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莫诩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小学。一天，我刚放学回到家，父母亲便叫我来见客人，只见不大的房间里坐着三个陌生人。母亲拉我到一个女孩儿面前说，“这是刚搬来的陈伯伯的女儿陈苏俊，排行老六，小名六姑娘，比你大半年。”当时刚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周围的孩子多半面黄肌瘦，我也还是个黄毛丫头，而我眼前的这个女孩却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只是微笑不语，似乎有些呆滞。女孩的妈妈张墨老师，与我父亲是学校的同事。女孩的父亲，那时大约六十岁左右，眉毛浓重，目光清澈，很是英俊的模样，他就是诗人、翻译家、英文教授陈逵先生，我叫他陈伯伯。

从此，我家与陈逵先生一家成了近邻。他带着女儿常来我家串门，我也渐渐知道了陈逵先生的一些事情。陈逵，字弼猷，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早年留学美国8年，专攻英美文学，20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任教，50年代初他作为外交学院、解放军外语学院的英文教授，还应邀担任毛泽东著作英文翻译委员会的委员。他与张墨老师育有六个子女，大都就读名校，只可惜最小的六姑娘苏俊天生智力障碍，陈逵先生为照顾陪伴这个可怜的女儿，多半时间居家读书写作。

按照陈逵先生的资历级别，他可以享受更好的住房待遇，但他刻意随夫人住在我们普通的中学教师住宅楼里，与邻居共用狭小的厨房与卫生间。尽管他当时的教授工资高出周围人的很多倍，但他的穿着打扮却极其普通，夏天是洗得褪了色的旧衬衣，冬天是薄薄的中式棉袄棉裤，连帽子也不戴。他还经常到胡同口最简陋最便宜的剃头店理发，每次去，理发师傅总带着同情宽慰的口气说，有几块退休金吧？没有也罢，身体好就行。

俨然似大隐隐于市，陈逵先生看上去平凡无奇，但他与一些朋友的交往却显示出他并非等闲之辈。陈逵先生在北京的老朋友中，常听他说起的有经济学家陈翰笙、文学家冯至、生物学家夏康农、历史学家向达等。老人们在一起游历的照片，见证着他们的友谊。1957年，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向达因为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意见，被打成右派，陈逵先生为此感伤不已。70年代中期，当他得知好友向达去世时，情不自禁写下诗句表示哀悼：“故人长逝旧无味，遗物幸存伴寂寥。长夜梦残悬待旦，哪堪窗外雨潇潇。”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陈衡哲女士，也曾留学美国多年，60年代住在上海，陈逵先生去看望她，她的一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生活艰难，足不出户。老朋友感伤她的不幸，她却连连表示“看不见好，看不见好”，这话说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前夕，实在是意味深长。

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身穿拖地长裙、戴宽沿帽的女性在陈逵先生的引见下来到我家，她那宛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打扮，以及满口英文，都令当时的我们极其惊讶。她的皮肤细腻，温润饱满，姿态十分优雅，如果不是她总是称已近不惑之年的我母亲是“小姑娘”的话，丝毫觉不出她已是八十岁的老人。她就是民国名流章士钊的前妻吴弱男女士。

更难忘的是，“文革”后期，曾在浙江大学读书、以后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胡乔木，也在冬日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女儿的陪伴下，爬上昏暗拥挤的楼层，来看望自己昔日的老师。已经睡下的陈逵先生匆匆爬起，就在逼仄的小屋和凌乱的床铺前，春风桃李，师生情长。胡乔木坦诚表示要帮助老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陈逵先生再三婉拒，不愿给人增添麻烦。

宁可自己忍辱负重，也要尽力帮助朋友，这就是陈逵先生的性格。陈逵先生说他的原名叫庆余，因为敬佩水浒好汉李逵爱憎分明的精神，便自己改名为逵。他的待人之道还真的是特别重情义，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

