满场观众一片安静。

蒙古国的节日多。圣诞节、国庆节、妇女节、春节、母婴节、铃声节……流行歌曲唱的“天天都有新的喜庆”真不是句空话。到了夏季，多数人下到牧区，边喝马奶酒，边呼吸新鲜空气，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这里私人车多，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夏营地，那个叫“拉格尔”的夏营地一旦到了温暖的夏季都会迎来自己的主人。那些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们，坐上自家的小轿车，带上行李物品，野餐用具，大摇大摆前往夏营地，真有一副贵族气派。

乌兰巴托的多数人都显得高傲自大，嘴里挂的总是——“中心、高贵”，总表现出瞧不起别人的神情，似乎并不懂得成吉思汗的优秀子孙早已远去。他们确实有一些优越的条

件，也有良好的语言传统，但某些人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只知道听别人给他唱赞美歌，稍有不顺耳的话，便表现出极大的不高兴。

除了岁数稍大的人习惯于穿蒙古袍、靴子以外，多数人都穿西装，中年人多戴毡帽、皮帽或礼帽。年轻的多数留着蓬松的短发，并将其染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穿牛仔裤，走路刚劲有力。那些身材苗条，红装素裹的姑娘们迈着小鹿的狂野步子，青春靓丽。偶不小心就听见他们或她们互相交谈：“刚从日本回来，明天要去德国……”想象得出蒙古国人出国的机会比较多。二十世纪20年代蒙古国大诗人德·纳楚克道尔吉咏叹过：“从那鸿雁飞不到的地方，好儿女满腹经纶地回来”。如今当然有不少人是“钱囊鼓鼓”地回来。穷则思变，无可非议。

蒙古国人的“明天”多。多少事情，一声“明天说”就了事，多少人一声“明天来”就无影无踪。我们的寝室有一次停水，只好从外单位挑水喝，卫生间已经不能用了，我们找了几次管理人员，回答是：“已经叫修理工了，明天来。”这个“明天”不知何时来临。后来来了几名水暖工闹腾闹腾就回家，闹腾了十来天。无奈得我们找电视台“曝光”，这才挠到痒处，不到半天就修理好了。他们不是不会做，根本就是不想做，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按时按点”。蒙古国人有个挂在嘴边的词儿叫“qialis”，直译就是“闪一下”，“闪电般”，即马上到。用光速来表述快速，用词之当简直是美妙绝伦。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个qialis却是个“可怕”的字眼。这一“闪”也许是半小时，一小时，也许是半天一天，甚至干脆不来了。用词之妙与实际情况，落差实在太大了。大得让人难以接受。蒙古国人本来是个把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民族，只是太缺乏时间观念从而给人一种不可靠、不守信用的感觉。日本学者木村理子在她所著《西出的太阳》中对乌兰巴托人的一些丑陋习惯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批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过分地自高自大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乌兰巴托的多数学者都能正面接受木村的观点，表明有智慧的蒙古国人都明白这个。其实早先就有人写过《丑陋的蒙古人》，激烈地批评过蒙古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如今的蒙古国更需要这样的批评。

乌兰巴托有400多年的历史。1639年的“屋人阁”是乌兰巴托的雏形。“屋人阁”即圆顶房，开始的时候是喇嘛教僧侣念经的处所，后来慢慢发展为当时外蒙古的宗教活动中心，1706年改为“库伦”，叫到1921年，当时主要是宗教和商贸的中心所在。1921年人民革命建立了民主政权，1924年改为乌兰巴托。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乌兰巴托仍然坚持着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甘丹庙、达西却楞寺、曼巴大庆寺、丹布达杰寺、格斯尔庙……香火不断，祥云缭绕。在那些汉式藏式的和蒙古包式的黄红紫色屋顶建筑内，不断飘溢着悠悠扬扬的念经声，身披袈裟的喇嘛，一脸虔诚的朝拜者共同奏出了现代城市的远古情韵。

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来说，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炫目夺眼。“自由”二字不仅写在人和鸽子的脸上，连自由游荡的野狗都昭示着自由的气息。这个城市有7万多条狗，其中三分之二为野狗。黑色、棕色、红色、花色的各种狗，在大街小巷无所顾忌地自由游荡。狭路相逢野狗也会善待对方，相互之间绝不产生任何摩擦。我们家乡的狗如果在如此的环境里相逢，绝不是这般情景。看来人也罢，狗也罢，自由的环境带来的是宽广的胸怀。说是野狗，它们的“主人”可到处都是，在它们自由往来的小道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垃圾点上，你随时可以见得到有人有意为狗儿们准备的“野餐”，其中不乏烤羊腿等上等美食。你看这些狗，一个个养得都小气球一样圆圆滚滚，是博大的蒙古文化和心地善良的蒙古国人给它们提供了生存的温床。

