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俐俐　曾　斌

张俊彪是从黄土高原走来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在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散文、儿童文学、文艺评论的天地纵情驰骋，留下了众多值得称道的作品。张俊彪的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共筑的“内心自我价值展示”阶段；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和中篇小说主导的“社会历史情境再现”阶段；以《幻化》等长篇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宗教、艺术、人生等全方位反思”阶段。1999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三部曲（分为《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幻化》的创作从构思到定稿付梓历经20余载，可谓张俊彪近40年文学创作生涯的扛鼎之作。

在对于《幻化》的反复研读中，笔者感受到作者从人生精神、艺术精神乃至宗教精神的高度，呈现对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深度哲思。文学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鲁枢元关于“退步论文学”的提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中外文学史上，“退步论文学”可谓源远流长。“退步论文学”与进步文学并非决然对立，而是对每一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进步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反思“社会进步”当中暗藏的隐忧，从而确保进步的质量和稳妥，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前行。在此意义上，“退步论文学”的“退”也便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尽管“退步论文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别里会呈现出不同风貌，然而，回望式的叙事姿态和清醒的反思意识，是“退步论文学”的核心内涵之所在。《幻化》在社会进步的整体历史情境下，通过艺术表现方式，对20世纪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进步与人性进步命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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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何种叙述结构不仅可以显现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而且往往可以见出作家所秉持的叙事姿态和叙事立场。回望式叙述是“退步论文学”一种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方式，它往往表现为作者对于个体、社会、艺术、人生等方面的回望与沉思，并通过相应的叙述方式得以表达。回望式的叙事姿态一直贯穿张俊彪的整个创作生涯，从文本的深层结构看，这种叙述结构的形成源于作家回望式的叙事姿态，尤其是对于史诗意识的追求。张俊彪不仅是一位充满创作激情的作家，更是一位具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张俊彪认为“文学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将伟大而又深邃的思想融入个人体验并意识到的社会历史当中，再用丰富的内在感知与生动的外在情节和细节反映出来”。他创作了一批回首民族历史进程中优秀事迹的传记、报告文学，如《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最后一枪》《山鬼》《鏖兵西北》等。这一系列创作积淀，为《幻化》中对老一辈革命家复杂灵魂的透析，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刻反思奠定了基础，初步显露出张俊彪对于小说史诗品格的追求。随着人生阅历的日益丰厚和艺术探索意识的逐步增强，张俊彪终于在《幻化》这部“大书”中，通过三位主人公从普通的农家子弟到显赫的封疆大吏，由生至死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遭际和命运变化，演绎出纷繁多变的人物和事件，交织出重叠纵横的时空与历史，形成了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命运的立体多维式审视。“史诗性，正是《幻化》的一个首要和显著的特色。”史诗的重要特性就是对于整个民族历史的回望，因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往往成为不少史诗性作品极为重要，而且常常是惟一的角度。《幻化》也可以由此角度加以观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幻化》渗透出的反思意识，并不是单一地从社会历史角度展开。《幻化》所呈现的对于中国百年历程的回望和思考，一方面源于军人出身的作者充溢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艺术的方式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于结构作品的需要，为形而上的思考提供一个可触摸的宏阔的历史图景。然而，这只是作品最外层，或曰最浅表的一面。多年的知识积累、艺术探索和思维积淀，使得《幻化》立足于特定的历史长卷，以具有超越性的眼光，呈现出对宗教、哲学、艺术、人生等多层面的深刻反思，从而形成作品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丰厚意蕴。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回望与反思，总是指向人们所生存的当下与未来。张俊彪始终坚持“要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肯定人性之中美好的一面，哪怕是一丝亮光。《幻化》中塑造的华馨薇、穆静、艾尼娅等一批美好的女性形象，甚至霍士斌、何人杰、梅静亚等人彻底或不彻底的自省，都可以见出张俊彪的这种美学追求。

