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瑞权　袁成进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具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音乐之美妙、乐曲之丰富、乐器之多彩多姿，为世界所仅见。商周时代统治者就注重以礼乐治国，那时的乐师地位很高，是政教制度的重要参与制定者与执行者，并负有教育贵族子弟的重要职责。音乐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儒家自孔子起就注重礼乐教化，孔子本人就有着很深的音乐造诣，他编订《诗经》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正乐”，对作品的音乐曲调进行修正，据说他还整理、编订过《乐书》，他教授学生的内容有六科，其中礼与乐被置于前两位。荀子著有《乐论》专论音乐的教化作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治国教民方面都极为重视音乐的作用，一般都设有音乐官署专门掌管制礼作乐的工作，不仅统管朝廷专用的雅乐，还负责搜集、整理和修订清商乐，甚至有的皇帝还亲自参与修订音乐的工作。所以音乐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谈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忽略了音乐文化，那无异是个重大缺陷。中学语文教材对此亦有所反映。

《孟子》中的《庄暴见孟子》章虽主要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但却是从论音乐中引申出来的。孟子认为统治者好乐本无可厚非，但却必须密切注意百姓的反映：如果只追求个人感官的快乐，而无视“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疾苦，则这种“独乐”是不受百姓欢迎的；如果能“与民同乐”，则这种好乐将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就音乐方面而言，本文也涉及到“先王之乐”（古乐）和“世俗之乐”的问题，当孟子说：“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时，齐王马上变了脸色，并辩解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齐王唯恐别人误会他喜欢古乐，他声明自己喜欢的是世俗之乐（即“今乐”）。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的风格相去甚远。从文中所叙述的奏乐情况看，当时所用乐器主要是钟鼓与管龠，可以判断，当时的乐器主要有打击乐器和吹奏音乐，而丝弦一类的弹奏乐器则用得较少。

《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讲的是庖丁解牛的故事。解牛与音乐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作者在描写庖丁解牛时所发出的美妙声响时却是用音乐来形容，这就使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发生了联系。文中描绘说：“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里提到“《桑林》之舞”、“《经首》之会”，说的都是古代的舞曲和乐曲。《桑林》是传说中商汤时的舞曲名称，《经首》是传说中尧时的乐曲名。这种传说中上古时的音乐想来是很优雅动听的。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涉及音乐的问题。文章写蔺相如陪同赵王前往渑池与秦王相会，约会中秦王为了达到羞辱赵王的目的，强使赵王弹奏音乐，而蔺相如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迫使秦王奏乐。而两国所用乐器完全不同：赵王弹的是瑟，用的是弦乐器；秦王用的是盆缶，是一种打击乐器。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当时秦、赵两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故而在音乐、乐器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赵国地处中原，文化发展的层次较高，故所使用的乐器构造较为复杂；秦国僻处关西，文化较为落后，民风也较为古朴、强悍，故其乐器常与生活器皿相类，使用的是盆缶一类的东西，明显地带有原始性质。

《荆轲刺秦王》中写到燕太子丹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其中写送别场面，显得悲壮淋漓，荡气回肠，其所以有如此效果，与音乐的描写是分不开的。文中写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这里写了高渐离击筑，写了荆柯和乐而歌；写了变徵之声的感人效果，也写了慷慨羽声的动人效果。这里涉及到古代的音乐常识。古代音乐分宫、商、角、徵、羽五音，还有变宫、变徵两个半音。其中变徵之声声调悲凉，故士众听了“皆垂泪涕泣”，悲不自胜；羽声则声调激愤，故士众听了“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一个个情绪激昂，怒发冲冠。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声调有不同的情感效果。

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人诗文作品描写音乐较多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中写琵琶女弹奏琵琶，可谓情景相生，声情并茂。写动作有“转轴拨弦三两声”、“轻拢慢捻抹复挑”、“嘈嘈切切错杂弹”、“沉吟放拨插弦中”、“却坐促弦絃转急”；写琵琶声响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写音乐效果有“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写诗人感受的有“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诗人是很有音乐造诣的，并很可能是弹奏琵琶的高手，他对琵琶声的感悟能力极强，对音乐的领悟既准确而又细腻。像《琵琶行》这样多角度、多层次地直接描写琵琶演奏，而又写得如此细腻、生动、形象的，实属少见。

邓瑞权，袁成进，教师，现居贵州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