乌兰巴托的建筑从外面看是粗糙、简陋的，但走进屋里，你就发现他们生活得相当整齐、典雅。这地方从公共场所到个人住处都有铺地毯的习惯。楼道基本上是木地板，上铺红地毯，走起路来既柔软又舒服。这里的环境卫生不能仅靠一两个清洁员，要靠全体公民的文明修养。这里的学生纵然是满街穿行，也不会大声喧嚣，更不会无聊地到雪白的墙上信手涂鸦。我们的校园是一种什么景色?建筑是美的，但随处可见脚印、手印、横七竖八的字字画画，满街纷飞的废纸垃圾……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教的也是文明礼貌，也是公共道德，但为什么总是改不过来呢?百思不得其解。

乌兰巴托大学生多。由于学费昂贵，学生们的生活分外艰苦。那些穷苦的大学生到底怎样对付日常生活呢?原来不少学生住在亲属、老师、朋友家里，日常开支一律由后者支付。看来外表冷淡的乌兰巴托人内心深处也是温逊可爱的。

乌兰巴托大学生生活让人羡慕，上课期间进进出出、嘻嘻笑笑、交头接耳是常有的事。这里的教学不注重死记硬背，更强调实践环节。不懂汉语的学生在那里琢磨满、汉、蒙合璧的碑文，一副自信的样子。据说研究碑文是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庙里拍下来的。因此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评价他们的“嘻嘻笑笑”和“交头接耳”，嬉笑后面也有苦。蒙古国人个个都是语言天才，学生中常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日语、俄语的人。不知是他们头脑聪明，还是因为蒙古语的思维有利于培养语言天才。图书馆、书店、旧书摊经常能够见到或购到回鹘文古籍和旧蒙文的书刊。然而他们对旧蒙文没有多少热情，尤其对近年在内蒙古出版的书刊总是流露出一种鄙视的神情。与此相反，我们内蒙古人却对外蒙古的歌曲和文学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倒绝不是我们没有自己创作的歌曲可唱，没有自己写的书可看，而仅仅是对蒙古文化的一种钟爱吧。

被自己的自由遐想牵引，徘徊在乌兰巴托的街头，而忙于生活和工作的喀尔喀人却风一样从我身边走过，我常常觉得他们肯定认出我是一名“胡扎”，因此懒得理我。喀尔喀人识别外国人的能力很强，无论你怎么努力去学他们的模样，只要走上街头，他们马上就认出你是胡扎。我们有些人来这里之后，怕被人认出是胡扎，百般学习外蒙古人的衣着打扮和走路姿势，但一出去便马上还是“胡扎”了。

文化和文明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步入20世纪的春天，蒙古国文坛出现了舍·宝音尼木和、德·纳楚克道尔吉、策·达木丁苏荣等一代文豪，他们热情歌颂革命和民主，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创立蒙古国作家协会，大量出版各种报刊，犹如撩开天窗般给古老的游牧部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虽然在左倾扩大化时期舍·宝音尼木和含冤离世，但在他撒下种子的沃土上长出了勃·仁软、勃·雅布呼朗、仁·却诺木、策·洛代丹巴等文坛巨擘，使蒙古国现代文学走上了高峰。

喜爱文学的优良传统流传至今，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现象。如果按人口比例而论，蒙古国可能是世界上诗人、文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我认识的几个知识分子都能写诗，有的已经出版了几部诗集。虽然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出书、售书相当困难，但诗人们还是省吃俭用出版自己的诗集，这也许就是“人穷志不穷”吧!这里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一点，但都精神饱满。这里每年举行一次盛大的“水晶杯”诗歌大赛，每次大赛从总统到百姓都前来观光，满屋子的人们四五个小时就原地不动，我不知道除了蒙古国，哪一个国家能做得到?

对文学艺术有独特理解的蒙古人，在欧亚两种文明的缝隙里自由翱翔。最近蒙古国政府决定《蒙古秘史》为国经，马头琴为国乐。西方现代思想，新兴艺术也在博克多山的南北漂流。乌兰巴托的剧场同时上演着西方经典戏剧和蒙古长调，近年来出现了“胡日德”、“哈仍嘎”、“绿波”等音乐组合，电子音乐飘荡在乌兰巴托的每一个角落。欣赏那些留着马鬃长发、穿着七奇八怪的服饰，抱着吉他疯子一样歌舞的年轻人，不知怎的，我只有一种感觉——舒服!

在乌兰巴托的日日夜夜，我经常处在这样一些“胡思乱想”之中。跟这里的人们来来往往，设身处地地参与他们的生活，令人兴奋的地方多，让我郁闷的事情也不少。把所见所闻整理成这么个散记，人家也许认为我“多管闲事”，但文人的陋习就在这儿，怎么能够见而不写?如果我的所见所闻，所述所诉，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回味的东西，足矣!

责任编辑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