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始，百废待兴。此刻的毛泽东虽日理万机，却将关注焦点聚集在一部影片，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武训身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了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问题性质定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电影《武训传》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不是一次局限于电影界、学术界少数人的学术讨论，而是一个终审判决，一次大张旗鼓的文化改革运动。文章最后列举了数十篇赞许和肯定武训及《武训传》的文章及作者的名单，作为“陪斗”，其中还包括一些潜在的有关的领导人和口头颂扬者。再者，此次文化运动事先并无征兆，犹如晴天霹雳，震得人们目瞪口呆，惊惶失措。

其后的三十多年里，这篇讨伐《武训传》的檄文，成为电影批评、文艺批评的“样板”，谁也不敢公开怀疑它的正确性、权威性和真理性。三十四年之后，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刊登了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

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胡乔木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宣告那场轰轰烈烈的《武训传》批判是个错案、冤案，公开予以平反昭雪。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70年代末期批判两个“凡是”的延续，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值得庆贺。但这次对《武训传》批判的批判，过于简略和概括，并局限于方式、方法的范畴，“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却未涉及到《武训传》批判的思想观念、论据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

作为一个电影评论工作者，我一直关注这场半个多世纪前对新中国电影产生过重大和深远影响的大案，能有一个在实质问题上比较合理的说法。自胡乔木讲话后，与《武训传》直接相关的人士，如影片的编导孙瑜，当年负责上海文化电影工作的夏衍等，都先后发表了有关的回忆录。但始终没有见到一篇较深入地探讨《武训传》批判思想内容的文字。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大事，要作为半悬案留待子孙后代去解决？我不是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深知研究这样的重大问题学养严重不足。但出于职业的责任感，愿作这样的尝试。

武训及武训的银幕形象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于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一段文字，代表了《武训传》批判的基本立场观点。其中对武训其人或影片中武训形象的概括，显然是极端、片面和粗暴的。武训其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他的特立独行。一个贫苦的农民，沦为叫花子，讨了四十多年的饭，节衣缩食，也不成家立业，千方百计积攒钱财，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也能念书学文化，从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诚然，武训为了挣钱，让人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乃至喝脏水、吃瓦片等自虐行为的确丑恶。他那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方式，不足为训；他认为穷孩子只要学文化就能改变祖祖辈辈受欺压受剥削的命运，也不过是一种浅薄的乌托邦幻想。但把武训梦寐以求地办义学称之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把他的自虐行为概括为“对反动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则基本上脱离了武训其人及其银幕形象的实际。这是极左思潮泛滥年代大批判文章一种无限上纲的惯用手法，穿凿附会，以势压人。

批判文章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影片“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

我不只一次看过影片《武训传》，均在几十年前，有些人物和情节已渐模糊。最近重读了《武训传》的电影文学剧本，[1]以便厘清是非。影片中虚构了一个名为周大的人物，曾参加太平天国北征军团，失败后隐匿过去身份，与武训一道在张举人家扛活。周大武艺高强，侠义耿直，因不满张举人对长工婢女的欺骗和虐待，与他及他豢养的打手多次发生冲突，被张举人勾结官府投入大牢。后来周大与囚犯砸开监牢揭竿而起，并火烧张举人府。周大虽然在影片中出场不多，却是个颇见亮色的正面形象。檄文怎么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呢？如果说前面的批判是脱离了银幕形象的实际，这条关于污蔑农民革命的罪状，则可以说是颠倒了黑白。从影片编导的立意及银幕效果来考察，虚构周大这个人物，正是为了说明要用武装起义和普及教育的文武两手配合起来改造旧社会。影片临近结尾处，穿插了这样一个段落：老年的周大带领几十个起义的农民兄弟邂逅武训——

周大笑问武训：“武七哥，听说你在柳林镇修好了一个义学，真了不起呀！可是……”他想了一想说：“咱们庄稼人单凭念书，就干得了那些狗官恶霸吗？当心他们骗你……”他拍了一下他的刀说：“不成的，要凭这个。”

