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减薪以渡难关,向来是不二法门。最近,广东省人大代表卢光霖表示,现在的形势下,政府不应再搞最低工资标准,应当交由市场决定,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

市场经济实行的是自由契约,如果企业办不下去,必须裁减雇员,又谈何最低工资?但如果任由企业决定工资水平,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便会突破社会正义的底线,产生类似黑砖窑的现象。当此之际,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便显得尤为重要。

问题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双方的想法都只是考虑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共度时艰,因而在减薪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难有结果。也有企业家提到了政府的作用,认为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企业不会有太大的热情,而有一技之长的员工,如果觉得薪酬低自然会跳槽。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与其去制定强制性的最低工资,不如多花点钱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然而要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仅仅靠企业减薪、优化产业结构、培养职业技能等,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仍然较低,社会福利保障不健全,这种情况下,减薪恰与消费形成悖论。因此,政府应当能做得更多,其中一项就是减税。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最近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有2860亿用于减税,占总计划的1/3强,政府开支占近2/3。而就我个人所知,在中国尚未看到有任何经济学家提出大规模减税的方案,所有的经济危机应对方案都是属于政府开支。

减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减税的空间无疑是很大的。据报道,中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从2002年的18904亿元到2006年的40000亿元,2008年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初步统计也为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而另一方面,2007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与欧盟十五个原成员国相当,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实行的高福利,所以依国人眼光看来,他们国民的痛阈也未免太低了点。

除了个人和家庭税负,中国企业的税负也是很重的。据2006年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国一个中型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工作时,远远高于东亚地区平均水平,总税负达到企业总利润的77.1%。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此次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举步维艰,如果我们希望充分发挥民企作用应对危机,尽量不裁员、不减薪,减轻企业税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转不良也是事实。除了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行政开支过大外,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财权与事权相分离。据一些专家称,实行分税制以来,由于体制改革没有进展,地方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为此基层政府便只好拼命卖土地,不顾民族长远利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开始推进分税分级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而临时性的措施则不妨调整分税,减少地方政府上缴的财政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