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虹

摘要：“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塞万提斯戏仿骑士小说塑造了堂吉诃德——世人眼中的“疯子”。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以及《上校无来信》中的主人公身上，可以洞察到堂吉诃德那神圣的“疯癫”。三个人物都是为正义和荣誉而战却最终失败的英雄，他们的伟大建立在疯癫和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表明人类一直在与自私贪婪、冷酷无情、争权夺利做斗争，而世界恰恰需要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来拯救。

关键词：互文性；反英雄《堂吉诃德》；《百年孤独》；《上校无来信》；复调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年)的问世，革新了小说艺术，将其作者推到当代作家之前列。《百年孤独》中的场景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从骑士小说中得到灵感的塞万提斯的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本文试图阐明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堂吉诃德精神。

1、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1966年提出，她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换言之，互文性强调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强调任何文本都没有什么固定的界限，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是永无止境的。互文现象是文学传统。维吉尔从荷马那里得到启发，但丁追随维吉尔，加尔西拉索从彼特拉克的《歌集》得到灵感，塞万提斯戏仿骑士小说创作了《堂吉诃德》。笔者试图通过本文指出《百年孤独》、《上校无来信》中可感知的与堂吉诃德的亲缘性，即堂吉诃德精神在这位世纪文坛巨臂哥伦比亚作家作品中的体现。

2、反英雄

现代小说使读者的幻想破灭的特点之一往往是英雄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缺乏魅力的灰暗形象——反英雄。传统英雄完美无缺，出身显赫的门第，是受敬仰的胜利者，英武洒脱之气使贵妇人为之倾倒。他谨慎，理智，对现实有准确的认知，有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忠诚部下。熙德、罗兰、特里斯丹是典型的传统英雄。与传统英雄形象相对应，出现了堂吉诃德、奥雷良诺上校这样的反英雄。堂吉诃德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一个无名村夫，没有显赫的门第和确切的家乡：读者只知道他是拉曼却地方的某个角落的小乡绅，拥有的装备不过是一匹干瘦的劣马、一只猎狗以及祖上遗留下来的锈迹斑斑的长矛和盾牌。他没有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前途。没有承继事业的后代。他单枪匹马闯荡天下。好不容易找到桑丘这个随从，给后者的酬劳也很微薄。

在骑士小说中。骑士一般是青年男子。他全副武装。披挂上阵。如果狭路相逢的骑士拒绝他的某个请求。就向对方挑战。最后其中一人投降。战胜者往往被国王迎到宫殿，而国王的女儿爱上了骑士，与之喜结连理。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堂吉诃德身上。他在客栈“受封”骑士后就立即出发去闯荡天下。出门不久碰上了一伙游侠骑士(其实不过是几个丝绸商人)。他拦住对方去路，要求对方认可“举世无双的温柔内雅是拉曼卡的女皇，天下美女她坐头一把交椅。”对方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将其心上人贬得丑陋不堪。堂吉诃德抑制不住心头怒火。用长矛冲着其中一人刺去，“他用力过猛，使稀世弩驹绊倒在地，把堂吉诃德绊得老远，几乎爬不起来了”。滑稽的模仿逗人捧腹大笑，英雄的骑士成了大家的笑柄。

戏仿是互文性的主要指涉方式，体现为一种游戏形式的刻意模仿，是对先前文本思想内容的颠覆与嘲讽。哈沁森认为“戏仿是在一个文本中重复另一个熟悉的文本，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艺术形式诞生，它使传统获得新生，为艺术家拓展新的表现空间。”塞万提斯戏仿了骑士小说，其目的在于“要使天下之人厌恶荒诞不经的骑士小说”。堂吉诃德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头脑疯癫、混淆现实与幻想。虽动机高尚，却屡碰钉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以及《上校无来信》中的主人公无不如此。奥雷良诺上校一生发动了32次武装起义。却全部失败了。他的17个儿子也在一个夜晚全部遇害。他逃过了14次谋杀，73次暗杀。一排步枪的扫射，一直活到老年，遁人马孔多的首饰作坊去做小金鱼儿打发时光，以此来求得心灵的宁静：“对战争的失望打破了他从前的梦想，他腰弯背驼。目光呆滞，沉默寡言”。“他明白了安享晚年的秘诀是跟孤独签订体面的协议。”《上校无来信》中的退伍上校风烛残年，饥寒交迫，本是战争的功臣却被人遗忘，执着地盼望着永远也不会兑现的退伍军人抚恤金。上校和堂吉诃德一样。与生活其中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失败的原因在于其理想的虚幻。他执着追求在他的世界中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公正。

3、神圣的“疯癫”

另外一个联系这三个人物的共同点是“疯癫”。在周围人看来，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理智。他们歪曲或无视现实。与所处的环境对抗。堂吉诃德在读了大量的骑士小说之后失去了理智。决定做一名游侠骑士：“想到世人多么需要他去铲强除暴，惩处罪孽，匡正不义，制止恶行，讨还血债，他便一刻也不能耽搁”，“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打算付诸实现。”绅士阿隆索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冲向外面的世界去安良除暴。

塞万提斯笔下这个人物的初衷是善良美好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堂吉诃德的疯癫表现为脑汁枯竭，丧失理智。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医生胡安，瓦尔特，德，圣胡安，在其著作《心智分析》中认为，性格差别取决于混杂在每个人体内的各种体液的不同比例。完全均衡的体液配置早就能力平平的庸人。而智能的超常发展却必须伴之以某种错乱和失调。换言之，凡是杰出的心智必然是某种失衡的结果。因此堂吉诃德的疯癫是一种神圣的疯癫，因为他为了伸张正义而打破社会常规的束缚，帮助穷人，和权贵斗争。进步的思想起初往往被看作异想天开，而后来一旦被接受，就成了例行常规。

