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昕

沈家本先生不仅是蜚声中外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藏书家。民国二年(1913年)约在四月，他亲手编订整理的《枕碧楼丛书》终于完稿，其在《自序》中论述刊书原因时讲到：

天下之物，以有用于世为贵。……今夫书，物之至贵者也；藏书，又名之至贵者也。挟至贵之名，储至贵之物，天下称之。而其病则有二焉。一失之贪多。贪多则鉴别不精，真伪杂糅。……一失之固秘。固秘则孤本旧钞视为希有什袭，惟恐有失，不以示人；即或著诸目录，以炫他人，而原书则废之深宫严宇之中，虽至友亦不获一睹，此正所谓有用之物，置诸无用之地者。

夫书之用，可以考古制、征故事、决群疑，……窃谓藏书之家有二便焉：举藏本之精要者，叙厥源流，编成目录，风行于世；好学之士，得就目录中择其所必用者，岂代移写，不惮烦读，力任钞胥，由是一家之书可变而为数家之书，流传遂广。……此其便一也。……若数卷之书，以至十数巷之书，算字无多，工尚易，一付剞劂，则孤者不孤，秘者不秘，……此其便二也。夫私诸一人，不若公诸天下人，此理之显然者也。私诸一人而设遇刀兵水火之劫，归于无何有之乡，虽欲私之而不可得，此事之难料者也。则何若公诸天下，或此亡而彼存，或彼亡而此寸，犹可希冀长留于天壤，岂非幸事哉!

余抱此愿久矣。厌戌、辛亥之年，始捡旧藏钞本，陆续付刊。初意仿知不足斋之例，分若干集。世变猝来，此事多阻，蹉跎岁月，仅成此编。凡得书十=种，皆旧钞本世所罕见者，庶以免固秘之病。龄绩神衰，庚续无力，故存此虚愿而已。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七十四叟沈家本。

由此可见，沈家本认为藏书是一项高尚的爱好，一种珍贵的享受。而藏书的最大乐趣和最终目的是化私为公，并对传统藏书家的贪多和秘藏提出了批评。并认为：“以一人好书之心，推天下人好书之心，”才能“其心至公”。刊刻自己的藏书，可使秘籍化身千万流布人间，以嘉惠士林沾溉学子， 《枕碧楼丛书》正是这一主张的实践。

《枕碧楼丛书》所刊12种书为：

1、《南轩易说》(倦圃曹氏旧钞本)

2、《内外服制通释》(绣谷吴氏旧钞本)

3、《刑统赋解》(昆陵董氏钞本)

4、《粗解刑统赋》(璜川吴氏钞本)

5、《别本刑统赋解》(此本从上本分出)

6、《刑统赋疏》(江阴缪氏钞本)

7、《无冤录》(朝鲜钞本)

8、《河汾旅话》(旧钞本)

9、《河南集》(日照许氏钞本)

10、《花溪集》(日本钞本)

11、《来鹤亭诗集》(四库馆原本)

12、《玉斗山人集》(四库馆原本)

下面对各种钞本所涉及的藏书家和有关史实作一简要考证和介绍。谬误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第一种《南轩易说》倦圃曹氏旧钞本

考：曹溶(1613～1685)，字洁躬，一字秋岳，号倦圃。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入清历任户部侍郎、广东布政使等。

曹溶为清初藏书名家，与钱谦益等人友善。曹溶曾撰有《流通古书约》《流通图书约》，为中国藏书史上极确影响之文献。其藏书处名“静惕堂”，撰有《静惕堂书目》二卷。

第二种《内外服制通释》绣谷吴氏旧钞本

考：吴焯(1676～1733)，字尺凫，清钱塘(今杭州)人。以家有古藤，花开时垂如璎珞，遂筑亭名为“绣谷”。吴焯喜聚书，凡宋元善本及旧钞旧校，若饥渴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藏书处名“瓶花斋”，聚书万卷，名重一时。

第三种《刑统赋解》昆陵董氏钞本

昆陵董氏，乃近代藏书名家，曾任司法总长的董康。

考：董康，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武进，汉称毗陵，或作昆陵。董康，光绪进士，曾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事。人民国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

董康除以中国古代法律见长的法律研究外，更以藏书和刻书著名。藏书处名“诵芬空”。所刊丛书名《诵芬室丛刊》。其题跋多属“昆陵董康”。此钞本为古法律书，正为董氏所擅长者，故推断此书应为董康钞本。

第四种《粗解刑统赋》璜川吴氏钞本

考：璜川是氏，名志忠，字确堂，号妙道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居涣川望信桥遂初园，牛卒年、仕履皆不详。

吴志忠与同郡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顾广圻相友善，长于目录版本之学。又喜刻古人手钞未刻之书，意恐其湮灭，故广为流传。其所刻书大抵以经义为多，故总其名曰《经学丛书》。其自撰之《璜川吴氏经学丛书源起》叙吴氏世代藏书之源流。

第五种《别本刑统赋解》

此本从上本分出。

考：此即从第四种《粗解刑统赋》中分出之本，盖一书一分为二也。

第六种《刑统赋疏》江阴缪氏钞本

考：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后任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监督，为南北两大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

缪荃孙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藏书名动天下。藏书处名“艺风堂”，藏书约十万余卷。著有《艺风堂藏书记》八卷、《艺风堂藏书续记》八卷、《艺风堂藏书再续记》二卷。

