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

“公司+农户”的模式并非重庆独创。

重庆模式之所以闻名，与重庆市工商局出台的规章有关：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

“重庆模式”因要求不能改变农业用地性质而得到更多层面的认可，亦被称为“第三次土地革命”。不过，从目前情况看，“重庆模式”大规模推广的条件仍然不成熟，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改革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具备农业产业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条件。

土地流转能否顺利地进行，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弱、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农业企业产业化程度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最主要的就是把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从农业中逐步转移出去,并且获得比较稳定的就业，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就无从谈起。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二是必须完全出于农民自愿，不能行政一刀切，而目前农民意识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当初重庆希望交易所面向全国，但最后并没有实现，与此不无关系。

实际上，在成立仪式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就对交易所成立的意义作了详细解释，“通过开展远距离、大范围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本。土地，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它一旦流动起来，必然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并有力地促进资本、产权、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土地看做生产要素，那么，流动与进入市场与否，将是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地票交易的精妙就在于，打破了原来的二元土地制度，让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实现互补。“从这个角度讲，地票在中国的土地改革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局部。

大家可能都看到，近些年来，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并没有被农民充分享受。相比之下，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开发，则能以股东身份获得相对稳定的利益或分红，因而对于稳定农民生活水平与农村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从最乐观的角度看，重庆的探索帮助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本实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

在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产业要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是，土地利用首先要实现升级。而在不改变土地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而怎么做，并没有现成模式，各地都在自下而上地摸索经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解放农民是关键，保障农民权益是基本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激活农村生产力，不仅应通过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能，同时应当鼓励、推动农业人口向高附加值的工商行业包括农产品加工行业转移就业。如此双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对土地承包权流转进行服务和管理，其实就已经肯定了市场化才是实现土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手段。

但在成都、重庆这两个先行城市已经明确由国有力量建立交易所的背景下，其他地方会如何做？如果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那么这个市场的交易资质由哪个机构来认定？哪个部门负责对交易进行监管？交易完成后，土地交易的权属证明由哪个部门负责颁发，这些可能是现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