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

从中国哲学史中了解到，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能与宗教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所占的地位相媲美，甚至，哲学与知识分子中的所有人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古中国的教育启蒙，首先是从儿童的哲学意识入手，即便是过去的私塾教学中的教育，也都汲取了哲学内涵进行教学。孔子创立了在课教学，课堂中，对“四书”内容的渗透也都离不开哲学意识的培养。诸如《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的内容，也是从培养儿童哲学意识角度进行启蒙。因此，哲学教育在中国古今教育形式上，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离不开哲学，人人都从哲学中走来。

但是，从整个概念上理解，人们不一定真正成为哲学家，也不一定都懂哲学，真要把它形成一种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这又似乎显得离人们的距离很遥远，似乎听来也很陌生。剖开它的实质，哲学的定义只不过是最原始，最初级的概念罢了。结合其中蕴涵的道理，我们从“精神修养法”中来谈谈“娴以养心、静能生慧”的道理。

“精神修养法”简而言之即个人的心理素质。一个人如何使自己培养出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调节出良好的心态，这对于他的人生便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对人还是对己都很重要。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泱泱大国，探究其文化发展史根源源远流长，追寻各阶段宗教的历史发展，无论是本国产物，还是从西方传入的文化，在场合上，都有一定存在价值。许多有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的东西，一直沿袭至今。

历史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批儒家思想学派产生了。当时，以孔子为主要的儒家学派提倡“仁者爱人”的学说，进而产生了仁、义、礼、智、信等学派支流，一些相对产生的道家、法家等派别，使那一时期的文化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孔丘的学说，提倡的是以“仁爱”为主题，以“效法”和“礼教”为中心而产生的一支庞大的儒家学派队伍，他们的思想一直对中国的几千年文化产生足够的影响，也一直推动着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潮流的繁衍生息。这些文化的载体和传媒对后来产生的各种新兴的文化科学，一直都存在着很深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许多有价值的新东西。形成的新儒家学派，这在哲学史上，给哲学已经文化思想进行了一次新的突破和飞跃，这在中国人文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这种学派的最终目的是如何使人成为儒家的“圣人”。儒家所遵从的“圣人”即“君子”。君子，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作为君子要与世无争的良好心态和对人谦卑的美德。在当时的社会表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能体现其流派风格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周敦颐等大家的风度。在当时社会，他们不和适宜的思想表现是消极遁世的隐士方式。如果这种行为能得到认可，人们崇尚的有可能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行为是在固守一种守旧的生活方式，与创新，进步不和谐。

因此，就产生了信仰。

在人们的眼里，佛家的佛与常人中圣人是有一定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世人间之外提高修养，而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人们信佛，继而就去寻找一条修行成佛的道路，那是一条与人世有间道的世外桃源般的仙境，做苦行僧般的修行，吃斋、念佛、打禅，死守清规戒律，清除杂念，屏弃欲望，去掉私心和执著，做一些常人之外的努力，去达到常人不易理解的境界，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例如：那些寺庙里的尼姑和尚、僧人和道者的做法，就是一种自我提高想佛家过度的方式。这是佛家修心养性的最起码阶段和概念；而圣人就不同于前者，他们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就需要一定的精神调节的方式，有一种特别的修养，这很不容易。因为社会观念，流于世俗的做法，很难使俗人从浓厚的常人意识摆脱出来。一个自律能力不强的常人，很难使自己的意念达到炉火纯青，很难使自己的修养进入一种高度。受环境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难免不发生偏离。

这里，我们再次提到孔子，由于当时受历史时期的局限性，在当时的社会他被人们称为“万圣之尊”，是因为孔子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他在恪守一条前人未能的规矩，时刻用一种良好的做人准则去鞭策自己使自身的品德和修养达到别人不能达到的境界，他言传身教，带领弟子三千去周游列国，无非是把孔家的仁义道德和克己复礼的制度去发扬光大，去把儒家的“仁爱”思想传播开来。这正是切合了他的“圣人”标准。

中国的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性质，这一点很让人注意。千百年来，佛教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它有它最初级的、最原始的糟粕，要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就必须把它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以原始佛教作为基础，进行批判的吸收，将其对国人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借鉴过来加以沿用，这样就降低了佛教固有的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句话时，我们就可逐渐地感觉到，这种企图就已接近成功了。无论什么事，都有它内在的“道”，一切不离其中的规律，这正符合“大道之行”的原理。

千百年来，人们对常人怎样成为圣人一直很困惑，一直很迷茫，无人出来指点迷津，这也就成了当时新儒家思想潮流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

在宋代，人们崇尚的是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思想，主要代表是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足以道出其思想主题，他对于怎样成为圣人的问题的回答是“主静”这正迎合了我们今天文章的标题，也突出我们的宗旨。周敦颐在这个问题的阐述上又进一步说“主静”就是“无欲”的状态，我们说娴以养心，是说：人娴静能够调节身心健康，促进身体机能正常运行。

静，能使人培养一种潜力和耐性，静能生慧，是说：静能使人产生聪明，令人雅致，能生发慧心和灵气，这对于人的精神状态调节很重要。周敦颐在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通书》中，更能体现这种观点。

而“无欲”是指人没有欲望，缺少私心，去掉执著，这些在各种宗教学派的学说内容相似。周敦颐所说的“无欲”正与道家和禅宗说的“无为”和“无心”是基本一样的。可是，用他的“无欲”不用“无心”就证明他的企图是撇开佛家出世的性质。

照新儒家学说的思想说法，孟子所描述的无非是任何人在某种场合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自发性质应是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因为，人不是先天就是有劣根性的，人的性格是后天环境所至，先天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善的，好的东西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不是生来就有私欲，在他们所存在的固有状态，应该是没有私欲的状态，也就是如周敦颐所说的“静虚”状态。

宋代王安石在他的《伤仲永》一文中就把人的这种概念概括得很及至。王安石是以“智慧”这一点来概括人的本质和先天的条件与后天环境的关系，正因这样“静虚”状态应用到行动上，能够引起立即要按“孺子”的冲动，这类直觉行动就是周敦颐所谈的“动直”。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按照他的，“第一行动”而行动，而是停下来想一想，他就可能想到这个“孺子”是他的仇人们，不该救他，他是受“第二私欲”即是转念所驱使，因而丧失了固有的“静虚”状态，以及随之而有的动直状态。因此三思而后行，“静能生慧”，“静”能调节好人的情绪，正是说明这个道理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今天，有开始的原始社会的劳动产生了人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由社会的私有制到公有制产生。

由劳动产品所得的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逐渐地使私欲达到“共和”。这个转化过程需要长期的，从人的思想，精神上入手，去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心性品质。

因此，要屏除劣根性，首先从人的本身做起，必须从人的精神上寻找解决的办法，去不断的修正，去培养。周敦颐提出的常人进化为圣人的方法，也就像禅宗的方法一样，自然而然，自然而然。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和范畴上，去理解人的精神调养和心性的提高也就不难达到了。这正是中国百姓目前所努力的一种最理想，最现实的，最实用的哲学精神。如果获得了这种精神的具体存在，也就是掌握了事物的常理，这种理，存在于人的生活本身，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这正是理学家朱熹说的：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只要通过具体的实践行动，我们才从中知道其抽象的哲学道理。

综上，作为我们正常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在施教于人，为人师表的同时，应该主张，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充实，不断地调整心性，掌握精神方法的调整，时常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提高修养，掌握改变生活的技巧，形成一种有秀人格和心理品质，做到娴以养心，静能生慧，不断完善自我，不断充实，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