如果说这种潜在的叙事思路贯穿他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那么，张俊彪对于小说叙述方式自觉而清醒地探索，则促成了《幻化》令人称叹的回望式叙述结构的外在呈现。张俊彪最初是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学舞台，前期的散文、短篇小说可以见出他擅长诗性表达。以《鏖兵西北》《红河丹心》《黑河碧血》《山鬼》等作品继续着其文字的诗性品格，也开始有意识运用相应的叙述方式，以契合历史反思的主旨，但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作品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影响比较大，在结构布局和写作技法等方面都还局限于传统成规。《幻化》则打破陈规，运用了颇具创新性的回望式叙述结构，从而实现与“从社会、历史、宗教、艺术、人生等全方位反思中国百年历程”这一主旨的完美契合。具体而言，《幻化》以社会历史的线性发展为经，以主人公的行动、思绪为纬，织就了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图景。《幻化》三部曲之间呈现出时序递进关系：《尘世间》讲述霍士斌平反前三次出走滨河所引发的所见所思；《日环食》中霍士斌已经取代何人杰的位置，展示出黎可夫与这两位曾经的好友观看日环食的不同心境；《生与死》则呈现出三位耄耋老人如何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幻化》按照时间线索（每一部的倒叙片段间也遵循着历史演进轨迹），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后的建设，经由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经济的进入，直至香港回归。在这种与历史发展脉络并行的整体外在框架下，经由全知叙述者对这些人物曲折经历的讲述，深刻而又本相地传达了作者之于历史及人生的洞察，具有一种回望与反省的意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尘世间》与《日环食》中，人物对于往事的追忆并没有采用常见的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而仍然由全知叙述者讲述，这样一来，既便于跳出人物视角的局限，描绘出广阔的历史场景，表达客观的评价思考，又凸现了人物个体思想情感、生命历程中潜在的普遍意义。多种倒叙手法的交替运用，既能随时随地把时间拉近或推远，形成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叠合。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反思社会、反思人性，展现人生的真谛。张俊彪在《幻化》繁纷的形象系列和阔大的艺术时空中，以其独特的回望式叙述，寄寓对社会进步和人性进步的深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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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小说属于叙事性文学体裁，长篇小说更易凸显叙事意味，具有史诗意味的长篇小说的叙事特质尤甚。然而，张俊彪在《幻化》中打破了这一创作常规，将诗的灵动、诗的韵味贯注到叙述语流与整体情调中，形成诗性叙述风格，强化了《幻化》以“重精神”“崇尚自然心灵”“清醒的反思意识”等为思想内核的“退步论文学”特质。

张俊彪多次感叹，“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就像不能没有歌，不能没有爱一样”。诗性表达是读者阅读《幻化》最为直观的感受，他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摹人状物、表情达意，这一点可以从《幻化》充盈的诗性叙述语流中见出。

诗性表达首先体现在颇具诗性意味的遣词造句上。书名“幻化”二字本身就营造了遮云笼月、朦胧变幻的诗境。“光线变幻着，折射着，闪烁着，交织出一幅光的美妙图景。微风吹过黄土高原，光的经纬发出清晰悦耳的震颤，奏响了一曲黄土高原交响曲。”这段对于霍士斌第一次出走滨河后所见之景的描述，兼具形象和意境，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隐喻性思维，即明写光线之变幻，暗指人生之变幻（霍士斌人生、人性变幻之旅就由此而始），深得诗歌之精髓。而且，这类注入了浓烈的主体情致和情感评价的文字，使文本弥散着浓郁的抒情气息和充盈的诗化氛围。张俊彪还非常善于以诗性语言表达对于文学、宗教、艺术与人生的哲思，全书最后关于文学的理解就在诗意的表述中蕴涵着深刻思考：“尘世间布满了苦难与灾祸，令人类的生命过程感识不到多少真善真美的东西，文学艺术有责任创造出许许多多尽善尽美的形象与灵境，像仁善博爱的魂灵一样恒久地生长在人类的心神和情感圣地里，不熄不灭。而文学艺术的参天大树，理应与自然界的参天大树一样不见任何刀刻斧斫的印痕，甚至愈是保留了原本的枯枝与黄叶，就愈显得真实又完美。”真可谓知人之言，见道之语！

