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摘要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小小侧面，书名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价值。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曾因创始之功名重学界，而经大规模扩编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则将书名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两相对照，后者在词条构成、材料采摭、释义准确性、学术性等诸多方面都有显著变化。在若干细部上则留下些微缺憾。

关键词《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书名文化工具书释义

1992年，山东友谊书社(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前身)出版了一部既别致又精致的工具书——《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以下简称《辞典》)，受到文史界人士和广大文科爱好者的好评，并荣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从1998年开始，是书编写组开始扩编工作，历时十年始竣工。如今，这部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终于面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大辞典》)。

中国是世界上典籍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书名文化应当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即便是这一个小小侧面也是何等丰富和有趣!可以说，每本书的名字背后，都有一番良苦的用心：或以立意取胜，或以修辞见长；或朴拙，或灵巧；或微言大义，或轻松戏谑……不一而足。总之，“挖空心思”取一个独特的名字是历代著书者的一个传统，这个名字里要么反映作者的性情，要么见出历史风云的消息。古人讲“名正而言顺”、“循名责实”，那么，读一部书，岂可以轻忽它的名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辞典》找准了自己独特的角度。集传统的词语诠释、诗文典故、人名、地名、职官名、室名别号、书目提要等各类工具书之精华，又站在上述各类的边缘，从“书名释义”的角度，钩沉索隐，详解奥义，条贯古今，别开生面地展示了书名文化的洋洋大观，满足了读者需要，填补了文献工具书的一个空白，也为书名文化研究立开创之功。

十几年来，《辞典》是笔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今获新版《大辞典》，两相对照，发现其在继承发扬《辞典》特色的基础上又有诸多新变化，愈臻精良。

从《辞典》到《大辞典》，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词条增加与删减。词条增加是最主要的变化。《辞典》收词3200余条，共90万字；《大辞典》收词7000条，共256万余字。条目数和规模都达到原来的二三倍。词条删减者偶亦有之，往往是谨慎斟酌的结果。如《辞典》既有《艺概》条，又有《书概》条。事实上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倘使该条成立，那书中其他部分如“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经义概”等都值得单立条目，何以《辞典》中并未如此做呢?《大辞典》显然于此做了全盘考虑，删掉了《书概》类条目。经过这类合情合理的增删，《大辞典》词条的构成，允称丰富而精当。

《大辞典》每条都增加了作者介绍，而且尽量注出材料出处；对原书的评述部分也有所增强；版本著录更全面。书称“书名释义大辞典”，按说像《辞典》那样不介绍作者也无不当，但由于书名含义往往与作者身世、际遇等有密切联系，且有些书的作者往往非一般读者所熟悉，如能捎带介绍，则可省却读者翻检他书之劳。《大辞典》照顾了这一需要。增加这部分内容想来不是容易之事，从每条注出的材料出处(这本身就是良好学风的表现)看，编写人员并不依赖一般的二手材料，而尽量从原始文献中选择适合的材料缩编成作者小传。总体看来，关于作者的介绍简约而全面，符合本书特点。相应地，书后又附了作者索引，这给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内容评价的强化，就像李学勤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使该书“兼有解题提要的作用了”。《辞典》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满足一般读者的需求，著录版本较为简略，有的古籍甚至省略较重要的版本，只介绍常见的排印本。《大辞典》则逐条增加了版本的内容、经选择标出常见和重要版本，有的孤本和珍本书则注明所在藏书单位，这就更能满足专业研究者的参考需要。

