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志勇

摘要：《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体现了很强的思想性，为了表达思想，李敖选择论辨这种直白而少伪饰的手法，借古讽今，旁征博引，再现了戊戌变法中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巨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呐喊与彷徨。论辩作为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以对话的方式在小说文本中展现出来，并承担了表达思想和刻画人物的重要任务。论述内容不仅广博，而且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

关键词：李敖：北京法源寺：论辩特色

李敖是中国当代成绩卓著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发表著作上百种，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其文说古论今，嬉笑怒骂，豪放与婉约并存，风趣与幽默兼备，常为读者所注目。《北京法源寺》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该作品以北京法源寺为中心意象，以戊戌变法为背景，塑造了康有为、谭嗣同、粱启超等人物，成功地再现了一幅十九世纪末一些中国仁人志士救国图存、奔走呐喊、抛头洒血的历史画卷。这是是一部以表达思想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为了表达思想，李敖选择了论辩这种直白而少伪饰的手法。借古讽今，旁征博引，成功的塑造了于戊戌变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巨人形象，也使论辩在《北京法源寺》中如鱼得水，别具特色。

一、论辩以对话为表达形式。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

小说中既有文本中人物的言语，也有叙述人言语，并且往往以后者为主，而通读《北京法源寺》后我们不难发现，《北京法源寺》与传统小说恰好相反，文本中人物的对话成为小说的“主角”。小说共有十五章，加上楔子和尾声，一共十七部分内容。而其中第二章《寂寞余花》、第三章《休怀粉身念》、第六章《皇帝》、第七章《回向》、第八章《大刀王五》、第九章《戊戌政变》、第十章《抢救》、十一章《舍生》、十三章《他们都死了》、第十四章《明月几时有》、十五章《古刹重逢》等十一部分是以对话组成。

在小说中，对话成为论辩的表现形式，而且承担了刻画人物、表达思想的任务。这些对话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你一言我一语无目的的对话，而是围绕某一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的论辩，虽然只是生活中的普通场景，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辩论比赛，更充满了奇情和思想。在这样的论辩中，作者虽未刻意去刻画人物形象，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形象丰满的谭嗣同、粱启超或者光绪皇帝，可以说是论辩使人物形象丰满深刻。

小说中写李十力的外貌：“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这些外貌描写当然不足以丰满他的形象，但是经过他和康有为之间关于革命和改良，过去现在，康有为的个人得失等等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体现出李十力卓越的见识，对问题的深刻的见解，使他的言语间体现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革命者、一个“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人的自信与潇洒，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了起来。

应该说，李十力在书中只是个配角，在主要人物的出场与退场起着作用，在文中也通过李十力之口为康有为、为戊戌变法做了个总结。但就是这一个配角。也依然在论辩中被塑造的如此丰满，更毋论主角了。陈才生在《<北京法源寺>的文本意义》说“作者通过独特的结构形式，运用论辩话语、意象叙述等充盈着奇情与思想的语言对话，诗意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批文化思想巨人寻找救国之路的心灵历程。”此言得之。

二、论辩成为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

李敖声称《北京法源寺》是“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的表达思想的小说。”口昨者避开了小说惯常的注重情节和人物行动的叙事方法，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对人物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为了表达自己思想，李敖借历史人物之口尽情挥洒，表达了自己对历史问题，或者现实问题的看法。在小说中，不止从康有为身上可以看到李敖思想的影子，梁启超、谭嗣同、李十力的言行中都可以看到李敖的思想痕迹。

在《李敖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79年李敖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他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席间平鑫涛向他介绍了三毛。在听到三毛到非洲去帮助黑人的事情后，李敖毫不留情的指出三毛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伪善：“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李敖认为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所以她是伪善的……

在小说的第二章，康有为和余法师关于“善和伪善”争论，分明就是李敖在上文回忆录中所表达的看法，只不过是借两人的口一层层的表露出来。观点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回忆录中是李敖直抒胸臆，而小说中则是借论辩来表达思想，这与《李敖回忆录》中以事实娓娓道来是不同的，思想性也更重一些。

三、论辩内容广博且与人物身份十分贴切

别的小说中也有论辩，但只是情节构成的一小小部分而已，出现的次数也很少，而李敖的却不然，就像李敖自己所言，“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论辩在《北京法源寺》占很大比重，论述的内容有四百多个子题，从大到生死，小到荤素问题，论述内容的广博是其他小说罕见的。在二月河的《康熙王朝》也有论述，但却以讲述为主，比如里边有一段伍次友和众人关于“中国人”外延的辩论。其观点是和《北京法源寺》中是一样的。但在《康熙王朝》中这样的论辩太少了，议论只沦为小说的点缀而已，是远远比不上《北京法源寺》丰富广博。

这部小说不仅论辩的内容丰富广博，而且论辩的内容十分符合书中的大人物形象。《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写大人物的书。李敖称他“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写相同题材的《戊戌喋血记》比较，我们更能看出这一点：

《戊戌喋血记》也是一部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书中塑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谭嗣同的鲜明丰满的形象，刻画了光绪帝、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珍妃、赛金花和慈禧、荣禄、刚毅等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是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相比，《戊戌喋血记》的人物更像平平凡凡的人，少了一些大人物的气质。

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有描写粱启超和谭嗣同关于是走还是留的的争论的场面，但方式却有所不同。可以说两者都能够表现出谭嗣同视死如归的大气凛然，可《戊戌喋血记》中不走的理由是“今日皇上情况不明，幼博等生死来卜。朝政危及险极，我岂能撒手就走?”谭嗣同是为了尽到责任才不走的。他的理由是一个普通人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的选择，是一种人之常情。但“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的第一人”(饮冰室石话)的谭嗣同毕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应该是一位充满奇情的伟男子。李敖在处理这一环节上和任光椿不同，他让梁启超和谭嗣同在去与留、死君还是死事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了大人物的思想、行动、和大人物相适应的奇情，也塑造了一位心可昭日月、身可立天地的英雄形象。

《北京法源寺》的论辩特色自然有其渊源。李敖说《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很像二十世纪初俄国小说的风格。“可以说对他人或者他人的借鉴是小说《北京法源寺》渊源的一部分。基于李敖本身。他长期的杂文创作，无疑也对他的小说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