诗化的情境淡化了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对于人物的形塑，使人类一些本原性命题浮现出来，从而更加凸显小说的诗性品格。《幻化》为读者提供了大量诗化的情境。其中华馨薇去乡村寻找何人杰那部分写得最富诗意。实际上，华馨薇与何人杰之间情人关系（后结为夫妇）的形成原本不具备美感，或许还让人产生些许反感。然而，何人杰倒台后，二人在游街示众时的心意相通、异地囚禁中的苦苦思念，无不让人为他们对爱的执著与坚忍而动容。此刻，华馨薇的寻找已然超出了个体意义，传达出人类对爱情矢志不渝追求的赞美与向往。

诗性表达还表现为文本中意象的异彩纷呈。《幻化》第一部中的“尘世间”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在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展开的。霍士斌三次出走滨河市：去陕北、去红柳村、去金山公司。这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行走，随着三个地方的故地重游，叙述的线索起到补叙的作用，在对过去的回眸中，霍士斌以往的刚正不阿、倔强，黎可夫从青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来的超脱、淡泊、善于克制，何人杰从参加革命最初时刻起就有的心计、阴险和对权力的热衷等等浮出历史地表。这些都是人世间的纠葛。“尘世间”意象是在“出走”的母题中逐步展示的。 《幻化》第二部以“日环食”为核心意象构筑全篇。此时，三位主人公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霍士斌重新登上省委书记的宝座；何人杰已经成为阶下囚，孤身栖居于通灵寺；黎可夫则已儿孙绕膝，在宁静淡泊中享受天伦之乐。每位主人公的心态和处境都形成了极大反差。作家以这一自然现象作为意象，取“一夜乡心五处同”和“千里共婵娟”的隐喻。日环食本来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自然中的日环食是共同的，社会中的人却昨是今非。三位主人公处境的变化，固然是某种政治运行方式的表现，更是从特定层面对人性的揭示与展览。作者由此使得看似神秘的政治冲突、政治斗争还原为人性的自我冲突和斗争，将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反思上升到对普遍人性的反思。《幻化》第三部中着力构造了“生与死”这一为人类所钟爱的意象。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华馨薇等一个个具体人物的死亡或者接近死亡。在霍士斌濒临死亡时，他的高干病房对面妇产科病房里，一位挣扎了一夜的母亲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婴，“嘹亮的啼哭声就像人世间一支最为美好的歌曲，令整个病房都充满了生的欢乐”。生与死就是这样无情并置，把一切人间权力和欲望都衬托得无足轻重。一切都是暂时的，“幻化”在“生与死”中永恒。

要在长篇小说中营造一种诗意充盈的氛围谈何容易，它不仅需要作家一直怀着饱满的创作激情，保持鲜活的诗性感觉，还要作家具备灵动神奇的艺术想像。《幻化》正是以其在语言上诸方面的探索和努力，将对于社会进步与人性进步的思考诗意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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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化》通过展现三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斗争生涯的省委书记相互纠结的生命历程、情感历程和心灵历程，透视百年中国社会变迁，反思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和社会生活的绮丽画卷。政治斗争作为前景贯穿全书始终，然而，张俊彪的立意显然并未止于此，而是努力超越政治精神视野，上升到人生精神、艺术精神乃至宗教精神的高度。

