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川

摘 要：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极其复杂，闲适与驳杂集于一体，渊博与深邃凝于一身，简素与苦涩相得益彰。其中，“说道理”、“讲情趣”是周作人创作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他也以此自得。道理和情趣均来自读书和生活。情趣得之于品，道理得之于思。道理与情趣编织出了闲适、高雅、独异的文字。

关键词：周作人 散文 苦味 闲适情趣

周作人的弟子康嗣群在1933年11月1日《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周作人先生》的文章，记录了他读周作人小品文的感受：

周作人先生以冲淡的笔调，丰富的知识和情感，和颇为适当的修辞来写出他的嗜好，他的生活，他的诅咒和赞美，他的非难和拥护……在他的文章里只有善意的劝告和委婉的商榷，听不见谩骂的恶声，也看不见愤然的丑恶的嘴脸……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到西山去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好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呵，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和叛逆的一个旅行。每个“寻路的人”，请在走到你的终点之前，分出一点时候，只要一点就够了，去走一走这条路，并且看看那路上的一切，如果你不是急急的在赶路的话。（转引自孙郁、黄乔生主编《知堂先生》）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极其复杂，闲适与驳杂集于一体，渊博与深邃凝于一身，简素与苦涩相得益彰。其中，“说道理”、“讲情趣”是周作人创作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他也以此自得。道理和情趣均来自读书和生活。情趣得之于品，道理得之于思。道理与情趣编织出了闲适、高雅、独异的文字。尽管品思之外我们还能嗅到文字之外的幽苦气息，若斋中的苦茶，若斋外的苦雨。1924年，不到四十岁的周作人就写过这样的话：“像我们将近‘不惑的人，尝过了凡人的苦乐，此外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虽然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先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泽泻集·死之默想》）这可以看出周作人试图以一种近乎出世的淡然态度应对生存，然而这淡然之中又浸染着苦涩的真味，即他自己说的“涩味与简单味”的糅合与混成。唯其如此，才可能对闲适的乐趣体会深切。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以外，他受佛家的影响的确亦很深。说道理的文章也许就是他自称的“正经文章”，讲情趣的则是他的“闲适”之作了。不过，有时候也往往难以分得很清，正经文章里面也会点缀些许闲情雅趣，闲适文章里面也包含着不少浅易深邃的道理。这些文字虽然都可以称得上简素，但却都渗透着周作人沉重的过去。舒芜先生称其散文“驳杂随意，潇洒大气”，盖指此乎。

读懂周作人实在是很难的，因为他的文章并不甜美得让人舒服，闲适得让人忘世。他对改造国民性渐渐失去了信心，对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抱过信心，所以才从思想家而成学问家，这是“带性负气之人”选择的路，类似陶渊明，“心头的火虽在冷灰底下，仍是炎炎燃烧着”（刘绪源《解读周作人》）。也就是说，周作人看似闲适的文字背后包含着深广的忧愤。舒芜先生曾经谈到过对周作人的误读问题，他是很担心普通的读者窥了一斑而以为是全豹，而把周氏理解为纯然写作闲适小品的作家，他说：“相当一些读者的心目中，周作人成了纯然闲适、轻松、飘逸、清雅的形象，以此而受欢迎，这也许是适应了‘文革以后渴求抚慰的人心的需要，实在却是误读。”（《误读知堂》）这种担心现在看来依旧存在，因为虽然早已告别了舒芜先生担心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文学的市场化日将散文引向了纤细甜美的路途，很多出版家便将周作人好看易读的闲适文章结集推向市场，以求得利润的方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既然知道了周作人散文的真味是“苦涩”，那么，多读读他的“闲适”也是好的。只是品味闲适的轻松、快意之外，对于他文字深处隐含的东西——那些苦闷、阴沉与痛楚不可视为乌有。刘绪源指出：“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余情的，这种余情往往通过作者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然地表达出来。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与各类名物的描写，正是知堂小品达到‘丰腴的主要途径。”（刘绪源《解读周作人》）这种“丰腴”的“余情”，正是体味周作人小品闲适情趣的妙处所在。

在周作人看来，闲适包含了闲适的情趣和闲适的态度，虽然如此，文章中的“贵族气”是不能少的。他所谓“贵族气”，当是闲适之中仍有高雅庄重、温润浑厚的的分子，文字的平淡中灌注着质朴、高贵的气韵。也许苦涩正是得见他散文高雅庄重的主导因素吧。“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这与周作人的性情是十分相关的，废名曾经说过：“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裕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知堂先生》）周作人深得中庸之妙，他似乎是一位坐在豆蓬瓜下，一边品苦茶，一边与人漫谈、说话的老者，浮华散尽，返璞归真，总要把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独特的发现、独特的趣味诉之于人，在素淡瘦劲的讲述中，享受静谧、寂寥的光阴。此间，他也许不得已而拥有了“闭户读书”的消极，但又在写作“无用文章”中，自怪积极的写作妨害了“为自己而写的主义”，这多少是自我安慰的借口，也有点“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矛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基本的矛盾，所以，闲适也很难是坦然的闲适，倘换一个角度，倒是更能见出深沉且广大的压抑与忧愤。这多少有点像我们读海明威的写钓鱼，实则是在独自而默然地疗救战争的创伤而已，不过显现在字面上到处都是美丽的景致和钓者的专心罢了。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以其博学多闻，徜徉于“情思”与“知识”中，披览杂著，记录趣闻，发现知识，讽喻时事，不也是苦中的乐事吗？他的这部分散文才是文境最高者，当比“有用的文章”更为博大精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成败其实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用意，一切均取决于时间。周作人当年对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知堂”，曰：“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命，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耳。”（《看云集·自序》）“知堂”虽落点于“知”，表明周作人对“知”抱着老实、谦逊的态度，但“知堂”实则是他求闲适、避风雨，面对冷酷现实，难以“放下”、但是又不能不“放下”的象牙之塔，他只有躲在其中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字，这种经营已经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一次次在空寂中传递出令人回眸的幽邃音响。

郁达夫评价周作人的文章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致，初看似乎浪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抛开文字背后的孤寂无奈，灵魂的无所依傍，单看文字本身，也是最美的享受。因为素淡过后，品出的滋味却是淳厚；淡泊之外，看到的当是持重与严谨，又多透露着精心布排的随意。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对生活物象的品咂，情感在理性关照下的舒放自如，果然是一种纯美的境界，它让我们在认识生活的同时，得到的何止是琐碎的知识，简直就是生活的究竟，人生的根本。散淡之中才有真味，所谓至味无味是也。周作人眷恋人间的滋味，他说：“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知堂文集·死之默想》）对于非人间的所谓“长生不老”的去处，他是“一点都不喜欢的”：“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着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可见，不存妄想的人间生活、朴实自在的平民心态，在周作人看来是最最宝贵的。学者孙郁说:“他那样执著地沉湎在小品文的创作里，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审美意识，几乎都融化在那片素雅的王国里。周作人在娓娓的闲谈中，从尘世的琐碎的场景、事件里，捕捉着属于自己的那种情趣。喝茶、看雨、饮食起居，在作者眼里都浮上了一层古朴的气韵。作者在普通的、司空见惯的风俗里，体味到了人间的美味……”（《鲁迅与周作人》）

（王川 济南 联合日报社 25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