第七种《无冤录》朝鲜钞本

朝鲜钞本，亦称高丽钞本，我国藏书界多重之，其因有二：一是朝鲜钞本抄写认真，校勘严谨，错讹很少；二是底本选择精良。朝鲜钞本所抄中国古书，多择其时代较早，内容完整，版刻精良者为底本，有许多书中土早佚，幸赖朝鲜钞本流传。或中土虽尚存此书，而与朝鲜钞本文字间有异同，司知朗鲜钞本所据为另一祖本，二书对校，能更接近原书风貌，故世多重朝鲜钞本，将其列为善本。

第八种《河汾旅话》旧钞本

我国藏书界极重旧钞本。旧钞本的价值关键在一“旧”字。但旧到何削为佳，此与时代相转移，与时风相进化，其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此牵涉到藏书中的专门领域，不赘述。

第九种《河南集》日照许氏钞本

考：许翰(1797～1866)字印林，一字元翰，日照县人，国子盥生。曾主讲渔山书院及琅琊疏远、奎峰书院等处，为当时著名学者。

第十种《花溪集》日本钞本

日本钞本，我国藏书界甚重之。原因有三，其二与高丽钞本同，不赘述。后一是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官府也曾大量向日本官府赠书。同刚，我国民间商人在与日本人的贸易中，书籍与茶叶、生丝等一起，都被视为重要货物。由此，口卒拥有保留了许多中国书籍。而且，日本相对中国来说，战争年代较短，动乱时期较少，故书亦较少受战火动乱波及。日本又有宗教财产一说，即寺庙拥有不可侵犯之权利，若有战争动乱，任何一方皆不能把寺庙据为己确。而中国许多古书数百年来，深藏秘锁于寺庙，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也是我国藏书界列日本所钞中国古书极为重视的一个原因。

第十一种《来鹤亭诗集》四库馆原本

第十二种《玉斗山人集》四库馆原本

考：乾隆为修《四库全书》，曾数次下诏令各省访书呈送京师，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四库全书馆”开馆修书。各省进呈之书进京后，入四库全书馆。因所进呈的书属借用的性质，用毕还要退还，所以馆臣将每部进呈之书先抄录一部，并以此为底本再录七部，分贮七阁，故四库全书实有八部。而各省进呈之本则存馆中，以备发还。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进呈的书未发还给原进呈之藏书家，而留于宫内。后来这些书被移入翰林院并钤“翰林院印”，成为皇家之书，后又因多种变故有许多流散民间。

沈家本所得的《来鹤亭集》序前有“四库全书旧钞本来鹤亭诗集”双行小字，而书后沈家本跋语则为“吕诚《来鹤亭集》九卷，前有朱记一，曰：‘多慧之印。章又有‘翰林院印，盖四库馆所收呈献之原书。提要注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当亦奉旨发还而本家未经领回者也。”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序前称此书为“四库馆旧钞本”，沈跋称“四库馆所手呈献之原书”，而“书目”后称“四库馆原本”，这三种不同的称呼，哪一个更准确呢?

当然，最准确的是沈跋“四库馆所收呈献之原书”，不仅如此，沈跋还将呈献之原主人也明白无误地点了出来“浙江鲍士恭”，即浙江有名的大藏书家鲍廷博之子，奉父命献书达六百多种，乾隆曾专为此作诗褒奖并赐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序前称“四库馆旧钞本”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四库馆臣得到《来鹤亭诗集》原本后，照样抄录的那一本。至于“书目”后所标“四库馆原本”，原本，则概念更加模糊，不知是四库馆书抄录之本还是进呈的原书。

所以，为使人不生歧异，此书应统一标明为“四库馆藏旧钞本”。一个“藏”字便表明此书为四库馆所藏呈献之原书，而不会误以为是馆臣抄录之本。

《玉斗山人集》无序，亦无“四库馆旧钞本”名目，当无歧异产生。书后申跋曰：“元王奕《玉斗三人文集》三卷。钞本前有‘平江黄氏图书朱记一，及‘翰林院印。为四库馆所呈进之本。”

由此可知，沈家本的这些钞本，皆来自各地藏书家的收藏及域外的遗珍，渊源有自，极为罕见。然而这只不过是沈氏藏书的一部分，或许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因为沈氏在《枕碧楼丛书》的自序中说到：“初意仿知不足斋之例，分若干集。”

知不足斋，即上文提到的浙江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处。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居安徽歙县邑西之长塘，故世称长塘鲍氏。鲍家经商，家饶财资，故书名著一时。所刻书为《知不足斋丛书》，共三十集二百四十种。影响之大，连嘉庆皇帝都派当时的浙江巡抚方受畴来询刻书的情形如何，并发布圣旨赏鲍廷博举人头衔，嘉其刊书之功。在民间，亦群起仿效，有《续知不足斋丛书》《仿知不足斋丛书》等等。

由此可知，《知不足斋丛书》共三十集二百四十种，而沈家本既“初意仿知不足斋之例，分若干集。”可知他的藏书绝不可能只是区区数十百种。只可惜沈氏藏书生前未能编目，身后星散，遂不可踪迹矣。

虽然目录未编，书已星散，然因《枕碧楼丛书》的刊刻，我们今日亦能对沈家本的藏书以一窥十，从一斑窥全豹。特别是沈家本那种藏书不以私秘为乐，而应以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以天下读书人为乐的精神，在今天仍使人感动，使人敬仰，并成为一切藏书爱好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