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吉刚　王建美

关键词：梁实秋 人性论 文学功能论 新人文主义

摘 要：如何以文学艺术来促进人类个体人性的自由、完整？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梁实秋批评实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梁实秋将文学艺术从本质上界定为常态的人性的描写或表现，其根本目的也正是出于这一功能性的考虑。

在文学本质论这一问题上，梁实秋主张的是人性论。在梁实秋看来，文学艺术是对人性的描写或表现。而人性则又须是常态的、标准的、永久不变的、普遍的。英国大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中指出：文学无所谓什么本质，我们所谓的文学本质只不过是某一特定的时代、某一特定的人群出于某种特定的功能性的需要而赋予文学艺术的一种规定性。所以文学艺术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建构而已。①那么，梁实秋将文学艺术视为人性的描写或表现，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他对文学艺术又有着怎样的功能性的要求？关于这一问题，梁实秋在其《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和《现代文学论》等文当中也曾作过几次较为含混的、似是而非的说明。在梁实秋看来，“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平和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②“悲剧不但不使人神志颠倒理智昏乱，反足以使人摆脱情感之重担，神志于以更为清明，理智于以更为强健。”③“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侮，惟健全的文学能陶冶健全的性格，使人养成正视生活之态度，使人对人之间得同情谅解之联系。文学之任务，如是而已。”④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述，更谈不上有什么学理性的论证、逻辑上的展开。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梁实秋的该种观念主要的更是一种深层性的、背景性的思量，是一种被省略掉的或隐藏掉的话语。正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梁实秋的文学功能论思想长期以来都没能够引起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从而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学术角落。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拨开层层遮蔽、透过梁实秋种种繁杂零碎的论述窥伺到其文学功能论思想的神髓，怎样才能够辨识清梁实秋该种观念的内在逻辑、理论线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有将其置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化进程的大背景当中，乃至整个世界现代性文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中才有望得以解决。

现代性文化从本质上来讲主要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世俗性文化。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人逐渐代替了神成为人们意识、文化关注的中心，人从上帝那儿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身体自由、灵魂自由、精神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成为西方现代社会、西方现代文化的最强音。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启动于五四时期，随着国门洞开，西方的现代文化观念迅速涌入了中华大地，与之相伴随，“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人格的独立”等成为新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念。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个人主体性自由在我国现代性文化建设当中，一直没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乃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后发性，中国近代以来险恶的国际处境，决定了新文化运动更为根本的价值立足点：救亡图存。所以，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更为根本的精神动力。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不仅是五四时期、而且也是中国整个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当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必定是放弃个人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也是中国现代性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区别之处。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人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而集体的自由只不过是个人自由的相加而已。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性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这一区别，并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对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未来发展来讲，个性自由的培育应该是一个更为长远的规划，而立足于民族解放基础上的集体主义话语则只不过是基于彼时彼地形势的一种权宜之计。当然，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不会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前者，后者也将失去目标，无所附丽。

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整个建构过程中，在对个性自由的培育及价值的确认方面，梁实秋的写作实践虽然没能进入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流，但是其价值、意义却不容忽略。日本国立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学相浦杲教授在一次电话采访中曾经指出：“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上，个人的问题是得不到重视的，都是主张走群众路线的，当时，他们（梁实秋与新月派）的奋斗，对中国的现代化自有他们的贡献。”⑤因为梁实秋与当时乃至以后整个文化、社会主流迥然不同，在集体与个人之间他更为看重的是后者。1929年双十节，国民党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申报》上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要人人牺牲自由，然后国家才得自由。梁实秋看后便马上著文加以批驳。在梁实秋看来：“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并不是相冲突的。”“我们要有一个自由的国家。因为如此，我们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国家有自由，个人无自由，这国家是不值得爱护的。”⑥而在此之前，梁实秋就曾多次著文，反对“文艺政策”、反对思想牵制，提倡思想自由、文艺自由。很明显，在梁实秋的思想体系当中，个人自由才是现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基本立足点，而国家、集体应该以个人自由为中心，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但是，在梁实秋的整个写作实践当中，他更为关注的并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行动自由、身体自由，而是人们的精神自由、人们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和谐，并对此达到了一种哲学化思考的境界。人们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文学艺术在促进人类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方面究竟有何功用？所有这样一些问题可以说都已进入到了梁实秋的思考范围。当然，这还主要是思考，还主要是一种背景性的考量，梁实秋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分析、探讨，借用当下学术界一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当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因为梁实秋的文艺、文化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理清楚梁实秋在这一问题上的逻辑线路，说清楚个中原委，还必须要对西方文化界对于该类问题的探讨进行必要的考察、分析。

西方文化界对于人类精神自由、人性自由的探讨始于启蒙时期，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者是最早的提出者、论证者。在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是人的一种整一性状态或者说是人的各种功能的有机统一状态。人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整一性或说有机性是人类意义的存在之家。但是，何谓有机性、整一性？怎样才能够实现这种状态？卢梭指出：答案在于“返回自然”，在于回到人的自然纯朴的天真状态中去。人性原本是有理性有感性的，但是，卢梭更为强调人的自然情感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因素的重要性，否定理性发展能够使人完善。卢梭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观点在当时以及以后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者一般并不否定人类精神有理性因素的存在，并且也大都认为人类精神自由、人性的自由就在于人类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的和谐统一。但是，由于受卢梭的影响，他们一般都更为强调人类精神性构成因素的自然状态，否定意志力等人为性因素的作用。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批评家一般都标举灵感，认为艺术想象具有自发性和生成性的特征。文学作品就类似于植物的种子一般，完全是在作家的心灵当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这就由此决定了文学世界的有机性、整体性特征。而正是因为文学世界有如此特征，所以才能够将现代社会所撕裂的人性结合起来，重新塑造完整的人格，恢复人性的完整性，从而能够使人类获得精神上、人性上的自由。

