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岳健

当前有些中国作家在创作中产生了这种困惑：作家们在表现消极、落后、阴暗、丑陋的时候，得心应手，很有感染力，也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是作家写光明、温暖、积极、进步、向上的时候，功力普遍不足，哪怕是写真人真事，也容易让人指为虚假写作。这就是说，当前中国有些作家正在逐渐丧失了那种在沉重生活中开掘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的艺术写作能力。除了社会原因以外，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艺在审美理想上发生了混乱和迷失，即不少文艺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

眩惑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王国维在引进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评论中国长篇小说《红楼梦》时提出来的。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所说的眩惑这个概念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媚美概念。19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在艺术的领域里的媚美既没有美学价值，也不配称为艺术。这种眩惑现象是与真美对立的。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指出：“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美国作家论文学》，赵永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8页。）可是，有些作家“描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罪恶，是失败者一无所失的失败，是既不带来希望，又不带来怜悯和同情的胜利，而这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创伤不会损伤永恒的躯体，也不留下疤痕。他们描写的不是心灵，而是内分泌腺”。1952年，匈牙利文艺批评家乔治·卢卡契在《健康的艺术还是病态的艺术？》一文中认为这种反常、病态艺术并不在于对病态的描写，而完全在于判断标准的颠倒。由于判断尺度的颠倒，最重要的标志就成了这样：渺小被当成伟大，歪曲竟成了和谐，病态的被当作正常，垂死的和死亡的被作为生命的法则。这样一来，艺术最重要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就丧失了。“现代艺术家们认为在道德和不道德、正当和错误之间没有什么差异。正如我们在纪德那里所看到的，这种超然转变成了一种对这种差异的激烈抗拒；在我们从美国美文学里看到的对犯罪和疯狂的赞美中，这种抗拒达到了它迄今为止的顶峰。”（《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52页。）卢卡契还深入地挖掘了这种恶劣的文艺创作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这是一个没落的阶级社会的产物。“艺术家对社会的错误态度是他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厌恶；这个社会又同时使他与所处时代的巨大的、孕育着未来的社会潮流相隔绝。但这种个人的与世隔绝，同时也意味着他的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变形。这类艺术家在所处时代的进步运动中都做了徒劳的短暂的客串演出，而最终经常是成了死对头，如纪德或马尔罗。”（《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448—449页。）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损害。”（《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8页。）威廉·福克纳和乔治·卢卡契所批判的这种病态的艺术现象不幸在当前中国文艺中大量地涌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比较严肃的艺术追求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颠倒黑白、颠是纳非的现象，即有些文学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在当前文艺创作中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一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的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过去，有些作家非常迷惘，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的新生的未来的力量，而是拜倒在金钱这种“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马克思语）的颠倒黑白的力量面前。现在，不少作家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的新生的未来的力量。他们混淆黑白，颠是纳非，创作了不少粉饰现实、迎合狭隘需要的文艺作品。有些文艺作品所描写的一些“成功人士”，只有潇洒和漂亮的“成功”，而没有任何艰难的拼搏和奋斗，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艰苦创业，更看不到广大基层民众的默默奉献和牺牲。这种轻而易举的成功无疑助长了人们的不劳而获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一些反腐败文学作品，那些腐败分子花天酒地，穷凶极恶，而反腐败英雄则是贫困交加，困难重重。我们感受不到基层民众反对腐败的力量，更难以看到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这个提倡和鼓励大家先富起来的时代氛围里，这些肤浅的描写不是引起人们对腐败的憎恶，而是引起了一些人的羡腐意识。

这种以眩惑诱惑人心恶劣倾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中国有些作家的审美理想发生蜕变的产物。在近20多年里，中国当代有些作家的审美理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蜕变。一是消解神圣。有些作家不是在沉重生活中开掘真善美，而是消解真善美。这种对神圣东西的消解，根本不分辨神圣的东西的真伪和是非，而是将一切神圣的东西一律庸俗化。二是渴望堕落。渴望堕落的作家漠视这种价值高下的判断，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三是单纯追求生理快感。当神圣被消解，价值高下的差别被遮盖，生理快感就成为当前有些中国作家追求的目标。有些文艺作品把表现人的“动物的机能”作为开掘“人性深度”，作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有人对这种畸型的艺术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引导，认为“后现代性的使命，它的伟大实践，就是要让身体培植快感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摧毁了各种各样对身体的规训机器，这包括律法、监狱、理性以及无处不在的控制性生活实践”，“身体在此则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它活力四射，外溢莽撞，它是一架脱轨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欲望行动在本质上不是弥补性的，不是对匮乏的填充，相反，它的行动是胡作非为，它的领域是游牧，它的节奏是奔突，它的风格是革命，他的使命是解放。结果，永远流动的欲望机器冲垮了一切既定秩序，不论这种秩序采纳的是什么形式，只要它是僵化的形式。就此，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可见，这种畸型的艺术活动仅仅与人的感性本性相联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的表现。如果说在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那么，现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观则是一种历史倒退。康德的美学思想种下了这种弊病的病根。康德把人的活动分为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认识活动又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实践活动又分为互相联系的意志和情感两个方面。接着他就在这个体系中替审美活动或艺术活动找一个适合的位置，把它分配到感性认识那方面去。“界定就是否定”，康德的界定就带来了两个否定，一个是否定了审美活动与逻辑思维所产生的概念有任何牵连，另一个是否定了它与实践方面的利害计较和欲念满足有任何牵连。这样，真善美就成了三种截然分开的价值，互不相干。康德的出发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观。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观遭到了19世纪科学界的有机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清算。什么是辩证的有机观呢？歌德在《搜藏家及其伙伴们》中第五封信里说得好：“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的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整体，这种单一的杂多。”要“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整体”，艺术活动就必须发动和发展艺术家自己的和受众的全副意识、意志和情感的力量和全身力量，做到马克思论生产劳动时所说的“从劳动中感到运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各种力量的乐趣”。