周大笑拍武训肩头，一跃上马，高声挥臂喊：“造反哪！大家好好一齐干吧！总有一天，这天下都是咱们老百姓的！”

一声号令，马蹄翻飞，周大这一支革命的农民队伍，不一刻就冲向前方天边而去……。

全片的结尾，也是这样一个近似的场面。这个结尾实质上是影片主题的形象概括，明显地在对农民武装斗争进行歌颂，却被说成是污蔑。

《武训传》批判的矛头基本上就是指向这种无中生有的“污蔑”基础之上。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等，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篇讨伐《武训传》檄文的主旨，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句话：为什么要歌颂热衷于办义学的武训，而不去歌颂革命的农民斗争？

我相信这个归纳是符合文本的本意的，这一点从《武训传》批判的后续举措，也能得到印证。这后续的举措主要有二。其一，批判文章发表后，迅速组织了一个由江青为首的武训历史调查组赴山东，并很快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人民日报》连载，以证明《武训传》对武训的颂扬是何等的反动。其二，1955年拍摄了一部颂扬农民起义领袖的影片《宋景诗》。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起义，就发生在武训的同一时代和同一地区。以《宋景诗》来批判《武训传》，从正面肯定《武训传》批判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武训传》批判广泛地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问题，并将“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与“污蔑中国历史”相提并论；要清理这场批判，就不能回避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问题。

《武训传》批判中对农民革命的论述，其基本理论观点与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观点一脉相承，即“农民革命”与“造反有理”。

回顾一下“文革”，《武训传》批判所笼罩的迷雾，似乎都可以廓清。一个行乞办学的小人物，即使不足为训，也无须为此大张旗鼓地口诛笔伐。一部影片《武训传》，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上纲不到反党反国的地步，以致要发动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之所以要如此的小题大做，无非是借此契机，树立造反史观的绝对权威性。这种造反史观，又是其后治国的基本方略。这种方略最全面的实践，即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训传》批判，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

批判《武训传》的后果

由于《武训传》批判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纷纷发表有关批判文章，延续达半年之久，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文海战术的伟大实践。据戴知贤《文坛三公案》一书统计，从1951年5月20日起至8月底，仅《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批评或自我批评的文章共有四十多篇，该报“党内生活”、“人民文艺”、“读者来信”三个专栏发表了六七十篇批评文章和讨论情况报道；《光明日报》发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三十多篇，读者来信二十多封；上海、天津及其他省市的报刊也不落后，以《文汇报》为例，同一时期发表了批判文章八十多篇，有关《武训传》讨论的消息报道二十多篇。[2]

除了直接批判《武训传》文字外，对其他影片及文艺作品的批判也风起云涌。绝大多数的批判均以《武训传》批判为“样板”，在思想观念、方法上向“样板”看齐，很有杀伤力，这里仅从四个方面略加评述。

第一，《武训传》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电影，对电影界的影响立竿见影。实际上同一时期毛泽东指名批判的电影不只《武训传》一部，还有《荣誉属于谁》和《清宫秘史》。这两部影片的批判上《武训传》批判如出一辙。批判文章均脱影形实际，不过借此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发表议论。《荣誉属于谁》针对的是中共与第三国际，或者说是中共与莫斯科与斯大林之间的论史等等问题。《清宫秘史》涉及的则是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荣誉属于谁》是中苏关系这样当时过于重大、过于敏感的课题，只能在内部小范围里进行，迄今了解真相者不多；笔者另有专文《〈荣誉属于谁〉事件》，不赘述。此事发生在1951年4月，《武训传》批判的前一个月。

据《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记载，1951年4月30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同意江青提议，决定禁演《清宫秘史》。江青当年不过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凭她个人意见就禁演一部影片？据其他史料记载，江青开始提议时，与会的其他常委如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后来之所以“一致同意”，是了解到这个提议来自毛泽东。鉴于领导有异议，当年未公开批判。到了“文革”，在劫难逃，戚本禹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把影片上纲为卖国主义，并挂到了刘少奇的账上。

