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君

那日，出差归来，晚饭后与妻在鸭绿江边散步。夕阳已坠，江面的凉风习习吹来，一扫白日里的暑热和旅途的疲惫，令人甚感惬意。

路过一花坛，妻忽然停住步，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雷加去世了。”

“啊?”我愣了一下，“什么时候?”

“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我也是看报纸得知的，骨灰撒在鸭绿江了。”

“哦……”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缓缓涌动的江水，默默地凝望着，凝望着。稍顷，江水里似乎真的浮现出了一张老人的面孔，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乐观、爽朗，睿智而慈祥。如今，他轻轻地走了，把自己融入了鸭绿江。把骨灰撤人鸭绿江，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因为他太爱鸭绿江了，他是喝着鸭绿江水长大，他是唱着鸭绿江的赞歌走向文坛啊!

时光在我的脑海里倒流着，退回了整整二十年。

1989年秋，我接受负责筹备“雷加作品研讨会”的任务。这个研讨会是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协、丹东市文联、丹东鸭绿江造纸厂和丹东造纸厂联合举办的。接受这个任务，我异常的欣喜和兴奋，因为我对雷加是有着一种天然的特殊感情的。虽然那时我们还未曾谋面，但他却早已是我非常崇拜和敬仰的作家了。

我第一次读雷加的作品，是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正值文革期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些文学书籍，经常带到学校在上课时偷着看。有一次，我看到他带了一本叫《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的书，书名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把书借来看，让我惊喜的是那本书不仅仅是描写我的广义上的家乡丹东，而且书里写的居然都是我身边的景、身边的人和事。鸭绿江、珍珠山，大沙河，造纸厂、七烈士墓……这些都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了。我的父母都在鸭绿江造纸厂工作，我的家就住在珍珠山下的造纸厂家属大院，尤其珍珠山、大沙河几乎是我们这帮孩子们每天必去的玩耍之地。造纸厂的车间我常去，造纸厂的工人都是我的叔叔阿姨，而书里写的就是他们的事。这个写书的人是谁?他怎么这么熟悉这里的一切啊?后来我才知道，写这本书的人是安东造纸厂的第一任厂长(那时的安东造纸厂是后来鸭绿江造纸厂和丹东造纸厂的前身)，当厂长时他的名字叫刘天达。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写作品时，他的名字叫雷加。从此，雷加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

我上大学时学的是中文，有一位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叫康平。巧的是，康平老师恰恰是一位雷加研究的专家。康老师曾在丹东工作过，分别在丹东二中和辽宁函授学院(当时一所在丹东的省属高校)任过教，于是我和康老师自然走得很近。我们经常在一起聊丹东，聊雷加的作品，聊雷加作品里的人和事。渐渐地，我对雷加的了解更多了。

雷加出生在丹东，读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远渡东洋深造，回国后到了延安，做宣传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一位老资格的作家，写过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并列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党派他回到老家安东，接收安东造纸厂。当年雷加是坐着马车进厂的，和工人们一道克服重重困难，边生产边战斗。在局势恶化工厂奉命进行战略转移时，曾与敌人正面交火。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有七人牺牲，后来珍珠山上就有了七烈士墓，我入少先队的时候就是在七烈士墓前宣的誓。在安东造纸厂的发展历程中，雷加的贡献更是巨大的。而他的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是其中的第一部)就是写这段不平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早就是雷加的粉丝了。所以，能负责雷加作品研讨会的筹备工作，能亲自为我崇敬的大作家服务，对我来说，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我一直在想象着，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作家，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翌年五月底，雷加作品研讨会如期在丹东举办。我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雷加老师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雷加身材魁梧、高大，那时已经七十六岁了，但精神矍铄，性格爽朗，说话高门大嗓，可以想象年轻时是怎样的一条东北大汉。

雷加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除了开会时间，他都要故地重游，到东坎子，到三道沟，到三股流，看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尤其是看望老战友、老工人。他经常给我一些名单，让我帮着找这些人，有好些我都认识，不是我的邻居，就是我同学的家长，大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身份虽与雷加有很大的距离，但雷加与他们相见就像兄弟相逢，一点架子也没有，大家聊得非常开心。

1995年，鸭纸举行建厂五十周年庆典，雷加又被请回来了。此时的他已经八十高龄了，但看上去仍和几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望着他，我心里突然跳出一句著名的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如今，雷老悄悄地走了，悄悄地把自己和鸭绿江融为一体了。他是不朽的，他是永恒的。丹东人民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为丹东的解放和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为丹东和鸭绿江唱了一辈子颂歌的老人。

雷老，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