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强

一

法国是世界上最爱给作家国葬待遇的国家,有的作家获得国葬待遇后还被安葬到先贤祠内。

据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被软禁在宫中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读到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不禁哀叹:“这两个人灭亡了法国。”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由伏尔泰、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更影响了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两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均死于1778年,生前均长期遭受封建专制政府和反动教会势力的迫害(其中伏尔泰曾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但他们的个人关系却并不友好。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先后于1891年和1894年被补行国葬,并迁葬在先贤祠最显要的位置。在当时的革命氛围里,法兰西人对启蒙思想巨匠的尊崇无以复加,因此两人获得如此殊荣并不奇怪,但历史却未免开了一个玩笑:两人生前是死对头,死后却不得不长相厮守。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6月1日,法国政府举行国葬,葬礼上鸣炮二十一响,二百万人为他送葬。按照他的遗嘱,人们用穷人的马车运载遗骸下葬。他是唯一死后直接入先贤祠的作家。莫洛亚在《雨果传》里说:“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君王将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人们认为拿破仑是法国贡献给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以后,又有人主张拿破仑和雨果同是法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两位伟人。2002年,雨果诞辰二百周年,法国定为“雨果年”,又有人提出,雨果才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雨果的伟大超出诗歌和文学的范畴,进入思想和道德的范畴。

在中国,左拉同样以小说创作而为人所熟知,其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其中重要的有《萌芽》、《娜娜》、《金钱》和《崩溃》等,形象地描绘了第二帝国(1851—1870)时期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成为法国的焦点人物,却是因为法国发生了军政府迫害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事件。由于军国主义蓄意误导,加上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德雷福斯身陷冤狱。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黎明报》上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揭露法军总参谋部陷害德雷福斯的阴谋。左拉因此被法院传唤,并被判有罪,他面临一年监禁和三千法郎的罚款,只好逃往英国,开始写作他的另一套作品《四福音书》(《多产》、《劳动》、《真理》和《正义》,其中第三部再现了德雷福斯案,第四部未完成)。1899年6月,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大白,高等法院不得不推翻了对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的判决。左拉随即回到法国。1902年9月29日,左拉因煤气中毒在自己的寓所去世。1908年6月,法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先贤祠。

二

作家在本国获得国葬已属殊荣,但世界上还有两个作家曾被外国政府授予国葬待遇,自然更属殊荣中的殊荣。这两个作家是英国诗人拜伦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拜伦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品有《唐璜》、《曼弗雷德》、《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东方叙事诗》等。他的作品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高傲倔强,既不满现实,要求奋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时又显得忧郁、孤独、悲观,脱离群众,我行我素,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1823年年底,他前往希腊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他变卖了世袭的庄园,以所得款项和历年版税的积累支持希腊。他深得希腊人民的爱戴,被希腊独立政府任命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1824年1月24日,他作的最后一首诗《这天我满三十六岁》,带着极大的感慨号召希腊人民起来斗争,“打出去,置敌人于死命”。在希腊期间,拜伦忙于战备工作,因操劳过度而患病。病愈未久,于4月9日出行,不幸遇雨受寒,一病不起。迁延至4月18日,他自知不起,说:“不幸的人们!不幸的希腊!为了她,我付出了我的时间,我的财产,我的健康,现在,又加上我的性命。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夜间,他在昏迷中呓语:“前进——前进——要勇敢!”4月19日,拜伦去世。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希腊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殇,全国志哀二十一天。举行殡礼时,希腊士兵列队肃立街头,一队牧师跟着灵柩高唱赞歌。灵柩上置宝剑一柄、盔甲一套、桂冠一顶,诗人生前的坐骑也跟在其后。6月29日,灵柩运抵伦敦;7月16日,安葬于纽斯台德附近的赫克诺尔。墓碑上的铭文说:“他在1824年4月19日死于希腊西部的迈索隆吉翁,当时他正在英勇奋斗,企图为希腊夺回她往日的自由和光荣。”

茨威格,奥地利著名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其代表作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异端的权利》、《麦哲伦航海纪》、《断头王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三位大师》等。茨威格身为犹太人,对犹太民族的命运和不幸遭遇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思考,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曾受到德国纳粹分子的迫害,以致命运多舛、颠沛流离,最后于1940年寄居巴西。时值法西斯势力猖獗,作家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感到绝望,遂于1942年2月22日同夫人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世界性文学大师举行国葬,将他安葬于已故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并将他生前的住宅改建为博物馆,以便后来的人们永远铭记和缅怀这位“人类灵魂的猎手”(罗曼·罗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