毛泽东同时对三部影片发起进攻，绝非巧合，乃一次精心策划的文化战役；其目的在于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并牢牢地掌握住文化话语权。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造反史观。

毛泽东吹起了冲锋号，众人跟上，形成了第一次电影批判高潮。《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一批颇得好评之作，纷纷被推上审判台。

大批判的效果立马就显示出来。1950年国营电影故事片厂生产26部影片，1951年仅有1部，1952年4部。电影制片没有活干，老百姓看不到新片。

当年任上海电影和文化领导的夏衍，四十多年后回忆《武训传》批判后电影界的情景。“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拍影片）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片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3]

1956年，钟惦棐敲响《电影的锣鼓》时，这种大批判的余威仍有很大震慑力。“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创作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令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到电影艺术的繁荣。”

《武训传》批判给中国电影带了三十多年的紧箍咒。

第二，《武训传》批判名义上为电影评论，却基本上未涉及电影艺术表现的美学范畴，纯属于政治批判，贯穿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导向，广泛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化学术领域。这次大批判对其他文化界的震荡不下于电影界，尤其是与之联系最密切的历史学。毛泽东在世之日，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无论在著述中或课堂上，都只能按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讲述中国历史；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也均据此结论来编写。前文已论述，这个结论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新时期伊始，我曾请教过老同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北大如何讲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回答是：这正是历史系同仁深感困惑的问题。其后我又多次向他请教同样问题，最近一次的回答是，教授们在课堂上可以独立思考，各抒己见。中小学教科书中，基本上保留毛泽东的观点，但已加以淡化，不像过去那么强调。这大概就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真实现状，既表明新时期学术的不断进展，可喜可贺；又表明进展的缓慢，文化专制主义的余绪仍有强大的堕力。著作和人才是衡量学术盛行的两个基本指标。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诞生，中国出现了相当一批成就显著的历史学家，许多著作足以传世。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培养了几个可与之并肩而立的历史学家？倒是海外华人历史学家，不时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给人以启迪。

《武训传》批判还波及到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广泛领域，笔者知之更少，不敢妄自揣测。但可以肯定，它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武断、片面、专横的批评方式，就会压制独立思考，百家争鸣；阻碍学术的繁荣发展。

第三，《武训传》批判，尤其是《荣誉属于谁》、《清宫秘史》的批判，在批评方法上采用政治索隐方法。不以作品文本为出发点，而是脱离文本去探索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并作出政治评价和终极裁决。

政治索隐作为一种学派，虽然学术界评价不一，一家之言，即使谬误，也不致于对社会产生什么重大不良影响。但政治索隐一旦成为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工具，那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中国历史上有些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就热衷于这种文本解读方法。明、清两代的某些皇帝，尤其钟情此道。举一个例：雍正当朝之时，某省主试的考官出的试题为“维民所止”。有人告密，说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维”乃“雍”字去头，“止”乃“正”字去头，隐喻要砍皇上的脑袋！这还了得，随之就是一场血腥的大清洗。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籍，深谙这类王霸之术。为了要开展一场政治运动，或采取某种政治举措，经常物色一部文艺作品，进行政治索隐式的穿凿附会，罗织罪名，为政治需要鸣锣开道。《武训传》且不提，只说“文革”之前两大文字冤案。一是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此事发生在1962年9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是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决策。康生提供炮弹，诬陷《刘志丹》是在为高岗翻案，并留下一段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赞同康生对小说的判断，又重复了这段名言。于是这段名言成了“文革”中最流行的“最高指示”之一。《刘志丹》一案被株连者达六万人之多。后来传说，给《刘志丹》定罪时，毛泽东根本就未读过这本小说。

