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的小说《远山》讲述了一个女扮男装的故事。但这不是对传统叙事俗套的简单模仿，而是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当代底层妇女到小煤窑当矿工的的辛酸遭际。刘庆邦的成名作是《走窑汉》，不过，《远山》里的“走窑汉”却是一个女人，在这个女扮男装的“走窑汉”的身上，寄托了作者深沉而激越的底层关怀。

古今中外有许多女扮男装的故事。就中国而言，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木兰从军的故事了。但《木兰辞》是一个宣扬传统儒家忠孝文化的故事，花木兰从军是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她只能代父从军，为家尽孝，为国尽忠。而美国人改编的电影则带有文化误读的成分，西方视阈中的木兰从军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的叙事。可见，作为一个叙事模式，女扮男装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如同三角恋模式，三流作家写三角恋，曹雪芹也写三角恋，但境界是有天壤之别的，主要是因为三角恋模式中隐含的思想意蕴有着高下雅俗之分。所以，袭用已有的叙事模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既定模式中没有新的意蕴的灌注。如果有了新意蕴的灌注，即使是老套的叙事模式也会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气。这篇《远山》就是如此。

事实上，《远山》中的女主人公由自己的遭遇想到了花木兰，但她怀疑花木兰是否实有其人，因为一个女人在军营中待了十多年没有被男人发觉，那简直不可思议，而她到煤窑里当运煤工不久就露出了破绽。显然，作者并不想简单袭用“女扮男装”这个古老的叙事模式，女主人公对木兰从军故事的怀疑，正流露了作者借用老故事写出新意的动机。古典的木兰从军故事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甚至带有神话的影子，其中的叙事破绽是经不起现代写实主义者的推敲的。然而，《远山》要讲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故事，它必须符合现实主义叙事成规，比如所谓环境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之类，因为“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规范。《远山》中的叙事对真实性的追求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作者对煤矿工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精细刻画，确实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煤矿工的生存状态狞厉粗糙，充满了原始野性，如小说中写到的打眼工、放炮工、支护工、装煤工，还有车倌儿，他们裸露着粗粝的身躯在漆黑的窑洞里挥汗如雨，他们黑乎乎的沾满煤灰的双手就是他们的“毛巾”，他们是一群生活在地洞里的“黑人”。为了生活，他们离乡背井，从事着一种必须“习惯死亡”的劳作，而唯一的生趣就是工友间开着下流的玩笑，以及小说中讲到的“斗鸡”、“斗尿”，还有“吃涮锅子”之类与性有关的本能行为。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作者是写出了煤矿工生存的“原生态”。但这种原生态的真实得益于作者的直接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间接的道听途说，或者是所谓深入生活的产物。刘庆邦在河南当过快十年的煤矿工人，他是真正从底层中生长出来的作家。他不需要什么“深入生活”，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被生活深入的过程，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深入生活。

总的来看，《远山》这篇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品格，它是写实性的，同时也是传奇性的，但传奇性是内在于写实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外在附着物。读《远山》让人想到中国古典的白话短篇小说传统，想到“三言二拍”，在这个意义上，《远山》可谓一篇当今中国底层社会的“拍案惊奇”。《远山》的叙述节奏是张弛有度、缓急相间、雅俗交错的，深得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精髓。刘庆邦的小说没有刻意模仿现代派技法的西化痕迹，他的叙事是从容朴厚的中国作派。《远山》也不例外。作者先用较长的篇幅对煤矿工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乃至生产工序做了精细的描摹，众多陌生化的生活细节和场景扑面而来，炫人眼目；接着写装煤工“杨海平”下班回家，写她对家乡的回忆和思念，写她的一双小儿女的孝顺，叙述的节奏一下子由开篇的紧张繁密转入了舒缓温情，而就在这种叙述的转换中，读者明白了女主人公女扮男装的身份，知道了“杨海平”原来是她丈夫的名字，丈夫出车祸死了，她只好女扮男装，像男人一样依靠出卖苦力挣钱养家。接下来写车倌对“杨海平”的挑衅，叙述又紧张起来，但放炮工的干预为她及时解围，尤其是下班后的路上，放炮工对她的理解和同情，又把叙述节奏引向了迂徐有致。及至最后所有矿工都对“杨海平”表示了人格的尊重，这其实是对一个坚守人格的底层妇女的尊重，小说也就在这看似平淡而不平静的叙述中结束了，留给读者不尽的思索。

李遇春，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