陈逵先生长年资助生活困难经济拮据的老友。每月领了工资以后，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到邮局给多个朋友汇钱，数目不多，月月坚持。我曾问为何每月分寄而不一次整寄？陈逵先生说，情谊要细水长流，绵绵不绝，每月都给朋友一点喜悦，自己也可以从中得到快乐。

“文革”期间，我父亲因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被批斗，一些同事邻居害怕牵连，避之唯恐不及，而陈逵先生却照常来家串门。一次，我父亲第二天要被批斗，当晚全家惊恐万分。陈逵先生特意手书世界名著中的名言警句来支持我们，记得他引用了《鲁宾孙漂流记》中的句子，“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本身要可怕一万倍”，给我们增添精神的力量，度过那难熬的岁月。

其实，年轻时的陈逵就是激情澎湃、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常常讲起他在20年代末回国踏上上海码头的那一幕。他看到贫弱不堪的难民，耀武扬威的军警，禁不住放声大哭，这就是我的同胞、我的祖国？这实在与地球另一面的安宁富足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自回国以后，陈逵就作为进步教授闻名学界。他在课堂上借讲西方文学，大讲自由平等的理念。他与美国来华的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交往深厚。在陈逵先生的藏书中就有史沫特莱亲笔签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1952年，遵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她一半的骨灰自伦敦运至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陈逵为此写了《减字木兰花·敬挽史沫特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陈逵先生个性鲜明，不愿委曲求全，三四十年代里他频繁地变换学校，只是因为对校方管理或某种不良风气的不满，他便拍案而起，拂袖而去。40年代末期，当时的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陈逵先生热切期盼新政权的诞生。他应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总参谋部的英文顾问，还积极劝说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回国或留在大陆，一起为国家的新生工作。

陈逵先生在中英文语言与文学方面的造诣很高。在美国留学时他用英文写作介绍中国的古代诗人陶渊明、白居易等，自己也创作英文诗歌，诗作发表在美国20年代的一流文学刊物《日晷》、《民族》上，被称之为“中国的雪莱”。美国内不拉斯加大学授于他“桂冠诗人”称号。他翻译过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等世界名著，也是毛泽东诗词最早的英文译者。平时在家中，他也时常将所思所感写成诗歌。诗兴所至，信手写来，香烟盒、日历纸、书眉空白处上都留下了他的笔迹。在他1990年去世之后，家人将他的诗歌收集整理，由南开大学（他曾任该校英文系第一届系主任）出版社出版了《陈逵中英诗文选》。著名诗人冯至评价他的诗“语出自然，不拘绳墨，然佳句连篇，警句屡见，无不耐人寻味，启人深思，颇得魏晋风骨”。

尽管如此，与他本人的学养造诣相比，陈逵先生在学术成果上并未达到著作等身，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几乎等于赋闲在家。我想也许是陈逵先生太怜爱自己的那个天生智障的老六，就像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对待残疾的女儿一样，总想以加倍的关照爱护，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来补偿和抵挡命运的苦难。事实上也是这样，从我认识陈逵先生起，我看到他无论上哪儿，身边总是带着他的微笑不语的小女儿，手牵着手，不离不弃。仅有一次，他把老六交给读中学的姐姐老五带出去玩，一会儿姐姐回来说不见了妹妹，平时温雅的陈逵先生竟当着众人的面一个巴掌朝老五打过去，幸而后来老六被找回到了家。

从60年代到90年代，近30年就这样过去了，不再翻译，不再公开发表诗歌，偃旗息鼓，离群索居。也许是为了弱智的女儿，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他常说起民国年代他在大学时的心气高扬，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洒脱与自信，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好友，也说起靠阿谀奉承而走红的某些旧识。每到这时，他的情绪就会从激昂兴奋归于感叹无奈，收起自己的那盒廉价的香烟，对憨笑懵懂的六姑娘说：“你不懂——我也不懂，走吧，回家。”

[1]《陈逵中英诗文选》，张墨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2]《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英]萨克雷著，陈逵、王培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3]《中国的雪莱——陈逵》，陈浩望著，见《传记文学》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