1958年大跃进，催生主观唯心主义洪水大泛滥。各级干部被迫比赛吹牛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铁产量一年番一翻，全国各地“放卫星”。待到1959年初，收获吹牛皮的成果：饥饿。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谈话中多次赞扬明朝清官海瑞的反潮流精神。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得风气之先，授意并说服明史学家吴晗，写一部海瑞的剧本，即《海瑞罢官》。剧本几经修改，经过配曲、排练，待到演出之时，政治风云变幻，已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海瑞罢官》中选为“文革”开场的祭旗之作，罪名是为彭德怀罢官翻案！冤哉枉也，剧本创作之初，彭德怀还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庐山会议尚未召开，怎么可能预谋为他翻案呢？这真是“遵命文学”的典型悲剧！

“文革”10年，这类政治索隐式的批判，咆哮神州，所向披靡。

但愿这种作为权力工具的政治索隐式的大批判，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断子绝孙。

第四，《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除了将矛头直接指向武训及《武训传》外，还列举了一批“陪斗”名单。这份名单已经洋洋大观，实际上未点名的“陪斗”对象远不只此。所有与《武训传》创作有联系的人，如上海有关制片厂领导，上海文化局领导，中央文化部领导；还有郭沫若、陶行知等文化名人，曾推崇过武训，也脱不了干系。更重要的是，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或对《武训传》题材点过头，或看过影片沉默不语，不是也有问题么？

《武训传》批判实际上是在公告，凡涉及文学艺术及学术上的是非问题，任何人发表的意见、作出的决定，均非定论；只有毛泽东才是最权威、最终的裁判人。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在对这样一些重大而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作出裁定之前，既未进行民主商讨，也未向有关领导征求意见，往往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而收震撼性的戏剧效果。从而使这些本应自由开放的领域，充满诡异的神秘氛围，云山雾罩，高深莫测。

神州大地这块浸润了两千多年皇权而缺乏民权的土壤，而今又在培育现代个人迷信的根芽。《武训传》批判等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小”革命，积蓄能量，最终引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武训历史调查记》及《宋景诗》

作为《武训传》批判之后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迅速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组赴山东调查。调查组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抽调13人组成，领军人物江青。调查组走访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与武训有关联的地区，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着重调查五个方面的材料：一、武训的为人，二、武训学校的性质，三、武训的高利贷，四、武训的土地剥削，五、与武训同时代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的情况。受调查人数160多人，还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返回北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即江青）执笔，写成了四万五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规格之高，实属罕见。《调查记》对武训其人所作的政治结论，让人吓一大跳：“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对武训这样一个行乞兴学的奇人，历来褒贬不一，总体来看，褒多于贬，甚至被许多人尊为“武圣人”。怎么忽然摇身一变成了罪恶滔天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了呢？真是匪夷所思。武训靠行乞积累的钱放债收利息，买地收地租，这是历史事实。武训之奇在于这些钱既不是用于自己享受，也不为传之子孙，而全部用于兴学，让贫困的农家子弟能读上书。以现代观点来看，他积累的财富均属于社会公益的教育基金，性质为慈善事业。将全部私有财产捐赠慈善事业的人，阶级成分能划为大债主、大地主吗？至于武训所兴的义学，教授的当然不外乎当年主流意识形态的《三字经》、四书五经之类的课本。这是历史的局限，历史的必然。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让孩子上学，读书写字，初步掌握文化，总有助于社会进步。武断地扣上“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实在荒谬。按照这种逻辑，不学习文化，就能免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熏染？无怪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风行一时。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步解除了那些长期禁锢思想的符录咒语，人们对一度闪烁金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也提出质疑。有些学者对《调查记》所记进行再调查，发现调查组使用的有罪推定的调查方法，从根本上就成问题。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作出那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调查记》与反右派斗争中给几十万右派罗织罪名，与“文革”中编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如出一辙。

