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华

从事中国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家正处于两难之境，一边是具有高贵 、雅逸精神的传统文化，一边是迫不及待的大众审美需求。如何扎根传统 、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是每一位关心中国画前途的有识之士的使命。在当代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视觉效果成为中国画改革最直观的问题，面对视觉化时的态度及如何选择，也将成为有志于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需要解决的课题。中国画是中国文化多方面影响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限于篇幅，本文只浅谈当代中国画与大众视觉化取向的关系。

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即它的文化本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表现内容和画面处理上坚持意境化追求；2、在表现方法上坚持书法性原则。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与画的结合，早在王维的年代即已发展成熟。“诗画本一律”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肯定的一条重要原则，诗对于画的作用体现在:（1）托物言志，赋予绘画题材特殊的人格寓意，如梅、兰、竹、菊等；（2）在绘画的意境上体现出诗的意味与情趣，特别是属于逸格的“元四家”等文人画家笔下的萧散简远的山水，和“南宋四家”等笔下苍劲的山水；（3）在画面上题诗，以文字对画作含义进行直接说明和阐释，这一点是外在的，它与前两点共同作用，使中国画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书法在绘画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如果说苏轼所提出的“诗画本一律”主要表现在二者意境上的融贯。那么，元人提出的“书画本来同”则更多地表现在绘画的语言方面。书法在绘画中的作用有两个:（1）将书法的形式构成和审美特质融进绘画，使之成为绘画的主要技术手段，即变“画画为写画”；（2）以书法形式的文字题写诗文或作画的感想，起着烘托画面、深化题旨的作用。

传统中国画这种诗画联姻的特殊结合，使得中国画注重精神性文化内涵，而不太注重物质性的视觉效果。书法的介入，使中国画没有选择真正的写实与彻底的抽象，而是在“气韵生动”和“似与不似”的笔墨情趣中游走。这一特质，使得中国画在外部的视觉感上不够强烈，缺乏西方绘画的那种视觉冲击力，但它在内部的文化品位上独树一帜。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直接的视觉观感在当代社会的艺术审美中有着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受众艺术认知能力的局限，对艺术审美仅停留在直观化和浅表化的层面。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艺术家的视觉化取向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艺术的大众化既然成为一种趋势，受众对于艺术欣赏的要求必然越来越直观化和便捷化。那么，艺术家对于视觉性的态度、怎么选择及选择多少，这是就会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历史上成功的范例不在少数，晚明的陈洪绶和清末的海上诸大家曾顺应时代潮流，打破雅俗之间的壁垒，对新的社会思潮作出了敏感反应。另外，现代绘画史上的傅抱石和李可染等人亦在加强中国画视觉效果方面取得较大成功。傅抱石留学日本后改变了画风，弱化了线条，增加了水色晕染的块面造型和氤氲朦胧的特殊效果，使其作品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风貌。李可染更是从伦勃郎的油画中获得启示，突出明暗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力。

处于当代中国画改革的进程中，加强中国画的视觉性，必须以尊重中国画的文化种姓和艺术本质为前提，有主次之分。中国画本身就是一种融合的艺术，在选择西方绘画中的有益成分时，不要停留在表面的形式构成上，更应注意的是其内在的艺术精神和美学原则。视觉性并不是西方绘画的专利。绘画材料、艺术趣味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东西方绘画处于一个事物的两端。面对视觉性与精神内涵，在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完全视觉化与完全强调精神内涵都是不可取的。在强调视觉效果的西方绘画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精神内涵。同样，中国画也应扬长补短，让视觉的表象与高度的精神内涵融为一体。当然，这种互补不足的方式是一种折中的改良方案，能否成功还有待于艺术实践的最终检验。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尹雨