从世界美学史上看，这种恶劣倾向不过是德国诗人、戏剧家和美学家席勒在18世纪末期所批判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沉滓泛起。席勒指出，感官上的欢娱不是优美的艺术的欢娱，而能唤起感官喜悦的技能永远不能成为艺术，“只有在这种感官印象被艺术计划所安排、所增强或者所节制，而计划又通过观念被我们所认识的时候，才能成为艺术。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能成为自由的快感的对象的那一部分，才是属于艺术的。也就是说：只是使我们的理智得到欢娱的、在安排上所表现的趣味那一部分，而不是肉体上的刺激本身：这种刺激只会娱乐我们的感性官能而已。”席勒结合当时艺术创作实践作了解剖和批判。席勒认为，我们的许多小说和悲剧，特别是市民剧（介乎喜剧和悲剧之间的中间剧种）和受人欢迎的家事图画，它们仅仅引起眼泪流干和感官情欲的轻快；精神却成为空空洞洞的，而人的高尚力量全然不由此变得强大。最新流行的音乐也似乎只有以感性为目标才是精美的，因而也迎合占统治地位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只需要令人愉快的搔痒的东西，不需要吸引人、强烈感动人和提高人的东西。一切使人熔化的东西都受到偏爱，它们通过熔化或松弛仅仅使感觉快乐，而且仅仅与人的外在状态有联系，与人的内在状态却没有联系。感官在尽情享受，但是人心中的精神或自由的原则却成为感性印象的强制的牺牲品。所有那些仅仅使感官痛苦而对精神没有补偿的情绪激动程度也被排除在外。 它们用痛苦压制精神自由并不比那种用肉欲的压制更少些，因而就只能引起厌恶，却不能引起配得上艺术的感动。席勒在《关于在艺术中运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一文中严格地界定了庸俗鄙陋的事物，并且提出了艺术卓越的处理办法。庸俗的事物就是一切不诉诸精神并且除了感性兴趣以外不引起任何其它兴趣的事物。鄙陋的事物比庸俗的事物还要低一个等级，它与庸俗的事物的区别在于， 它不是单单表现为缺乏才智和高尚的某种消极的东西，而是表现为某种积极的东西，即感情的粗野、恶劣的风俗和卑鄙的思想。庸俗的事物仅仅是缺乏一种想要有的优点，鄙陋的事物却是缺乏一种可能向每一事物要求的性质。席勒认为：“虽然有成千的事物由于自己的质料或内容而是庸俗的，但是，通过加工，质料的庸俗可以变得高尚，所以在艺术中讲的只是形式的庸俗。庸俗的头脑会以庸俗的加工作贱最高尚的质料，相反卓越的头脑和高尚的精神甚至善于使庸俗变得高尚，而且是通过把庸俗与某种精神的东西联系起来和在庸俗中发现卓越的方面来实现的。”一个诗人，如果他描述微不足道的行为，却粗枝大叶地忽略意义重大的行为，就是庸俗地处理他的题材。如果他使题材与伟大的行为结合起来描述，他就是卓越地处理题材。可以说，不少当代中国文艺作品存在席勒所批判的种种不良现象，就是没有遵循席勒所指出的这种美的规律创造。

而当前中国有些作家之所以不能遵循席勒所指出的这种美的规律创造，是因为他们缺乏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能力，不能认识到处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的未来的真正的人。他们不能摆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影响，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即着意表现歹徒的善心、汉奸的人性、暴君的美德，把富人描写成穷人的救星，把在财富和权力上占有优势的群体描写成站在道德高地的偶像。这些作家不能正确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不能正确地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只是看到历史发展的正不压邪的暂时阶段，而看不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不到未来的真正的人。因此，他们感受不到真美的力量，只好以眩惑诱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