《幻化》呈现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进步与人性进步的深刻思考。小说以回望式的叙述结构，将战争年代、解放后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特定历史时期依次铺开，三位主人公霍士斌、何人杰、黎可夫贯穿始终，并以各自的性格变化体现着《幻化》这部小说的题旨寓意，深入表现了特定的政治如何通过它自身的方式影响着人的思想与品质，决定了人的命运与追求。《尘世间》中霍士斌的三次出走，引起对于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的追忆。革命是以指向理想未来为其价值目标的，革命总是与进步画上等号。作者洞悉了进步所呈现的美好图景之下的落后与黑暗面，通过何人杰、安再起等高级领导干部充满个人私欲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展现出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并不必然导向人性的进步，在现实生活和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着许多与革命斗争不相适应的消极落后的东西。《日环食》中，曾经深刻自省、对何人杰的前半生深为不满的霍士斌重新上台后，重复着何人杰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其行为、情状比当年的何人杰有过之而无不及。《幻化》对于人性进步的思考，始终表现出对当下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现实关注。沉痛的体验和深广的忧愤弥漫于《幻化》的字里行间。由此，以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为代表的人物，徘徊在事业的高峰与命运的低谷之间，他们的思想与道德、信念与操守、人格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在此获得检验，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沉沦与上升在这里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不同人物的心灵特质与性格特色也便在自然、家庭以及社会的多重交叠、复杂纷变的情境交织中呈现出来。

张俊彪认为，“文学和艺术只有再现了永恒的精神与普遍的人性，才能获得生命的光焰，闪耀出美的色彩与神韵。” “《幻化》最重要的是在通过文学的路径反映我理解世界和人生的心灵意识。”《幻化》力图用运动的辩证思维来审视社会历史和社会个体，透过政治身份、社会角色、家庭关系等重重帷幕而在人物身上展示出人性的世界，探究人的生存本性，描述并反映人性的复杂与嬗变过程。《幻化》将承载了历史与社会诸多负担的人物还原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描写。在小说中对人物政治是非、道德高下的判断，往往让位于人性的盈亏圆缺，灵魂的健全与残破的辨析。何人杰走下政坛后的精神变革寄寓着作者对于美好人性的期冀与赞美。此刻，作者不再是从政治历史的维度去透视何人杰，而是让他在囚禁中经过痛苦的思索而获得人生的彻悟，甘于归隐乡里参禅论佛，安享远离尘嚣的平和宁静之境。何人杰与华馨薇历经艰辛，最终一起回到家乡结为合法夫妻，在晚年营造起浪漫情调颇浓的爱情之巢，甚至捐出两人补发的所有退休金为家乡兴建小学，体现出大变故之后追求人性完善和灵魂救赎的一种人物类型。透过何人杰回环曲折的人生之旅，小说刻画出他人性中清浊互易、明暗轮回的幻变轨迹，其落点还在于人性的觉悟及生命意义的重新确认。霍士斌则走着与他相反的路径。叙述者为此感叹道：“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中，人是幻化着的一种对象。譬如人性深层潜伏着的欲望，特别是面对金钱、权势、美色的诱惑时，常常会突然失去理智而变得利令智昏起来。霍士斌也一样，无法例外，这是多大的悲苦啊！”这是作者关于人性、人生思考的演示，也可以说是某种理念的精神显现。透过霍士斌与何人杰的仕途起伏及他们在得势与失意时不同心态的描写与表现，《幻化》既让读者认识到人性的缺陷和不足，引发读者关于人性和人生，关于功利与道德，关于欲望与手段，以及胜败和得失、报复与宽恕等多种感慨，并激励读者为提升和完美人性而努力。此外，全知叙述者充分发挥其角色的优长，表达出超出文本具体人物事件之外关于人性进步的终极思考，《幻化》对于人物刻画并非单一地体现出人性中的负面东西，而是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展现出来，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对人性进步这一终极问题的思考。对人性深层潜在爱情的真、艺术的美和宗教的仁爱的揭示，使得对于人性进步的思考具有了超越的意义。而越来越浓厚的宗教情结，到“生与死”的生命临界点上集中地挥发出来，引人注目。也正因为此，这部作品跳出了时代的局限，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