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

《百家讲坛》是“三无”产品，“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

《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武汉大学教授赵林

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社科院研究员周国平

阎崇年挨打，于丹受威胁，收视率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10名。创立于2001年的央视《百家讲坛》，转瞬已整整7年。在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火爆之后，目前的《百家讲坛》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本期策划，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个曾经创造收视神话、风靡一时，而今逐渐失宠的一个栏目面临的“七年之痒”。

1．《百家讲坛》进入死亡倒计时？

这个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

死亡倒计时，已经开始！

从汉代人物到品三国，再到此次的“诸子百家”，易中天沿着一条上溯的路线品读中国历史。但有点意外的是，媒体对他此次复出“救市”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诸子百家本身的关注。

易中天被采访的那几天，《百家讲坛》正在播诸子百家之“儒墨之争”。针对“救市”之说，他的回应是：“这个题材不是救市，诸子百家对于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不那么有趣，靠它来拉动收视率是不可能的。”

有关《百家讲坛》走入窘境的声音，早在此次“救市”说之前的2008年年初，就已经见诸报端。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科教频道(央视十套)的节目编导告诉记者：“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月、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前十名开外，最低的时候是第十八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

这位编导评价说：“跟之前稳居第一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有其他节目发力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出了问题。”

来自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一位原来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说，现在的节目到底好不好看，她没法评论，“因为这段时间根本就没看”。而在百度的“百家讲坛吧”，网友各种批评性的言论随处可见。

《百家讲坛》的衰微气象，从2008年主讲人的火爆程度也可见一斑。2005年《百家讲坛》推出刘心武与纪连海，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异常火爆，到了2007年，栏目大力推荐王立群、蒙曼等，声势明显弱了很多。到了2008年，后继无人的栏目只能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面孔轮番上阵，重新出山。

即使老面孔，也不一定靠得住。

与此同时，之前《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市场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也堕入低谷。在北京著名的第三极书局，本月初的销售排行榜上，前十位已经难觅《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的踪影，成绩最好的是阎崇年的《康熙大帝》，排在第十九位，其他的书店情况也类似。

《百家讲坛》难道真进入了死亡倒计时？

2．是太娱乐？还是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坛>现象批判 ：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也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释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也正为此，这些在学界看来根本没有该领域普及资格的学者，引起了来自学界和草根阶层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恰恰又暗合了传播学的规律，“争议化传播”将主讲人推到更火爆的境地，个中微妙令人玩味。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在《百家讲坛：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一文中，也从传播角度分析了刘心武的走红。“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地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

这种庸俗化娱乐化的解释，即使在被视为“最学术的主讲人”王立群身上，也屡见不鲜。比如，王立群新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再比如，他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这种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是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态。

不过，王立群并不承认自己有娱乐化的现象。他表示，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表达。“就我讲的来说，不存在娱乐化的现象。我管住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不过别人怎么讲，我管不了”。

别人怎么讲？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的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3．一切都是名利惹的祸？

有人评价说，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纪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三千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记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就对记者披露，在进入《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一千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生。”

身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浩对很多地方大学热捧《百家讲坛》的风气不以为然。“有些院校认为，自己学校的老师上《百家讲坛》，等于是给他们学校争荣誉，也等于给他们学校打广告，就鼓励自己的教师去争取。”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

4．让我拿什么来拯救你？

2008年的一次制片人峰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对《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是那么一个破桌子?”作为《百家讲坛》的坛主，万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变。”而在网络调查中，面对“《百家讲坛》目前刻板的讲堂形式需不需要变革”的问题，超过一半网民认为“迫切需要，否则观众流失更严重”。

无论精英分子，还是草根，都希望在《百家讲坛》上实现对话，意图让持不同意见者占据一样强势的平台。魏明伦就直斥《百家讲坛》垄断了无法对答的话语霸权，“《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对于《百家讲坛》的模式，易中天觉得无法改革，他斩钉截铁地说，互动是不可能的，场场自发的提问，根本不可能，只有找托儿，找托儿还不如不做。这是不懂行的意见。

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外部的草根力量开始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向《百家讲坛》发起冲击，网友“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事件就是一个极端例子。

掌掴事件之后，网友韩江雪又以一种相对柔和的形式，与《百家讲坛》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他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身份，拍了一段6小时的视频，专讲岳飞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上传到播客(视频分享)几天，3天内的点击率就超过3万，被人称作“民间易中天”。

易中天不想对《百家讲坛》的未来做预测，也不喜欢说电视栏目有个寿命。“我不太喜欢那些人讲规律之类的话，我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那是先验的，不是经验的。不是有人讲，楼价跌一分我就道歉，只好道歉。你少说这种预言好不好”？

李浩说，虽然《百家讲坛》一直想推新人、新选题、新思路，但从传播学的原理来看，大众的兴奋期已过，不会再亢奋了，更不会再如痴如醉了。“《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他说。

那么，《百家讲坛》的拯救之路又在何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百家讲坛是怎样起家的？它目前衰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百家讲坛》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无意之中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第一股浪潮。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全面落后西方之后，崇洋媚外便成了主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于是出现了第一波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