江青进行武训历史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外，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在武训行乞兴学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攻城拔寨，矛头直指清皇朝。《调查记》的开篇就将宋景诗与武训对比。“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有这样两个鲜明的历史人物的对比，足以全面体现毛泽东的农民造反史观；如果再能创造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的电影形象，与武训的电影形象对照岂不是对电影《武训传》最有力的形象批判？于是在《调查记》的基础之上，立即组织电影《宋景诗》的创作。宋景诗在中国历史上数百次农民起义领袖中，寂寂无名，由于这次承担着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影片《宋景诗》的创作受到高度重视。从这部影片配备的主创人员名单，足见一斑。

编剧：陈白尘，著名剧作家。贾霁，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因首先向《武训传》发难，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而名噪一时。

导演：郑君里，《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之一，还执导过《乌鸦与麻雀》等影片。

演员：崔嵬，饰宋景诗。当时崔嵬任中南文化局局长，特借调来担任主角。陶金，饰杨殿一；石挥，饰僧格林沁；吴茵饰宋母……可谓星光灿烂。

《宋景诗》1955年摄制完成。但影片迟迟未出笼，原因在于宋景诗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光辉形象上却存在一个大污点，曾经向清皇朝投降。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上，这本来算不上什么特殊的事件，造反之后又投降，有的投降之后再造反，比比皆是。这本来就是农民起义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一种反映。《水浒传》的宋江走的就是这条路。可见从起义到投降，有其典型意义。《水浒传》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历史，不失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杰作之一。可自从毛泽东将农民起义拔高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制高点，农民起义领袖如果不拔高到完美无缺、光芒四射，何以承载如此重大的历史重任？

对宋景诗投降问题，《调查记》的态度简单明了，一口咬定宋景诗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可《宋景诗》影片的主创人员却不能如此草率地坚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面对大量确凿的史料，视而不见。但如果要忠实于史实，宋景诗这个银幕形象还能发挥批判武训银幕形象的威力吗？正是在把握这个棘手问题的态度和分寸上，大费斟酌，影片需要修改、补拍，直到1956年底才修改完成。

在《宋景诗》的创作中，最能体现艺术家困境的还数《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武训传》遭到灭顶之灾后，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说要拍《宋景诗》的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执导此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伪投降。问题是这一‘伪投降至今仍然是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力逾千钧，“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4]

孙瑜满腔热忱要为新中国电影再立新功，却因《武训传》和《宋景诗》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催垮了。

根据史书记载，宋景诗不仅投降清廷，投降后还帮助清廷镇压捻军、长枪会、回民起义军、张锡珠义军，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因屡立战功，被擢升参将，赏戴花翎，赏赐“巴图鲁”（勇士）名号。后来叛变，又再投官军，最后被清廷扑杀。这才是真实的宋景诗。[5]

为了宣传或证实很值得商榷的理论观点，千方百计去丑化、妖魔化一个历史人物，又千方百计去粉饰和美化另一个历史人物；其结果必然导致歪曲了历史，损害了艺术，腐蚀了政治。

《宋景诗》由于先天的不可弥补的本质性缺陷，远未能如江青期望的那样发挥震撼性的效应。公映之初，舆论和观众反应不多，后来也鲜被提及。

一点反思

《武训传》批判及建国之始第一大文化错案，《武训传》批判及其掀起的惊涛骇浪，原本是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多样，愈来愈个性化。没有一个全能政府能够及时反应这种迅速变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新时期辉煌的30年，中国经济持续腾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一个在饥馑线上挣扎的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震惊世界的变化，即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程。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事无巨细的干预，逐步让位给市场。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就更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个性化得多；怎么能由政府来包办呢？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统帅，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却一再犯下路线性的重大错误。其根源之一，不仅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更热衷于计划文化，力图将几亿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统一于现代迷信的神坛。《武训传》批判开其端，文化大革命集其大成。

笔者侧身电影界半个多世纪，深深体验过政治对电影的种种粗暴干涉所带来的灾乱和痛苦。一个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

[1]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电影集上卷，罗艺军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2]转引自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第2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

[3]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文汇电影时报》，1994.7.16

[4]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载《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5]吴迪：《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