梁实秋所师承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学者的文化实践，其主要关注点也在于人类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问题。与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者们一样，欧文·白璧德与保罗·埃尔默·莫尔也认为，人类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存在于人性的完整、存在于人性各个部分的和谐统一。但是，在如何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问题上却产生了分歧。白璧德认为，人类的精神性自由、人性自由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需要一种人为的努力，需要一种控制性的精神因素——最高的意志或理性加以调节才有可能实现，它是在理性控制调节下人性的各种成分所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在白璧德看来，“大凡人生有三种境界：自然的，人性的，宗教的。在自然的境界里，人与禽兽所异无希，饮食男女是其主要，这是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生活。”⑦在人性的境界里，人类的各种物欲、情欲受到最高意志的驾驭，“人性各个部分都是和谐的”⑧。而宗教的境界乃是一种超凡入圣的状态。白璧德认为，宗教的境界难以达到，因为它禁绝各种欲望；自然的境界则是应该加以超越的，因为如果人类仅仅停留于对各种物欲与情欲的满足，那么人类就将与禽兽无异，不能获得人性的完整；而只有人性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加以保持的。白璧德的这一观点，其实与中国的儒家中庸观念极为相近。《礼记·中庸》篇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⑨其实，这也可能是一种悖论、是一种人类所难以摆脱的宿命：人性只有在一定的程度上处于控制之中才能够实现自由，放纵反而会失去。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和保罗·埃尔默·莫尔并不是普泛的文化工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领域：文学研究，所以，他们的这些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贯彻到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思考当中。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主要使命就是去帮助、去引导人们实现人性的生活，即实现人类的精神自由、人性自由。由此可见，新人文主义者所思考、所探讨的问题与前浪漫主义及浪漫主义者并无二致，只是答案有别。

梁实秋曾留学于西方，其文艺、文化思想也主要来自于西方。那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各种批评实践也便有了一个西方的学理背景、师承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梁实秋是在按照西方的逻辑、西方的思路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来对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进行设计、规划、导航。所以，我们考察梁实秋的文学功能论思想不可能不以西方的相关性理论论述作为参照。而梁实秋的文学功能论思想一经西方的相关学理背景、师承背景的参照，也自然会山显水露。

梁实秋曾经指出：“人生于世，真正在‘生活着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生存着。”⑩那么，何谓“生活”？其实梁实秋此处指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性的自由状态。梁实秋认为，人性“有很宽泛的意义，包括着人的本能、情感、兽性、美德”{11}，但是，只有“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12}。“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13}。很明显，梁实秋基本上是在祖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人学观念。与新人文主义者一样，梁实秋实际上也是认为人性的自由、人类的精神自由存在于理性控制下的人的各种功能性因素——本能、情感、理性，感官、心灵等的和谐、均衡、统一。那么，我们由此来审视梁实秋的文学本质论思想，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梁实秋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本质界定为常态、标准人性的描写或表现，其根本目的、其潜台词就是在要求文学艺术要具有一种提升、引导人性的功能。用梁实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最好的文学作品无不以发扬人性为指归”{14}。即文学艺术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人性的完整、人性的自由。梁实秋对于文学艺术的这种功能性的界定，是隐含、渗透于文学本质论及其他相关论述之中的。梁实秋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正面的、直接的分析论述，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事实上却一直贯穿在其批评实践的方方面面。如何以文学艺术来促进人们人性的自由、完整？这实际上构成了梁实秋看待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立场。人性的自由、完整成了梁实秋文学批评的“基本命题”、“核心话语”。在这一点上，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整个现代文化的价值立足点是基本一致的，其现代性的品质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梁实秋对于人性的界定不是说不存在问题，比如他对人性的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强调就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的性质，但是，他对人性自由的分析以及对文学创作中理性因素的强调，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很强的纠偏功能，拥有毋庸置疑的真理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物与自己的对象之间本质上具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因而世界万物对于人来讲就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人类的感官被囚禁于物质乃至声色的欲望之中，那么，世界万物的特性就会被人类单纯的动物性所淹没，生命的意义就会贫乏化、狭窄化，从而丧失人的类本质。现代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是，感觉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人类生活的主导原则，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已经成为人类生活意义的源泉，文化艺术充斥着大量的对于人类感性因素的描写乃至赞扬。试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状态当中，人类还能不能获得真正的人性自由、精神自由？文学艺术还能不能起到引导人类实现精神的提升、人性的自由的作用？进入现代以后，人们追求“个人自由”、“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但是却在感官刺激、物质获取、肉欲享受、情感宣泄中寻求满足，人类已被彻底地“自然化”了，已经被挤压在了一个狭小的感官世界，这怎么可以称之为“自由”？我们的现代性方案、我们的现代性路径是否存在问题？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梁实秋及其美国师友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是否具有参照价值？所有这些，现在都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杜吉刚，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建美，南昌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参考文献：

①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读[M].吴新发译.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9,22-30.

②③④⑦⑩{13}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1）[M].鹭江出版社, 2002,141,236,401,609,601,143.

⑤ 郑树森.国际学界看梁实秋[J].鲁迅研究月刊, 1988(7),57.

⑥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6）[M].鹭江出版社, 2002,522.

⑧{11}{12}{14}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7）[M].鹭江出版社, 2002,290,60,737,737.

⑨ 礼记·中庸[A].十三经注疏[C].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