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津艳

摘要：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母亲的社会人格已经被固定化和模式化了。母亲意味着“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宽厚仁慈”。但奥尼尔和曹禺却在他们的悲剧中向世人展示了母亲的另一方，他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关于母性的神话。

关键词：奥尼尔；曹禺；母性：取舍

西蒙·波娃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走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使然。”这个观点迄今为止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自从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形成以来，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母性”都被赋予了“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宽厚仁慈”这样的社会人格，母性的这种社会人格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塑造和填充，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被加以精心维护，文学家为它谱写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母性成了传统文化中最无私、最伟大和最受人崇拜的品质。然而，纵观20世纪美国和中国最伟大的两位戏剧家奥尼尔和曹禺的戏剧，我们不得不深感诧异：传统的相夫教子、忠贞贤淑的母性光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带着丑陋、冷漠、自私和变态等特性的母亲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剧作里。

笼统说来，奥尼尔笔下的许多母亲形象一反传统文化对母性社会人格的赞美——在《榆树下的欲望》、《悲悼》等名剧中，杀子的母亲、变态的母亲、吸毒的母亲纷纷出现，她们与神龛上供奉着的母性神话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在曹禺的剧作《雷雨》、《原野》和《北京人》中所塑造的母亲形象都不是什么贤妻良母。可以说，传统文化所全力讴歌的崇高而伟大的母性被曹禺放到一个更为真实更为复杂的背景中去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看到了光环之下母性中的另一面，这里，我们仅以《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和《雷雨》中的蘩漪为例，从这两位母亲对于人性和母性的取舍。

奥尼尔完成于1924年的《榆树下的欲望》被认为是对曹禺的《雷雨》影响甚大的一部悲剧，对母亲形象的塑造这些方面，有深刻的相通之处。

《榆剧》中的女主人公艾比35岁时嫁给了75岁的农场主伊弗雷姆·卡伯特，成为卡伯特第三任妻子。艾比嫁给卡伯特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占有他的农场，使自己从此彻底摆脱贫困。卡伯特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埃本25岁，他绞尽脑汁要将农场占为己有，面对继母艾比，埃本初始充满了仇恨，因为在他看来亲生母亲是被这个农场累死的。这个被恋母情结所困扰的小伙子仇视父亲，更仇视艾比，他将占有和守护农场，视如占有和守护母亲的心血和灵魂一般。艾比和埃本在争夺农场的过程中各自用尽计谋。但这个冷酷的守财奴把农场留给了儿子。所以，为卡伯特生一个孩子，通过拥有孩子最终获得农场，成了艾比最初的打算。为此她陷害埃本，想将埃本赶走，然后独霸农场。但和埃本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她发自真心地爱上了埃本。当他们的私生子被误以为是卡伯特的儿子而获得农场的继承权之后，不明真相的埃本要离开艾比，为了证明情人比农场对自己更重要，艾比选择杀死亲生儿子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埃本的爱，试图将农场留给埃本。毫无疑问，艾比的行为是惊世骇俗的，这种选择无异于给传统的母性规范刺出了尖锐的一剑。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曹禺的悲剧《雷雨》中的母亲蘩漪身上。蘩漪在情人周萍和儿子周冲之间。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周萍，甚至于在最关键的时刻将儿子周冲作为一种工具，试图让他来挡住周萍与四风出走的脚步。她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将周萍留在自己身边。同样的，也宣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精心铸造的母性社会人格的被颠覆。

为什么奥尼尔和曹禺在他们的剧作中对母亲角色赋予一种与传统社会文化全然相抵触的特性?他们将母性从神龛中拿出来，其意义何在?这是令人深思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人的人格是成年期以前经验的产物，尤其是幼年时的经验是人格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去理解奥尼尔和曹禺对母性内涵的展示，也会找到某些有助于理解他们作品内涵的路径。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作家的人生经验对他的创作会产生巨大的影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设想，这两位20世纪上半叶各自生活在美国和中国的伟大的戏剧家不约而同在许多剧作中对传统母性神话进行解构。与他们在自己人生成长历程中母爱的缺失这个事实有着密切关联。

据有关资料记载，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爱尔兰移民劳工，早年曾经历过不少磨难，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但早年的贫穷生活使他变成一个吝啬的人，正是他的吝啬使妻子被庸医所误，以致后来长期注射吗啡成瘾。母亲在吗啡的作用下自我封闭，长期冷落儿子。奥尼尔自幼就缺乏母爱，孤单的童年养成了他极为内向敏感的性格，同时极富叛逆性。所以他刚成人就离开了家，即使在外漂泊流浪，贫穷潦倒、绝望自杀，他也不肯回家寻求安慰。可见“母亲”这些在传统文化中充满温情的字眼并没有给予奥尼尔心灵上慰藉。甚至他背弃早年热诚笃信的天主教，也被认为是源于母亲：他祈祷天主治愈他的母亲，而夭主未加理睬，

曹禺的母亲在他出生三天之后即因患产褥热离世，尽管家中经济状况不错，但缺少母爱的曹禺生活并不幸福。他一再强调，“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于非常痛苦，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曹禺的父亲和继母也吸鸦片。两个家庭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此看来，两位剧作家自小未享有母亲的关爱，对传统文化所全力讴歌的伟大的母性缺少真实的体验，加之家庭在他们心目中，都不是人生旅途中安全可靠的港湾，所以他们更多是从表现真实而复杂的人性这一角度出发去书写母性，而不是从维护传统的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表现母性。母性在奥尼尔和曹禺看来，并不仅仅包涵着“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博爱仁慈”这些内容，更包涵着复杂的社会性和人性等各式各样的内容。应该说，奥尼尔和曹禺让自己笔下的母亲以这种惨烈而惊心的方式去颠覆母性的神话。其中至少蕴含有这样的一种意义，即提醒人们不仅要站在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立场上去看待一个母亲，还要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去认识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人，她们不仅有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和义务，也有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七情六欲。如果社会只从维护伦理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去强调她们的责任和义务，却忽视她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需求。她们会不顾一切地将母性的神龛打翻在地的。由此可见，人生的体验加上对传统文化核心的认真审视，是促使他们背弃传统立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