精于校核，审慎辨析，保证释义的准确性、学术性。学术可靠性是衡量一部辞书的最根本标准，也是《辞典》获得好评的主要原因。看得出《大辞典》的增订过程中是高标准的，不仅新增条目严格保证质量，旧条目也一一审核，使更上层楼。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条的释文主要引孙毓修《涵芬楼秘笈》本《西湖老人繁胜录跋》。孙跋把《繁胜录》与行世相关诸书(宋之记录行都之书，包括耐德翁《都城记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加以比较，特别是与耐德翁书关于临安称谓的比较，考出《繁胜录》成书时间早于耐德翁等诸书，从而得出“惟老人此书得之目睹”，而其他诸书不过是“皆作于沧桑之后，一二遗老怊怅旧游，流传佳话”的结论。赖此有说服力的考证，诸书高下立判，《繁胜录》的可信性和学术价值也即不言而喻了。找到这样权威而又贴切的材料显然需要编写者的慧眼。但《辞典》引用孙文时只引后半部分，即关于《繁胜录》如何不称临安为“都城”一节，省略了关于西湖老人、耐德翁所处时代的考证，则结论在一般读者看来未免费解。《大辞典》将整段悉数引用，语意完整，使书名释义十分到位。又如《玉台新咏》条，《辞典》称其为“现存较早的诗歌总集”，《大辞典》改为“现存较早的有关妇女诗歌总集”，界定更为准确。《辞典》对“玉台”的释义除征引《文选》李善注“殿与台名”并云后引申为“泛指宫廷台观”外，又引《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的相近释义。《大辞典》删掉后一征引，又增添“据近人考证，此书是为梁元帝徐妃排忧解闷而辑，故多闺阁艳情之作”一句。这就既避免了重复信息，又通过新的有效信息，将书名与书籍内容密切关联起来了。

《大辞典》更加突出地贴近“书名释义”。《辞典》虽然在此方面颇有成效，但由于成于众人之手，仍有个别词条留下缺憾。笔者使用中陆续发现了数条，这次在《大辞典》中一一对照，发现已悉数订正。例如对《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两书名的解释，《辞典》都只有作者简介、书论观点及该书版本，而对普通读者不易理解的“双楫”却避而未谈。《大辞典》在《艺舟双楫》条则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划船工具。此书论书法艺术，给人以指导，可将学者渡到彼岸”；二是“或日双楫，谓作文、作书两艺”。这就有了合理有据的解释。《广艺舟双楫》条则以“参见”方式提供链接。笔者第一次接触《五杂俎》书名时曾通过《辞典》查阅书名释义，但只发现了《五杂组》。后接触原书及相关资料知道是书名称有两种写法。《大辞典》中加了“组或作俎”四字。这样的修订笔者发现了很多。仅从这些小小的细节，就看出编写者的细心。

《大辞典》对作者的介绍更为翔实客观，凸显工具书的公正性、资料性。作为文史工具书理应以提供翔实的资料为己任，对人物的品评要放眼长远，力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应尽量避免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断。前些年的一些工具书往往因一些辞条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而受诟病，由于形势不断变化，屡屡因“过时”而陷于尴尬。现在有些大型工具书的修订，在这方面多有改进，这是工具书“学术回归”的良性表现。《大辞典》在这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自觉。例如《沫若文集》条，《辞典》对作者郭沫若的介绍只有“作者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革命的思想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一句。而《大辞典》删掉了这一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而显空泛的评价，代之以作者生平行状和业绩的介绍。这是值得赞许的。

当然，《大辞典》也非十全十美，要者有三：

一是全书很少标音，对读者略有不便，毕竟有很多词条书名用字生僻。

二是“凡例”称收条目至1996年前的书籍。但书中竟偶见超出此断限者，出现了迟至1999年才面世的黄裳《来燕榭书跋》。虽是个别现象，窃以为，还是保持凡例与正文的统一为好。

三是个别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尚未引起《大辞典》编者的注意。比如《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论争，是近十几年学术界考证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虽未有最后定论，但否认司空图说已经为越来越多学者所接受，而《大辞典》有关条目尚未有所反映。

举目当今出版市场，工具书林林总总，但粗制滥造、浑水摸鱼之作占相当比重。像《大辞典》编写者这样耐得寂寞，悉心打磨，坚守质量，给我们提供有用、可靠的学术精品，才真正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学术，对得起中国文化。我们得向《大辞典》的编写者、出版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