绅士阿隆索从安静的乡绅成为游侠骑士堂吉诃德，无独有偶，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改变了名字和性格。在亲眼看到四个士兵在一个上尉的命令下打死了一个被疯狗咬伤的妇女后，决定揭竿造反。他的岳父，镇长堂?阿波利纳?莫斯科特“好不容易才认出来，这个脚穿高筒靴、背上斜跨着步枪的阴谋分子，原来就是跟他玩多米诺骨牌一直玩到夜问九点的那个人”。岳父叫他理智一些，说他是胡闹。他喊道：“这不是什么胡闹，这是战争，而且您也别再叫我奥雷利托了，我已经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了。”和堂吉诃德一样，他以前也不会用武器，而现在“当他用从没表现出来的威严口吻命令赫里内尔多，马尔克斯把小伙子们武装起来，准备参加战争，后者还不相信。两天之后的半夜时分，小伙子们在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的指挥下，用菜刀和尖铁器武装起来，在一次乱纷纷的举动中，突袭了军营，夺取了武器，在院子里把上尉和打死妇女的四个士兵枪毙了。”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和堂

吉诃德一样，是受在世界上匡扶正义的执着理想的驱使而行动的。

《上校无来信》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形象。正如其妻所言。只有疯子才会花费15年的时间等待一封信。上校缺乏理智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他相信誓言和忠诚，一再接受托辞性的答复，执着地等待下去。他和堂吉诃德一样年老体衰，身体条件不允许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好比一个人参加赛跑，却缺乏必要的活力。这种不协调使他们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周围人的眼里他们肯定是发疯了。

4、漠视生存需要

堂吉诃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上校，为了追求正义，实现理想，不在意物质需求，经常忍饥挨饿。堂吉诃德的贫穷和对物质的不在意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第二章中，描述堂吉诃德的首次出行：“他走了整整一天，晚上的时候，人困马乏，饿得半死，——”。第三章中，当客栈老板问他身上可有现钱，堂吉诃德说分文没有，因为骑士小说里从来不写这类事情。上校的饥饿丝毫不亚于堂吉诃德的饥饿。整个故事简直是一副逼真的饥馑图，夫妻俩经常上顿不接下顿。为了喝上咖啡，上校竟然去刮壶底残留的咖啡渣。

乡绅和上校的贫穷和对物质的淡漠，都反映在他们的衣着上。《堂吉诃德》中多次提到主人公在衣着上的寒酸。在第二部分的第二章中，桑丘说村子里的人背后议论堂吉诃德：“绅士们说您不过只有四架葡萄，两亩薄地，说到头也只是个小乡绅，竟自称堂什么什么，披上几块破布，做起骑士来了。骑士们说，他们可不喜欢乡绅们抢他们的饭碗，特别是那些只配当侍从的家伙，说他们补黑袜子用绿线，鞋脏了得自己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上校在衣着的寒酸上丝毫不亚于堂吉诃德，一次上校看到妻子裹着一件用不同颜色七拼八凑起来的衣服，说她看起来象一只啄木鸟，妻子说：“为了给你穿上衣服，只好做啄木鸟”，同时展开一件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布给上校做的衬衣，只有领口和袖口是同一种颜色。上校拥有的唯一像样的衣服是“他结婚后只在特殊场合穿的衣服。他把它藏在衣箱的最下面，用报纸包着，里面放着樟脑球以防虫蛀。”

5、黑色幽默

以上阐明了这些人物的世界观呈现出共同点：对既定事物的叛逆，疏离传统观念。与惯例常规、因循守旧决裂，但是他们实现理想的行为不得不付出代价：受人愚弄。他们周围的人拿他们取乐，嘲笑声取代了严肃的意义，这些人物的英雄主义在嘲笑声——一切高贵动机的破坏者面前——败下阵来。最先嘲弄堂吉诃德的是客栈的“两个当面议价”的姑娘。骑士出于对现实的理想化，以为对方是有身份的仕女，而后者由于干惯了那种行当，早已失去了廉耻，听到有人叫他们“仕女”，便忍不住大笑起来。她们嘲笑的恰恰就是堂吉诃德由于疯癫而抬高她们的身份。小说中类似的情景比比皆是。

在《上校无来信》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苦涩的笑声中流露出的黑色幽默。主人公不仅受妻子的嘲弄。而且也经常自嘲。一次大病初愈，妻子说他瘦得就剩下一把老骨头了，他自我调侃说自己是为了应聘黑管厂的经理在减肥，以便得到高薪。还有一次妻子带他去看病，对医生说他清晨时发过烧。闻听此言，上校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坚决地予以否认，还说觉得自己行将就木的那一天，宁可自己跳到垃圾堆里去也不看病。

6、复调

堂吉诃德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部作品中的亲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其他先前文本的转化”。在巴赫金看来，文本通过读者的理解与其他文本联系起来，从而使文本进入对话中，这种对话关系，就象音乐中用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是揭示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感情的多层次性的“多声”现象——即“复调”。文本的含义繁殖了：小说在其可变化的范围内只能被当作复调来读。很明显。上述三部小说或多或少都是复调的。

上述作品中主人公之间的亲缘关系，体现了永恒的不变因素：今天，和昨天一样，堂吉诃德挥舞长矛反抗自私贪婪、冷酷无情、争权夺利。三位反英雄形象的伟大建立在他们疯癫和理想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我们世界的天空，布满平庸和物质的氤氲，人们为了争权夺利而流血牺牲，缺乏高贵的理想、利他主义和团结一致。社会需要堂吉诃德式的“疯子”。他们是人类的拯救者。他们的榜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他们的言语永远在人们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