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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中心这样高层次、综合性、半民半官的新型智库的组建，被认为是中国智库新变革的开始。

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卸任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日前正式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理事长。这家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半官方智库，引发了海内外的高度瞩目。

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却出现误判，国内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此前已招致舆论如潮的批评。国经中心也因此被寄予了期望。而“半官半民”新型高级智库的出现，或预示着中国智库新变革的开始。

十大官方智库唱主角

3月20日在北京成立的国经中心，由原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整合而成。其阵容庞大，规格甚高。除由前副总理挂帅之外，122名常务理事多为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政府高官、学者和大型央企负责人，其中退休官员7人。

执行副理事长8人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国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据悉，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19项，被列为了国经中心今年的重点研究课题。该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此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事实上，在国经中心成立之前，中国已有一批智库机构。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共有5645家智库，几乎全为民间智库，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居首，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74家。

在中国智库中，真正对政府决策起作用的是官方智库。据广州《南方周末》披露，中国高层智囊机构体系其数量已不下10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各部委的研究机构，都是中央决策极为倚重的智囊机构。

中共十二大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惯例，历届党代会和要作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中央除召开常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外，还要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上述研究机构。

例如，拥有3000多名研究人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参与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起草。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全国“两会”前夕都要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调研和起草。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年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前，该机构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调研课题的重要承担者。除各种公开渠道，智囊机构还通过报送“内参”影响高层决策。

在这些官方智库之外，还有挂靠在大学但独立运作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建立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以及民间自发设立的智库，如经济学家茅于轼1993年7月创办、开民间研究机构之先河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等。

公信力困局

然而，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尤其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的表现几乎令人大跌眼镜。

2007年年底，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的高值，2008年下半年又急转直下跌至12月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国内主流学者纷纷抛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都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桶的年终预测，而当年12月底，他们就被暴跌至35美元/桶的油价无情地嘲弄了一把。

类似误判和失策表明，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规模、地位，还是公信力、影响度，其都与政府和公众的需求相距甚远。

这也招致了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新华社旗下《望》杂志3月19日则抨击一些智囊学者只会“揣摩上意”：“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表示。

一方面，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同时，由于投入不足，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已成为不少中国智库的谋生手段。像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设立北京办事处到2005年9月，在中国的资助总额就达2.07亿美元，国内很多重要的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都曾接受过其各种形式的资助。此外，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家的嘴软”，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甚至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

重建中国智库体系

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显然已对中国智库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国经中心这样高层次、综合性、半民半官的新型智库的组建，亦被认为是中国智库新变革的开始。

有前副总理领衔，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其理事会成员遍及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作为独立和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该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有学者分析指，中国现有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正是半官半民的智库——官方智库限于体制内生存的模式，如何提出更科学的决策依据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的功能；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在国际上，智库与政界的交流，智库人士出入政府和决策层十分常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但在中国，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像曾培炎这样的多位退休高官，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其实，近年来智库已逐渐成为退休高官的新出路。除曾培炎外，2003年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也甚为活跃。对国经中心、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等20家中国主要智库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0多名智库的负责人中，有48人为退休官员，占两成以上。

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要真正形成健全的智库体系，独立的民间智库的发展才更为关键。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均十分有限，这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国内民间智库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短暂兴盛后，曾经风光一时的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都已不复存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等也仅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

分析表示，民间智库始终得不到官方的真正认可，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官方智库又垄断了对政府的咨询服务，不愿让民间智库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此外，狭窄的言论空间也让民间智库难有作为。未来，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应被政府独家垄断，体制内外的智库公平竞争的机制还需引入。

兰德神话

成立初期，由于当时名气不大，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有一件事情令它声誉鹊起。朝鲜战争前夕，兰德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

二战结束后，美苏称雄世界。美国一直想了解苏联的卫星发展状况。1957 年，兰德在预测报告中详细地推断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结果与实际发射时间仅差两周，这令五角大楼震惊不已。兰德也从此真正确立了自己在美国的地位。

此后，兰德又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进行了成功预测，这些预测使兰德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美国智库体系机制

政治体制环境

“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制度结构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大增加，权力利益的博弈十分复杂，强烈需要智库这样的咨询机构提供大量全面的信息分析，细致科学的推理演绎。

独立性

美国智库无论是财团斥资，还是政府、社会基金资助，在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

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管理

用高薪吸引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优秀人才，同时，保证人员的精干和工作的高效。

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

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

一是通过智库人员在重要政府部门任职直接影响决策；二是出版期刊和著作，宣传其理念和研究成果；三是向政府部门提交报告或建议；四是通过公众舆论和新闻传媒来影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